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省份的最低工資標準低于國家標準”，當日前一份調查得出這個結論后，我們驚訝地發現，作為邁過萬億GDP的大省河南，也存在這個問題。

　　我省最低工資標準低于國家標準多少？我省最低工資標準，是否急需調高？

　　【主持人】今報記者李春曉 【爭鋒雙方】省勞動廳工資處助理調研員 黃征宇 河南

財經學院經濟系教授霍彥立

　　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不是當務之急

　　□黃征宇

　　“社會平均工資法”只是一個參照因素，并非強制性標準。河南最低工資標準其實很接近月平均工資的40%。如果最低工資標準過高，將給企業經營帶來沉重包袱。況且，我省去年剛剛調高過這一標準。

　　我省最低工資標準并非過低

　　河南最低工資標準并非過低，最低工資標準要達到月平均工資的40%～60%并非強制性標準。最低工資標準目前存在最大的問題在于企業落實的力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非當務之急。

　　從2005年10月1日起，我省月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為480元/月、400元/月、320元/月，小時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為7元/小時、6元/小時、5元/ 小時。月最低工資標準適用于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小時最低工資標準適用于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月最低工資標準不包含職工個人應繳納的各項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 積金。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包含應繳納的各項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

　　“社會平均工資法”只是一個參照因素，并非強制性標準。河南最低工資標準其實很接近月平均工資的40%。考慮到我省工資水平比較低(全國倒數第二)，這樣的最低工資標準從宏觀上來講其實是比較合適的。

　　雖然《最低工資規定》中也提到了國際上一般月最低工資標準應相當于月平均工資的40%~60%的“社會平均工資法”等方面內容，但并不是強制規定，只是作 為一個參考。因為“社會平均工資法”主要是在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實施的，而我國屬于勞動密集型、發展中國家，僅目前而言，這種“社會平均工資法”顯然并不 符合我們的國情。而由于深圳、廣州這些城市，毗鄰香港，市場經濟飛速發展。就拿深圳而言，年平均工資已經超過3萬元，這種情況下，如果最低工資標準偏低的 話，是對職工的一種侵害。在這些城市逐漸推行 “社會平均工資法”也更可行一些。

　　最低工資標準不應輕易調整

　　如果最低工資標準過高，將給企業經營帶來沉重包袱，企業經營不善最終將導致企業開始裁員以維持勞資雙方分配關系的失衡，這就勢必導致更多的人下崗失業。而 最低工資標準過低同樣對企業不利，將減少對勞動者的吸引力，造成勞務大量流失，從而引發“用工荒”，同樣影響企業發展。只有適當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才將有 利于促使企業轉變發展模式，使勞動者獲得合理的工資收入。

　　去年下半年，我省剛剛調整過最低工資標準。此前，我省先后于1995年、1997年、1999年、2003年對于勞動力價格進行指導。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整個地區的工資水平，吸引了外來務工者，也保證了本地勞動者在付出正常勞動后有一個穩步提高的生活質量。

　　河南是人力資源大省，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如果最低工資標準提高過快，對于經濟發展不是件好事。現在問題的關鍵是，目前還有很多企業沒有執行最低工資標 準，48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還有很多勞動者享受不到。另外，最低工資標準要保障的是一部分具有初級勞動水平和技能、不具備和勞資方談判能力的勞動群體。這 種情況下，把標準執行到位比一味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更重要。

　　總之，最低工資標準是一把“雙刃劍”。因此制定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不是一項簡單的制度規范，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綜合考察當地的勞動力市場狀 況、生活水平、物價、經濟發展等諸多因素，而且要結合整個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布局的整體戰略，周密安排，科學決策，才能真正發揮最低工資標準調節和保 障社會經濟生活的作用和功能。

　　因此，漲最低工資標準并不是當務之急。“社會平均工資法”只是一個參照因素，并非強制性標準。河南最低工資標準其實很接近月平均工資的40%。如果最低工資標準過高，將給企業經營帶來沉重包袱。況且，我省去年剛剛調高過這一標準。

　　不重視最低工資標準是危險的

　　□霍彥立

　　我國的最低工資標準太低，絕大多數省份不能貫徹執行。因為《最低工資規定》里面，并沒有對各地政府制定出的最低工資標準低于國家標準應該承擔的具體責任作出規定，換句話說，各省市即使壓低最低工資標準，也不必承擔什么后果。

　　最低工資標準為什么總是過低

　　從經濟學角度看，最低工資標準并非資源最優配置的最佳政策，因為它將導致勞動力需求的減少，造成失業人數增加。但是，當最低工資過低、貧富差距拉大的時 候，采取最低工資標準就成為一種最佳選擇，因為這可以防止不法企業主對工人的壓榨，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內需。我國屬于后一種情況。

　　當最低工資遠遠低于國家標準的時候，不僅不利于低收入者權益的保護，也不利于社會利益的公平分配。從長遠來看，最低工資標準被輕視也是危險的。那么，是什么導致了這一狀況呢？我認為，主要在于制度硬傷。

　　首先是標準不統一，計算混亂。根據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低工資規定》的相關要求，最低工資標準的確定有三種方法：其一，比重法；其二，恩格爾系數法；其三，國際上通行的計算方法，即以月平均工資的40%~60%來計算。

　　但是，“全國都比較普遍采用比重法和恩格爾系數法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而很少有省份按照月平均工資的40%~60%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道理很簡單，第 三種方法一目了然，各省市沒有“回旋”的余地，而以前兩種方法計算，伸縮性很大，各省市都有“發揮”的空間。在出臺《最低工資規定》的時候，為何不統一為 一種計算方法？

　　其次是懲戒措施的缺位。《最低工資規定》強調：在勞動者提供正常勞動的情況下，用人單位應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在剔除相關項目以后，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 準。用人單位違反本規定的，“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責令其限期改正”，或“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責令其限期補發所欠勞動者工資，并可責令其按所欠工資的1至5 倍支付勞動者賠償金”。

　　但是，《最低工資規定》里面的規定都是針對用人單位的，并沒有對各地政府制定出的最低工資標準低于國家標準應該承擔的具體責任作出規定，換句話說，各省市即使壓低最低工資標準，也不必承擔什么后果。這實際上為最低工資標準的落實，埋下了一個相當大的隱患。

　　這兩大硬傷不僅造成了最低工資標準計算混亂，也造成了執行的障礙，最終導致國家有關最低工資的規定被懸空。

　　如何執行國家最低工資標準規定

　　最低工資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法律問題。它不僅關乎勞動者及其家人的生活，并且因為涉及相當一部分人的權利和尊嚴而關乎 社會公正和社會和諧。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往往通過立法的形式確保最低工資標準的合理性并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執行。

　　我國的最低工資標準地區差異大，且總的來看標準太低。但即使如此，絕大多數省份依然不能貫徹執行。這也反映出在目前我國的公共決策機制中，公眾的意見和意愿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并且其導向性和約束力有限。

　　因此，必須以法律手段解決問題，使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都達到規定的水平。從純經濟角度看，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和執行涉及利益在勞資雙方的利益分配，影響企 業成本而關乎利潤，也影響到一個地區的招商引資優勢從而關乎政績，因此，僅僅靠呼吁、說教和督促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必須磨制和揮舞法律之劍。

　　這包括，法律規定最低工資標準確定的程序；法律規定參加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人員與組織結構，比如必須由工會組織和工人代表的參與等等；經由法定程序確定的 最低工資標準及其調整應具有法律強制性，凡不嚴格執行者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落實憲法原則，明確當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不能得以貫徹執行、其合法權益受 到侵犯且協商無果時，可以采取憲法允許的集體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