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端頻仍 自信面對 　　中美紡織品爭端有愈演愈烈之勢：盡管美國政府9月底宣布，再次推遲決定是否對我4種輸美紡織品做出設限，但10月5日又宣布考慮對13個類別的中國紡織品設限。 　　其實，除紡織品爭端外，今年以來中國遭遇貿易爭端處于不斷上升之中。盡管如此  ，這些爭端的解決過程中，中國越來越表現出一種自信。這種自信來自于，通過真誠合作而非“對抗”解決爭端。而在此過程中，中國正實現著從數量意義上的貿易大國，向實質意義上的貿易強國的轉變。     貿易爭端“愈演愈烈”     用“愈演愈烈”來形容中國面臨的貿易爭端態勢，可以說毫不為過。     首先是今年1月1日全球紡織品貿易取消配額后，歐美援引中國入世協議中的“242條款”，對中國紡織品頻頻設限，無疑是今年眾多貿易爭端中最為耀眼的“亮點”。其中，中歐紡織品爭端，經過雙方艱苦談判，已于今年6月11日在上海達成協議；隨后意想不到的中國輸歐紡織品“壓港”問題，也于9月5日在北京得到解決。而中美紡織品爭端，雖經五輪磋商仍無結果。     商務部公平貿易局提供的數據表明，截至今年8月底，除242紡織品特別限制外，共有13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發起貿易救濟調查44起，涉案金額高達15.4億美元。其中，反傾銷調查35起，一般保障措施調查4起，特保調查5起。“雖然貿易救濟案件數量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案金額增長22.5%。”該局局長王世春說。     進一步的數據則表明，美國今年對我國7種產品發起關于知識產權侵權的“337項調查”，涉案金額達十數億美元。此外，國外還陸續出臺一系列技術法規和檢疫標準，其實施后的負面影響尚難以準確量化。     據介紹，在今年頻頻發生的貿易爭端中，一些新現象值得重點關注。如，歐盟今年對我國反傾銷調查勢頭較猛，涉案金額已達9億美元，占同期我國貿易救濟調查總涉案金額的60%，以往罕有類似情況；盡管美國對我國的反傾銷調查數量有所減少，但對我國進行知識產權調查的案件卻日益增多，而且還通過修改反傾銷規則等手段加緊在制度層面對我國實施貿易限制；發展中國家與我國不斷出現摩擦新熱點，今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發起貿易救濟調查29起，占案件總數的66%等等。     合作而非“對抗”解決爭端     中歐上月就“壓港”紡織品達成協議后，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過去的貿易量很小，現在的貿易量很大。不僅紡織品有競爭力，其他不少產品也具備一定的競爭力”。總量大了，競爭力又這么強，“由此產生貿易摩擦，談判也就成家常便飯了”。     薄熙來還認為，貿易摩擦、談判是絕對的，長治久安是相對的。“按照哲學的規律，必然是摩擦、談判，再摩擦、再談判。而每一次摩擦和談判之后，（與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關系就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言語之中，對于不斷上升的貿易爭端態勢，不經意表露出了中國的一種自信。商務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說，這種自信來自于“中國找到了合理解決貿易爭端的辦法，就是合作而不是對抗”。     中歐之所以能夠兩次就紡織品問題達成協議，用薄熙來的話講，最重要原因是雙方“秉承互諒互讓、真誠合作的精神”，這應成為我們“合理解決其他貿易爭端時可資借鑒的范例”。     反觀中美紡織品問題歷經五輪談判仍未果，與美方在此問題上多“對抗”與“高壓”、少合作不無關系。今年中美紡織品談判前后，中方表現出了極大的合作誠意，如加征紡織品出口關稅、實施紡織品臨時出口管理措施、組織采購團赴美采購棉花等。“但美方將紡織品問題與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赤字等無理掛鉤，表現出了強烈的國內政治化傾向，同時一味增加對華紡織品設限范圍，力壓中國作出過多讓步。”梅新育說，“這種方式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顯然，以合作的方式解決貿易爭端，能達到互利共贏，而對抗容易兩敗俱傷。     在合作中邁向貿易強國     事實上，通過合作謀求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中國國家整體戰略的主線。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9月15日在聯合國總部紐約發表演講指出，“要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是時代的主旋律”。他進一步指出，“中國將堅定不移地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     華東師大國際與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馮紹雷認為，和平與發展是2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中走向現代化的戰略方針。總結20多年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和經驗，可以進一步得出結論：以合作的方式來實現和平與發展。     具體到經濟發展層面，中國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更離不開“合作”這兩個字。     中國遭遇的貿易爭端頻發，其中既有貿易保護主義等外部因素，也集中反映了我國對外貿易中的結構性問題：長期以來注重出口甚于進口；出口中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產品比重較高，且出口市場相對集中于少數地區；出口競爭力以成本價格為主，品牌、核心技術仍較弱等。歸結到一點就是，盡管近幾年來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排名連年上升，但這更多是量的擴張而不是質的提升，即中國是一個貿易大國而非貿易強國。量的擴張很容易招致他國的反對，貿易爭端由此產生。     “因此，中國在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型中，必須考慮到如何與發達與發展中貿易伙伴更多合作、更少對抗，以實現互利共贏。”梅新育表示。     顯然，這對中國政府和企業的智慧是個嚴峻的考驗。如對政府而言，在與貿易伙伴的合作中，談判、討價還價是必不可少的。要成為一個貿易強國，政府應具備比較熟練、高水平的談判能力。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對此曾有過形象的表述：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我們的談判能力不應是“發展中”的，面對諸多發達國家，我們應該具備比較“發達的”談判能力，這樣才可能在貿易談判中維護國家利益。     對于企業而言，低成本、低價格是現實競爭優勢所在，但這不應成為中國企業開拓國際市場一勞永逸的“撒手锏”，更不能成為中國產業的長期貿易利益所在。實現競爭優勢向高層次的品牌、技術等方面轉移，才是中國企業成為貿易強國的根本出路。     一年前在西班牙發生的“焚燒中國鞋”事件，讓不少中國企業損失慘重。梅新育從中看到，“要規避這些風險，企業除了要有能搏殺國際市場的一身‘硬功夫’外，還要學會爭取當地民心的‘軟功夫’。如在擴大出口的同時，必須考慮到不能對當地市場造成過度沖擊，在當地樹立一個良好形象；在取得利潤的同時，更要考慮在實現自己商業目標與融入當地社會文化之間建立一種均衡。”     對于世界其他國家來說，政府如何引導本國產業正確看待中國經濟的發展，充分利用由此帶來的機遇，企業如何主動進行結構調整以趨利避害，也需要有以合作求共同發展的積極心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如何進行有效合作、進一步減少對抗，從而在全球貿易中實現互利共贏，不僅是對中國政府和企業智慧的考驗，也是對所有國家政府和企業智慧的考驗。”梅新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