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曾經說過，“如果經濟學理論可以選美的話，李嘉圖的比較優勢一定會摘得桂冠。”的確，該理論令人信服地證明，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只要遵循“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原則積極參與國際分工，都會無一例外地增進本國福利；相反，任何限制自由貿易的做法都會損人又損己。因此，沒有誰會對開放貿易有所保留。 　　崇尚自由貿易的主張由此成就了這位“世界小姐”。然而，世界似乎并沒有像理論家那般地癡迷于她的優美。中國自身的遭遇是最直接的明證。從“入世”談判到“入市”之辯(指是否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我們一路走來，并不平坦。最近，歐美推動紡織品“設限”稍有平息，又傳來中國鞋歐洲遭遇反傾銷的消息。歐盟的如意算盤是:對中國鞋反傾銷調查將分三步走，繼歐盟委員會將于近日啟動對中國產的勞保鞋實施反傾銷立案調查后，預計又將分兩個階段對中國產紡織面料鞋和皮面皮鞋實施反傾銷調查。可見，“中國制造”在世界各個角落攻城拔寨的同時，也備受“圍追堵截”。這表明，即便是在WTO框架下的后配額時代，國際貿易的自由天空也并不明朗。那么，比較優勢這樣“美”的邏輯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呢？ 　　世界上沒有絕對真理，比較優勢理論也不例外。后來有人指出，該理論的完全成立必須滿足多達16個的前提假設！比較優勢理論雖幾經發展，但總的說來，一個重要的假設被接受下來，即假定國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而且價格競爭是唯一的方式，這無疑為比較優勢理論涂抹了一層“田園詩”般的色彩。除了成本價格因素以外，跨國公司當然還有眾多的市場勢力來源。更重要的是，國際貿易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載體，直接商品交換的好處很多時候還會受到諸如政治、軍事等其他因素的干擾。下面幾點說明將進一步表明自由貿易很難從經濟交換這一視角推演得到。 　　首先，自由貿易雖然能夠實現“雙贏”甚至“多贏”，但實際交換比例的確定并不和諧。假定面包和帽子的交換比例只要在1:5和1:10之間，貿易雙方都可獲利。但是最后的價格到底如何卻不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它涉及到貿易兩國之間的財富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誰應該更多地享有貿易帶來的好處。這無疑是一個煞費苦心的討價還價過程，最終的結果取決于雙方的談判能力，這要由各國的相對實力來決定。而限制商品自由進口就成了談判的前提條件——如果別國商品已經長驅直入，商品價格就完全由兩國的市場情況決定，政府也就沒有干預的余地。 　　其次，對于富裕國家來說，自由貿易在增進本國福利的同時，也可能削弱自己的領先地位。我們知道，通過國際貿易，各國的要素收入有一種均等化的趨勢，這是資源在世界范圍優化配置的結果；換言之，自由市場經濟類似于一種連通器——不存在任何壁壘的情況下，各國的人均收入會趨同。這表明，雖然各國按比較優勢進行國際交往并可實現互利，但發展中國家將會在此過程中向發達國家“靠齊”。 　　理論上說，自由貿易確實可能實現世界“大同”，然而，這是發達國家愿意看到的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雖然它們也會從中受益。我們可以認為一個國家的目標有兩個:一個是本國居民收入的絕對提高，另一個是相對于其他國家的相對提高。國家之所以關心自己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是因為保持對別國的相對優勢是談判能力的源泉，而談判能力是確定價格，進而優化本國貿易條件的關鍵。 　　這樣看來，對發達國家來說，自由貿易顯然是把“雙刃劍”:可以增進本國的福利，但也會給落后國家提供“后發優勢”。發達國家當然不愿與大家平起平坐——畢竟，大多數人都愿意做一個手握大權的封建君主，而不愿做一位現代公民，雖然前者沒有家電、汽車，但卻享有無上的權力。所以，國際貿易永遠存在，但永遠不會完全自由。 　　再次，貿易雖然能增進國家整體福利，但可能會損害一部分人利益。從中國進口鞋子和服裝，歐盟可以將相應的勞動力和資源轉移到其他部門，比如去釀造更多的葡萄酒，用增加的能換到更多的鞋子和服裝。但是對本國生產鞋子和服裝的工人來說，可能要面臨一段時間的失業，特別是對企業主來說，會破產倒閉，至少是生產減少。他們當然不愿為增進一般消費的福利而去做嫁衣裳，政府就可能會受到他們的游說并限制鞋子和服裝的進口。自由貿易政策因此再次被束之高閣。 　　最后，自由貿易還可能陷入臭名昭著的“囚徒困境”。中美兩國當然都知道實現自由貿易的對雙方都有好處，但誰先邁出“友好”的第一步呢？假設中美達成開放協議，中國打算廢除各種貿易壁壘，但是誰又能保證美國會信守諾言呢？當然，美國也會有相同的顧慮。最后，貿易的自由化只能試探性地亦步亦趨地“爬行”。隨著談判國家的增多，達成一致的難度也就越大。結果，世界各國就像一團互相緊緊鉗制的螃蟹，在自由貿易的光明大道上寸步難行。 　　總之，實現自由貿易就像上天堂，每個人都想去，但都不想去得太早！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道路仍布滿荊棘，要分享自由貿易的甜美果實，所需要的不僅是勇氣和智慧，還有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