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漲工資了嗎？

　　中國經濟正在持續快速增長；今年上半年GDP增速高達10.9%；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了；物價上漲了；你的工資漲了嗎？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幕正在拉開；如何讓經濟增長的紅利普惠國民？誰來給我們漲工資？

　　“你覺得自己的收入水平能反映自己的工作貢獻嗎？”MSN上，馬莉向記者發來一個憤怒的表情，接著是一個非常堅定的回復：“當然不能！”

　　馬莉是標準的白領，擔任國內一家著名的IT企業的部門經理。 畢業以后，隨著她職位的上升，她的收入也在隨之增長。但她對自己的收入并不滿意，“付出的比得到的多，這是我們這個行業很多人的共同感覺。”

　　在職場拚殺的她或許還不知道，一場全國性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展開。像大多數人一樣，她無法感知這場改革可能帶來的影響。她也并不知道，除了業績上升、職位提升之外，還有什么漲工資的理由？

　　低工資的國度

　　7月17日，新華社發表題為“四部委負責人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答記者問”的文章，標志著收入分配改革的全面啟動。

　　在回答“為什么要改革”時，官員們指出了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一些問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還在擴大，一些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分配秩序比較混亂。

　　上周，一位西安煙草企業職工的工資單引起了公眾的關注。這位職工透露，每年她的銀行卡上基本維持將近60000元的收入——這包括基本工資9600元；效益工資約36000元；通訊、交通、菜籃子等各種補貼約4800元；公積金存款約10000元。當然，這還不包括當年的年終獎金。

　　事實上，這種收入水平在大型壟斷企業中并不少見。也是上周出臺的一份央企利潤統計顯示，共有12家企業利潤超過了100億。這“十二豪門”主要來自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運輸和電力系統，即傳統的煤、電、油、運行業。他們的員工工資是全國平均工資水平的3-4倍。

　　炮轟壟斷行業工資的同時，一些學者也開始發出了另一種聲音：不要只盯著那些高收入階層，他們的收入固然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他們畢竟是少數；占社會絕大多數的人，收入依然很低，這種長期的低收入不是更不合理嗎？

　　去年，我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493元，平均到每個月，僅有875元。這一數據已經足以顯示，我們今天依然是一個低工資的國度。

　　與低工資相伴隨的，還有工資水平的低增長。有學者指出，在過去的12年里，珠三角地區農民工的月工資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價等因素考慮進去，實際是負增長。

　　也許民工工資增長并不能代表全部，那么我們可以看看大學生的起薪點。團中央的一份調查顯示，今年應屆本科畢業生中，66.10%的大學生將月收入定位在1000-2000元之間，1.58%的學生甚至愿意“零工資”就業。即便如此，調查中仍有77.3%的用人單位認為大學生的期望過高。

　　馬莉很慶幸自己畢業得比較早，在她畢業的時候，全國大學生的起薪點至少可以保證在1500元以上，像她那樣的名校學生都在向3000元看齊。而在今天，媒體的標題早已定性——“大學生進入低工資時代”！

　　錢都哪兒去了？

　　“1992年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當年擔心發生的資本收益過分壓低勞動報酬的現象，不幸被言中，已經成為當前全社會面臨的嚴峻問題。”在一次關于分配改革的論壇上，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宋曉梧痛心疾首地表示。

　　宋舉出的例證是，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別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這一比重雖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間。與之相對的一個可比數據，美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近年來一直穩定在50%左右。

　　也就是說，在GDP高速增長的時期，工資總額的增長卻在下降。那么，這些錢都去了哪里？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認為，經濟增長的好處過多地分配給了政府和企業，尤其是壟斷企業。從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的分配比例來看，1978年為55%：11.1%：33.9%，1998年為68.6%：13.9%：17.5%，變動趨勢是居民的份額不斷提高，企業的份額有所上升。而此后的1999-2003年間，居民的份額明顯下降，企業的份額進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額大幅度上升，到2003年發展為61.8%：15.1%：23.1%，政府最終可支配收入的規模迅速擴大，相應居民可支配收入明顯消弱。

　　在西方經濟學里，“分享工資理論”已經跨越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生存工資理論”、19世紀中葉的“工資基金理論”、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邊際生產率工資理論”和20世紀中期的“勞資談判工資理論”，成為主流的工資理論。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分享企業發展的好處，已經成為民眾的基本共識。

　　而在中國，很多人對工資的認識更多還停留在殘酷的“生存工資”階段。這個由古典經濟學派大師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描述的理論，更多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一個現實——從長遠看，在工業化社會中，工人的工資等于它的最低生活費用。也就是說，工資只能保持在維持其生存、使其勉強糊口的水平上。很多人甚至認為，正是這種“生存工資”成就了中國的競爭優勢。

　　一位學者指出，在我國2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攤的改革成本，過多地由所謂“弱勢群體”承載；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享的經濟成果，過多地被所謂“精英團體”瓜分。現在到了下決心調整這種狀況的時候了。

　　或許，我們可以將這些期待放在即將到來的收入分配改革上。這樣，也許我們就可以不僅僅把漲工資的希望寄托在老板、上司和領導身上，而是通過收入分配的制度性改革，來抑制畸形的高工資，同時改善畸形的低工資。

　　你會從收入分配改革中獲益嗎？

　　收入分配改革即將展開，這將是一場涉及面廣的改革，你會從改革中獲益嗎？本報記者采訪了各階層的一線工作人員，談他們的收入水平，對收入的滿意度，對未來收入的預期，以及對這場改革的看法。

　　媒體不了解壟斷行業的真實情況

　　顏明 (合肥電信員工)

　　最近媒體老在報道壟斷行業的高利潤、高工資，調子也很有煽動性。在這個貧富分化、仇富情緒加劇的年代，我也能理解媒體的這種做法，畢竟能吸引眼球。但媒體并不了解壟斷行業內部的情況，他們不知道哪些人收入高哪些人收入低，也不了解收入的地區性差異和行政級別差異，往往以一個工資平均數來說事，并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

　　我是2000年畢業后進入現在的工作單位的。說實話，電信上兩年工資還高一點，這兩年物價上漲了，但工資卻下調了。以我為例，現在工資、獎金和津貼等加到一塊，大概每個月也就3200元錢，扣掉住房公積金600元，社保200元和其他費用，剩下的也就2300元左右。

　　當然，我這個收入，在這個城市(合肥)也算是中等偏上的了。合肥的衣食行等生活費用不是很高，關鍵是住，也就是買房的問題，要不是這個問題，我的日子應該過得滿舒坦的。

　　最近國家政策要做一些調整，說要對壟斷行業的高工資開刀。不過我對此并不擔心，像我們這個收入，再削減能削減到哪里？！

　　有時想，國家政策對我們這代人真是不公平的。房改、醫改、教改，反正要與市場接軌的、能收費的，都被我們碰上了，早我三年畢業的同事都享受到了福利分房的好處。但我也清楚，從以前的計劃分配到與市場接軌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接軌的代價是必須付出的，是要有人承擔的，不是我們，就是我們下面的一代。而被我們趕上了，只能怪運氣不好吧。

　　改革對公務員是一大喜訊

　　劉陽 (某部委公務員)

　　在別人眼里，公務員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工作穩定悠閑，社會地位高，未來的發展也有高預期，還時不時的弄點灰色收入。但實際情況是，與周圍的其他群體相比，我們的收入是很低的。

　　我目前的工資、補助和津貼等加到一塊，一個月不到3000塊錢。你想想啊，3000塊錢在北京這個消費這么高的城市是一個什么數目？我現在是以收定支，每個月房租1300元，尚未入住的房子月供1000元，再加上交際、買衣服、吃飯等開銷，手頭拮據是很自然的。還好，老公在北京讀博，他做點課題，再加上國家補助，導師發的，一個月有1000多塊吧，還能再拿出來一點補貼家用。

　　當然，我所在的單位也有些灰色收入，如一些會務費之類的，但并沒有社會上想象的那么高，一年下來這部分收入絕對不超過一萬元。總之，工作幾年下來，我手頭基本上沒有結余。而與我同一年畢業的同學，現在都有年薪拿幾十萬的了。

　　最近國家計劃要進行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項是要提高公務員工資。對我來說，這當然是一大喜訊，但也不知道能提高多少。我大致看了一下調整方案，認為比目前的更加合理，職務和職級并重，甚至更傾向于后者，這讓不善于當領導、埋頭干活的人也能得到相應的報酬了。

　　退休人員有份嗎？

　　陳世璧 (鄉鎮退休教師)

　　我是1997年退休的，退休時的級別是中教二級，拿到的工資每月還不到400元錢，經過幾次工資調整，我到現在能拿到900多塊錢。這900多元工資，已經夠我開銷了。我們這里的消費水平很低，而幾個子女都在外邊工作，均已成家立業了，不需要我操心。但讓人不滿的是，現在發的工資不僅有一些項目沒有兌現，而且還不準時發放，時常拖欠。

　　大概是從我退休那年開始，當時鄉鎮財政困難，教師的工資被挪用拖欠，年年拖，年年欠。而近幾年，教師工資由縣財政統籌，一人一個賬戶，情況好了些，工資能間隔一個月發放。但到目前為止。還有兩項工資項目沒有兌現，與相鄰的其他縣相比，我們同級別的教師要少拿200塊錢。去年縣委書記離任，聽說就有教師不滿，攔著不讓走，后來縣里給每個教師補發了400塊錢，教師情緒才有所緩解，但截至目前，縣里還拖欠每個教師1000元。

　　國家這次的收入分配調整，我在電視上已經看到這方面消息了，但不知道有沒有我們這些退休人員的份。當然，要是能給我們提高點工資，就更好了。

　　國家好政策很難落實到我們身上

　　楊瑞 (天津一汽夏利工人)

　　1997年，我技校畢業后，就進了一汽夏利的裝焊車間，至今沒有換過工作。 工資從剛進去的一個月1350元，漲到現在的3000塊錢，扣除掉五險一金，每個月能拿到手的是2200元左右。我老婆在中國聯通上班，工資跟我差不多，但她年終考核要是能達標，就能拿到一萬塊左右的獎金。我們夫婦加起來，一年大概能掙5萬塊錢。

　　除了房價之外，天津的物價不是很高，我們家這個收入在天津還可以，算中等水平吧。當然，最重要的是我沒有供房的壓力。2002年我結婚后，住的是父母分的房子。而我周圍的同事就不一樣了，他們大多要從工資里拿出700-1200元付房貸，在車間也時常聽到他們的抱怨。

　　2003年，老婆生了個孩子，一直放在退休的爺爺奶奶那照看，這又省了一筆請保姆的費用。雖然如此，與這兩年不斷上漲的綜合物價相比，我們的工資漲幅還是有點低了，馬上孩子要上幼兒園，我們現在也感覺到了壓力。

　　最近一直在傳國企職工的工資要上調，雖然一汽屬于國有企業，但以我個人的經驗，國家的好政策能落實到我們身上的少之又少，我是不會寄予太高期望的。

　　跟我們外企員工沒啥關系

　　賈島 (某公司銷售經理)

　　從畢業至今，我在IT和通訊行業已經做了7年，混到現在，房子也沒有買，積蓄還不到六位數，可以說是挺慘的。現在在這家美國公司，雖然負責東北三省的銷售業務，但實際工資并不是很高，底薪還不到2500元，收入主要是業務提成。這兩年，隨著這個行業的競爭加劇，業務也越來越不好做，有時好有時壞。

　　到現在我還與老婆在外邊租房，房租一個月要1300元。年前老爸答應給我資助一點買房，但年后他腦血栓發作，到現在還沒痊愈。他當了一輩子教師，但積蓄也不多。我在方莊那邊瞅好了一套小戶型的房子，首付還差5萬，看著老爸那走路還顫巍巍的樣子，我實在不忍心要他的養老錢。

　　北京這房價，你也知道的，颼颼的往上漲，也不知道何日是個盡頭。我已經跟老婆商量好了，今年房子是一定要買了。說到老婆，我覺得挺虧欠她的，跟我結婚都已經三年了，還一直在外邊租房住，過著漂泊的日子。去年她也出來工作了，靠著她的聰明，現在已經在一家房屋租賃公司做到店長了，收入比我現在還高，還穩定。要不是她，今年買房的計劃未必能完成。

　　國家要調整收入分配，對我們這些在外企工作的人沒有任何關系，我只是希望國家能采取切實的措施，把房價穩定下來就好了。

　　惟一不滿就是工資太少

　　劉季 (某國企人力資源主管)

　　畢業后進入現在的這家國企，到今年已經三年了，能做到現在這個位置，我對自己的職業發展還是滿意的。女朋友在一家媒體做編輯，收入跟我差不多，每月6000左右，但我們的開銷也比較大，扣除房租、吃飯、買衣服、交際等費用，一個月的節余大概就是一個人的工資。另外，我老家在安徽一個縣城，當年搞規劃，把我們家的房子拆掉了，雖然補助了一點錢，但遠遠不夠買新房的。現在，我還要替父母每個月還1000元的房貸。

　　現在的工作不是太累，也穩定，但惟一不滿的是工資太少。今年我已經跟女朋友商量好了，打算跳槽到外企，既是為了挑戰一下自己，也是為了多掙點錢，早日買房。最近，我報了一個華爾街英語的培訓班，苦練口語，為接下來的跳槽做準備。

　　現在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準)丈母娘的電話。每次她打電話過來，都會催我早日與她女兒結婚。可現在我房子還沒有買，哪敢想結婚。她說給我們支付首付，我們來負責月供，但我是一個好面子的人，覺得買房是我們自己的事，不能讓上一代人操心。

　　針對農民工的政策太少了

　　汪林 (進城務工者)

　　從1996年出來，斷斷續續到現在，我在外打工已經11年了。一直在工地上干小工，大工(砌墻師傅)要手藝，不會。小工只要力氣就行了，我這個年紀，從農村出來，只有點力氣可以賣了。

　　我剛出來打工時一天的工資是15元，后來慢慢漲到18元、25元。今年的工資已經是35塊錢一天了，兩三個月發一次工資。搞室外建筑的煩下雨，一下雨就沒法干活，干不了活就沒錢算。我們好的時候一個月能掙上七八百塊錢，不好的時候只有三四百塊錢，一年下來，有五六千塊錢帶回家就算是可以了。

　　發了工資買點煙抽抽，下雨天有時候跟老鄉們打打牌，就再沒別的開支了，剩下的全部拿回家，但遠遠不夠用。我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勉強讀完初中就沒讀了，現在在外面打工。二女兒在武漢上大學，今年已經大三了，明年畢業，學費沒給她交齊，學校給貸了兩萬元貸款，現在大學生多了，學校也不管分配，工作不好找，不知道她明年畢業怎么樣。三女兒今年也考上大學了，一年的學費就要6000，能考上也不容易，不能不讓她讀啊！

　　我今年才49歲，不算老，還能在外面打幾年工，等她們都大了，都出息了就好！別人開玩笑說我老汪這條命就是賣給三個女兒了，沒錯，做父母的不為兒女想為誰想呢？我現在多吃點苦多受點罪，她們以后就能比我好過。

　　收入分配調整？我不知道這事，估計跟我們沒關系。我只知道打工不好，又苦又累，掙的都是血汗錢，可是不打工也不行，種地種不出收入來。國家今天這個政策，明天那個政策，但針對我們的太少了，有點好處也難落到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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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工資制度

　　1994年通過的《勞動法》第48條明確規定：“國家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 最低工資的具體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報國務院備案。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目前世界所有發達國家和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實行了最低工資制度或類似規定。前蘇聯和東歐各國，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也先后規定了本國的最低工資收入標準或工資浮動下限。

　　從2005年1月1日起，在26個設有最低工資的歐洲國家中有12個國家提高了各自的最低工資。盧森堡和比利時以1466.77和1317.5歐元位居各國最低工資數額排序的前兩位，俄羅斯和摩爾多瓦以19和26歐元排在最后。

　　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制定的《最低工資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在今年新出爐的各地最低工資標準中，深圳以810元/月高居榜首，廣州為780元/月，北京為640元/月，上海為690元(2005年數據，今年尚未調整)。

　　企業工資增長指導線

　　工資指導線制度是中國目前對企業工資分配進行宏觀調控的一種制度。有關地區結合當年國家對企業工資分配的總體調控目標，綜合考慮本地區當年經濟增長、物價水平及勞動力市場狀況等因素的基礎上，提出本地區當年企業工資增長指導意見，企業應根據企業工資指導意見，在生產發展、經濟效益提高的基礎上，合理確定本企業當年的工資增長率。

　　工資指導線水平包括本年度企業貨幣工資水平增長基準線、上線、下線。基準線是當年企業工資增長的適度水平，是地區企業工資增長的總體調控目標；上線是企業工資增長的高線或最高調控線；下線是企業工資增長的低限。

　　最近各地分別推出了今年的企業工資增長指導線，其中北京的基準線為10.5%，上線為15.5%，增長的下限為零增長或負增長；上海的基準線為9%，下線為3%；廣東的基準線為11%，上線為15%，下線為3%。

　　楊宜勇：國家發改委經濟所副所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專家組成員。

　　經濟增長的利益應該普惠國民

　　國家發改委經濟所副所長楊宜勇訪談錄

　　少數人拿走了大部分利益

　　南都周刊：近20年來中國的經濟都在高速增長，但我們采訪的一些人，他們卻很少感覺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實際利益。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楊宜勇：經濟在增長，工資也在增長，幾乎是同步增長。如全國城鎮人均收入增長每年大概是在8%以上，農民現在每年也在5%-6%。但為什么大家沒有感覺到呢？可能是漲得慢的緣故。比如服務業的，你一個月600塊錢，漲8%的話可能就漲48塊錢。

　　但對于富人、一些壟斷行業，或其他高收入者來說，他們的增長速度可能比經濟增長的速度要快，你看北京外企一般的正常工資增長每年是10%。

　　南都周刊：這是一個權威統計的數字嗎？

　　楊宜勇：不是，這基本上是慣例，不是統計得來的。在職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增長，這個是毫無疑問的。正規企業不管它是國有控股還是私營企業，都應該有這樣的一個增長機制。但你說低收入者，比如說農民工的工資、一般的清潔工、服務員沒有漲或漲幅非常小，這也是事實。

　　南都周刊：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被不同的人拿走了？

　　楊宜勇：經濟增長的好處，政府要取一塊，企業要取一塊，最后才是個人的。從現在來看，個人利益在這里面還是占大頭部分的，可能要占到60%-70%。

　　當然，人里面又得分人。少數富人拿走了大部分經濟增長的好處，大部分人都沒有拿到。

　　南都周刊：如何通過一些制度建設來保障經濟增長的收益，普惠到社會大多數人的頭上？

　　楊宜勇：理想的狀態就是說窮人能變成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能變成富人，富人能變成中等收入者。

　　要實現這些目標，得需要一整套制度建設。如正常的升遷機制；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等要均等化，就是站的起跑線差不多；社會的流動性應該加強。最后，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鼓勵大家都去冒險，都去增加收入。如果說他沒有富，他虧本了，還有一個社會保障作支撐。

　　民眾應學會表達利益要求

　　南都周刊：最低工資制度目前正在普遍建立，但隨著各地最低工資的普遍提高，幾方面的擔心都開始出現：企業擔心會增加成本；政府擔心會影響投資；而公眾更關心的是：最低工資都提高了，自己的工資會隨之上漲嗎？

　　楊宜勇：最低工資應該是反映一個勞動力自身的簡單再生產所必須維持的一個收入水平。它對于解決增長社會公平、提高在業者工資還是起到一個引導和督促的作用。最低工資提了，你想想看，你可能會和你的老板說我也該提了，所以會帶起來一連串的作用。

　　但我覺得像廣東提高最低工資只是一個補課的性質，相比它的經濟增長速度，最低工資標準早就該提高了。

　　南都周刊：也有人認為最低工資對于農民工來說形同虛設，誰來保證用工企業執行？

　　楊宜勇：最低工資標準具有法律效應，應該是勞動執法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說既然規定了，就要從法律的層面來保障。

　　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就是曲解了最低工資，把那些福利性的東西都算在里面。其實最低工資就是基本工資，不包括午餐補助、住宿、加班工資等。

　　南都周刊：一些地方也出臺了指導企業調整工資的制度，但這種沒有強制力的規定，如何得到企業的配合？

　　楊宜勇：企業工資增長指導線雖然沒有強制力，但是工人和工會可以根據這個和工廠的經營者、所有者來進行談判，根據你的行業情況，有的行業可以多漲點，有的行業可能少漲點。這跟你的談判能力也有關系。

　　南都周刊：工人和工會跟所有者談判？但工會能到位嗎？

　　楊宜勇：工會的作用應該是逐步的好轉。但我承認你說的那個大的前提，就是說工會的作用還沒有到位。目前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如何確立工會獨立于政府和企業雇主之外的法律地位，以及維護職工權益的實際權利。

　　南都周刊：我們都很少感覺到工會的存在啊！

　　楊宜勇：因為你不是一個合格的工會會員。你有愿望但你不表達，就想搭便車，這種人比較多，說你們去弄吧，弄了我跟著占便宜，弄不上我也不吃虧，頂多就是不漲，我也不費那個勁。

　　這你能怪工會嗎？你自己都不合格。所以，工會組織當然要加強這方面的能力，但工會會員也要有自己的主動性、談判的意識。

　　從勞動力市場上打破壟斷

　　南都周刊：最近大家反映強烈的是壟斷行業工資，收入分配改革會削減他們的收入嗎？

　　楊宜勇：打破壟斷是最徹底的解決辦法。這包括兩個方面：從行業上打破壟斷，從勞動力市場上打破壟斷。

　　壟斷行業的勞動力市場基本上和非壟斷行業的勞動市場是分割的。如壟斷行業里自己聘用農民工合同工，他們和正式職工的收入差距就很大，這違背了同工同酬的原則。

　　很多國有企業以前讓一部分職工下崗了，現在企業效益好了，但他可能并沒有把過去下崗的工人找回來，而是更多的使用農民工。為什么？因為農民工的工資只有正規工人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這也是很不公平的。

　　南都周刊：壟斷行業工資的畸形上漲，也推動了物價的畸形上漲，這會進一步加劇收入差距問題吧？

　　楊宜勇：壟斷行業從收入彈性來說，對基本生活用品一般都推動得有限，他一個月就吃20斤米，吃5斤肉，或者幾斤蛋，這個東西漲得是有限的。但是壟斷行業推的是什么？是奢侈品、耐用消費品，如住房、汽車等等。

　　南都周刊：這個怎么平衡呢？

　　楊宜勇：市場會自動平衡的。因為市場也是競爭的，可能漲了一部分是合理的，要漲得太高，就沒有人要了。供求自然會要達到一個新的平衡。

　　對于一些耐用消費品，通過其他經濟手段進行調節。如房子可以征稅，物業持有也可以征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