“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按照《左傳》的說法，望秦嶺、依渭河的陜西寶雞確實是養育龍的地方。1971年，一個名叫“龍”的16歲男孩在這里開始踏上中國體育版圖。34年之后，這個男孩在知天命之年，借入主足協之機，一夜成名天下知。在接管中國體壇經濟實力最雄厚、受關注程度最高的協會之后，他已經正式進入中國體育最為敏感的中樞神經。這個男孩就是謝亞龍，媒體把他稱之為“謝掌門”、“龍王”，而他本人更喜歡大家站在一個平視的角度叫他“謝亞龍“或者“亞龍同志”，在他看來，自己真的就是一個平凡的人。     34年前，在寶雞，絕對不會有人稱呼他“亞龍同志”，長輩親昵地把這個懂事乖巧的小男孩叫作“小龍”或者“亞龍”，而在同齡人的圈子里，謝亞龍還有一個頗有些洋派的外號“阿格龍(隆)”。時光荏苒，34年后的今天，當年與其關系最好的彭貴明也無法回憶起這個外號的由來。“或者是來自于某一本書或者電影，或者根本就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小時候大家都叫我‘黑娃’，其實我一點兒都不黑。”這個寶鐵機務段的保衛科干部頗有些得意地說。     寶雞的體育明星     彭貴明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與謝亞龍見面的情景。“現在算起來，應該是1971年暑假，可能是6月份的某一個星期日，天氣熱得已經可以穿短袖短褲了。一天中午我正在寶鐵一中的籃球場上打籃球，一個身材瘦小的家伙走過來問我們他是否可以加入。謝亞龍當時頂多有1米66、67的樣子。而我們其他幾個人身高都在1米75以上，所以一開始我們并不愿意他加入，因為當時人手不夠，就算了他一個，沒有想到這小子打得還真不錯。不僅身體靈活，速度快，打球還有一股子狠勁。快回家的時候，他走過來問我，寶鐵一中有沒有籃球隊，自己可不可以加入。”     暑假過后再開學，謝亞龍已經成為了彭貴明隔壁班的同學。憑借出眾的速度和技術，以及一些裁判看不到的“陰招”，他成為了彭貴明在寶鐵一中籃球隊的隊友。     生于巴渝，長于秦川。在寶雞這個西北小城，從重慶轉學而來的謝亞龍理所當然被看成“大城市娃兒”，他也一度成為引領寶鐵一中時尚風潮的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穿的一雙白網鞋，在當時這絕對是非常時髦的東西，當時我們只是在西安的商店里見過，從來沒見過有人穿。”不過，這種特殊的地位并沒有保持多久，因為寄人籬下，堂哥的家境也并不理想，曾經的時髦青年謝亞龍在半年之后，就泯然眾人矣。    “大城市娃兒”，這層光環的褪色并不影響謝亞龍成為寶雞中學生中的焦點人物。憑借在重慶上學時所打下的良好體育基礎，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后，他成為了寶雞當地的體育明星。     謝亞龍入選寶雞市中學生田徑隊的經歷頗有些傳奇色彩。在他之前，寶雞中學生100米紀錄一直被寶鐵一中一個姓劉的男孩牢牢霸占。謝亞龍不服氣，于是兩人的比賽就在寶雞的大街上展開。結果16歲的謝亞龍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勝，他把對手甩下了將近5米的距離。一個路過的體育老師注意到謝亞龍居然穿著一雙膠皮涼鞋，第二天，他把這個“小重慶”叫到了自己的辦公室……     斯人已逝，關于謝亞龍從重慶轉學到寶雞的原因，已經沒有人能夠給出準確的答案。而1971-1973年間的謝亞龍似乎非常不情愿提起自己的家庭。只是有一次他告訴彭貴明，自己的家住在重慶市沙坪壩區小龍坎附近，父親是河南人，母親是重慶人。在解放軍南下解放重慶前，他的父母曾經在寶雞附近的蔡家坡工作過。轉業到重慶之后，謝父在重慶當地的機要部門工作，母親則曾經出任沙坪壩派出所的所長。    孤兒般的高干子弟     謝亞龍是以“孤兒”的名義從重慶轉學到寶雞投靠自己堂兄的。而實際上，這個堂兄與謝家之間的關系并不親密，甚至有點曲里拐彎。“現在回憶起來，他的堂兄似乎并不姓謝，好像是姓李。”彭貴明說。     這樣的特殊關系加上當時特定的生活條件，注定了謝亞龍在寶雞無法得到更多家庭的溫暖。據彭貴明回憶，謝亞龍堂兄也是鐵路職工，當時就住在寶雞市上馬營的鐵路職工公房，與彭家算得上是半個鄰居。謝家堂兄自己也有三四個孩子，這個并不富裕的家庭突然多了謝亞龍這樣一個吃閑飯的，其間的尷尬不言自明。“他當時和堂嫂的關系有些緊張，經常在外面訓練或者玩到很晚才回去。有時候我們在一起玩到吃飯的時候，他就直接去我家吃飯。”     彭貴明家當時經濟條件不錯，每頓飯至少都有白米飯吃。更為重要的是，彭貴明的父母都是四川人，對于這個小老鄉，他們骨子里帶著幾許憐愛。特別是彭貴明的母親，簡直把“孤兒”謝亞龍當成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     謝亞龍也喜歡到彭貴明家吃飯，彭家的白米飯、酸菜、辣椒遠比泡饃、臊子面對少年謝亞龍的吸引力要大得多。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直到謝亞龍被上調到陜西田徑隊之后，彭貴明才知道謝亞龍的父母健在，而且謝父還在當地擁有很高的職務。“據我分析，謝亞龍之所以被送到寶雞生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其父母嫌重慶當地的學習環境不好(頗有些孟母三遷的意思)，害怕影響到他的成長。寶雞這個內陸的小城市，受十年動亂的沖擊畢竟要小得多。另外，我感覺謝亞龍跟他父親的關系可能不是非常親密。他當時正處在一個青春叛逆期，性格上與部隊出身的父親幾乎格格不入。在這種情況下，謝父一旦對自己兒子的行為有看不慣的地方，其教育方式絕對不可能是和風細雨式的。”     離開父親的束縛和羈絆，1971-1973年間的謝亞龍生活得充實而頗具成就感。因為在體育方面的特長，他和彭貴明、管克在寶雞的中學生中贏得了“田徑三杰“的稱號。在那個“動物兇猛”的歲月，他們躲在屬于自己的象牙塔里默默經營著自己的事業。寶雞市的三跑(100米、200米、400米)、三跳(跳高、跳遠、三級跳)和三投(手榴彈、標槍、鉛球)紀錄分別被這三個弱冠少年壟斷，直到十數年之后才被打破。     籃球高手足球不行 少年時代的謝亞龍性格外向而略帶侵略性，他并不滿足自己在短跑項目上所獲得的成就，常常會提出在跳高或者標槍上與彭貴明或者管克一決高下。一直到一次跳高時腳踝嚴重扭傷，這種內部決斗才算徹底結束。     籃球是除了田徑之外三人發泄精力的主要內容。他們偶爾也踢足球，不過，時至今日，彭貴明依然看不上謝亞龍的足球水平。“雖然當時大家的足球水平都不高，但是在我看來，謝亞龍的足球水平還是有點過于業余。按理說他速度那么快，應該具有一定的殺傷力，但是上場之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謝亞龍腳法粗糙，而且對抗能力也比較差，所以后來我們踢球基本上不再愿意帶他一起玩。”     一到籃球場上，謝亞龍就成為了絕對的明星，他的帶球快速突破和防守時的“小動作”幾乎到了專業的水平，這讓他大多數時候在球場上顯得光彩照人，不過也難免有弄巧成拙的時候。     1972年，在籃球隊內部訓練賽中，1米67的謝亞龍因為一些手上的小動作惹怒了1米80的隊友，兩人的戰斗隨即開始。憑借靈活的身體，在這一戰中，謝亞龍居然沒有吃虧。他在對手的胳膊上抓出了一道血口子，而對手舉起磚頭要拍謝亞龍時，卻被他就地打滾靈巧地躲過。 就連彭貴明和謝亞龍之間也動過粗，那是在寶雞體育場邊的運動員宿舍里。瘦小的謝亞龍憑借在大通鋪間的輾轉騰挪居然把彭貴明這個1米78的大漢弄了個沒有脾氣。這口悶氣讓“黑娃”至今耿耿于懷：“房間里太擠，我實在逮不住他，要是在空地上，看我不把他摔個半死。”     這兩場戰斗的勝利也成為了謝亞龍炫耀的資本。他曾經給彭貴明看過一張自己在重慶時與一個好朋友的合影，并神神秘秘地告訴彭貴明，自己這位最好的朋友從小練武，小小年紀已經達到了單手劈磚的水平。頗有些“武力威懾”的味道。    女生的崇拜偶像     雖然那個年代自由和開放程度遠不是如今所能比，但是處在青春期的謝亞龍、彭貴明偶爾還是會感受到一些朦朦朧朧的情感紛擾。田徑訓練占據了大部分時間，他們很少回學校上課，但是這并不影響謝亞龍成為寶鐵一中和渭濱中學女生崇拜的偶像。謝、彭二人私下里也會談論一些漂亮、可愛的女生，不過，公開的行動則完全沒有。“否則就會一夜之間變成大毒草”，如今彭貴明想起來仍會啞然失笑：“謝亞龍眼界高，也沒有特別看得上眼的。”     如果按照“大毒草”的價值標準進行評判，謝亞龍算不上根紅苗正。他的歌唱得不錯，私下里，這個“毛主席的紅衛兵”喜歡偷偷哼唱前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這是一首描寫愛情的歌曲：深深的海洋，你為何不平靜/不平靜就像我愛人/那一顆動搖的心/年輕的海員，你真實地告訴我/可知道我的愛人/他如今在哪里/啊，別了歡樂/啊，別了青春/不忠實的少年拋棄我。不過那個年代屬于絕對的“黃色歌曲”，100%的“大毒草”。     時光如水，圍繞1973，謝亞龍與他的小伙伴在人生道路上開始分道揚鑣。因為在那一年4月的陜西省中學生運動會上破了100米的省少年紀錄，謝亞龍被陜西省田徑隊教練許兆書選進了省田徑隊，而彭貴明本來有讀鳳翔師范的機會，但是他最終放棄，選擇下鄉。三年之后，彭貴明回到寶雞成為了一名鐵路工人，而謝亞龍則認準了體育這條路，一路走下去。    文化體育兩手硬     態度決定一切，彭貴明認為人生道路的差異其實在兩人的性格上早早已經注定。“他跟我們有些不一樣”，現在回憶起來，彭貴明只有輕輕感嘆：“那個時候他就跟我說過，要么就不要搞，要搞了體育就要搞好。但是我當時聽不進去，我搞體育主要是出于興趣。后來成績上不去了，也就不想再練下去了。”     謝亞龍對于文化學習的重視也被彭貴明認為是他能夠在體育的道路上一路往上走的重要原因。“當時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市里訓練，雖然學籍在寶鐵一中，但是基本上沒有在這上過課。大部分課在渭濱中學上，不過也是斷斷續續，只有1972年的時候曾經有過4個多月的系統學習。訓練之余，我們喜歡到麥場摔跤，但是謝亞龍從來不參加，他似乎不屑玩這種東西，說我們是胡鬧。”     靜下來的時候，謝亞龍更愿意看看書。當時那個年代，除了課本之外，他幾乎很少能夠閱讀到其他的文字。在各項大小賽事中謝亞龍獲得了一大堆“雄文四卷”和“老三篇”(毛主席著作：《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作為獎品，但是這些東西很難激發起他的閱讀欲望，被碼成一摞放在宿舍的床下。1972年，謝亞龍所寫的一篇魯迅小說《故鄉》讀后感，被渭濱中學的老師當成范文在年級傳閱。“當時老師罵學生都會拿著這篇文章——‘看看人家集訓隊的人都能寫成這樣，你們整天在干什么？’”另外據說，謝亞龍的毛筆字也有一定基礎，當時寶雞市各項挑戰賽的海報都是他一手包辦。    從運動員到白面書生     謝亞龍在陜西省隊的時候，彭貴明還經常會去看他，1980年，謝亞龍考上了北體大，兩人之間的聯系開始逐漸減少。謝亞龍從北體大畢業到1999年西安城運會之間，除了偶爾有書信聯系之外，彭貴明跟他只見過兩次面。“一次是1989年前后，當時他在給伍紹祖當秘書。我們寶雞要蓋一個體育館，體委主任李伯俠知道我跟他關系好，所以讓我去北京找他看能不能想想辦法。那時候他剛結婚，老婆好像懷孕了。我在北京呆了兩天，那一次謝亞龍讓我特別吃驚，他的身體似乎不太好，壓力很大，完全沒有當運動員時候黑黑壯壯的樣子。我當時還納悶，一個運動員一進北京怎么變成白面書生了？”     “還有一次是城運會后，他回寶雞請老朋友到義和賓館吃飯。那個時候他已經顯得非常成熟穩重，舉手投足之間都頗有些大領導的派頭和風度。吃完飯，他還專門把我叫到一邊，詢問了我媽的身體情況。”     謝亞龍走后，彭貴明給他寫了一封信，拜托他給一個朋友的兒子安排工作，謝亞龍回信表示，大學生早已經不包分配，所以自己也沒有辦法。 “幾乎每次見面，我感覺他這個人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他比較早熟，對很多問題的看法超前。現在想來，謝亞龍似乎早在1972年前后決定搞體育時開始，就已經看清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接下來只不過是在這條道路上一步步走下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