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西班牙燒鞋"對溫州模式影響
主持人:溫州人在國外經營謀生的很多,其權益屢屢受到侵犯。9月17日西班牙的焚鞋事件,使西班牙埃爾切市溫州商人,遭受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然而,這次事件給“溫州模式”提出了新的課題,即“溫州模式”應該怎樣在海外得以生存與發展。本次嘉賓聊天,我們邀請了溫州大學馬津龍教授,溫州市社科聯洪振寧副主席。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馬教授和洪副主席,是研究溫州經濟問題的權威,歡迎廣大網友參與交流!
主持人:現在兩位專家已經在聊天室就座!歡迎兩位!
馬津龍:大家好,很高興再一次和大家在網上交流。
洪振寧:各位網友大家下午好,很高興能跟大家在網上交流。
今天不下雨:為什么這幾年在國外,溫州產品連連受挫。打火機、皮鞋、太陽鏡等產品,都遭到貿易壁壘或惡意破壞。這說明了什么問題?是不是溫州模式不適應國際競爭?
馬津龍:溫州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經常面臨反傾銷、技術壁壘等問題,其實是中國產品普遍面臨的問題,只不過溫州的打火機、皮鞋、太陽鏡等表現的更典型。在全球化的條件下,中國企業包括溫州企業面臨各種機遇,但也面臨嚴峻的挑戰和壓力。這里有一個我們的產品結構、層次不斷適應國際市場需求的問題。
洪振寧:一個產品從概念開始進行產品的研發、設計,經過生產,進入市場營銷、服務。假如把它看成三段的話,那么跨國公司往往抓住了前后兩段,就像啞鈴式的兩頭,把中間這一段放到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污染型的。中間這一段賺的錢特少,兩頭賺的錢多。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加入全球價值鏈,就像打工者,打工者做的好是學了人家的,然后自己變成了老板,學不了人家的永遠當打工者。原來溫州的企業大多都是抓生產這段,在營銷、設計方面,先在營銷求得突破,那么人家就來跟我們競爭,“圍剿”我們。我們本身有一些站不住腳的問題。事件構成沖突,就不同于當年杭州武林廣場燒鞋事件。
洪振寧:溫州模式,二十幾年來也在逐漸的變化、創新中,從家庭工業、股份合作、現代公司正進入產業集群的階段。溫州人走出市門,又不斷的走出國門,進入國際市場和國際社會,應該說這幾年步伐邁的不錯,當然也有一個相適應的過程。產品產業要提升,溫州人方方面面也要調整自己,按國際慣例辦事。無理的燒毀當然也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公憤。
江河湖海:溫州商品價廉物美,因此極受海外消費者青睞。然而,正是由于其物美價廉,才招致諸多國家的反傾銷調查。你認為低價是不是形成溫州商品海外受挫的一個主要原因?此外是否還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馬津龍:溫州的包括中國的產品價格低廉,本身是我們的比較優勢所在。中國的勞動成本較低是主要原因,但我們的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員工的社會保障不夠完善,也是原因之一,這是需要我們不斷改進的。
秋高氣爽:從溫州模式的形成到現在,已經經歷了20多年,至少在國內是充滿生命力的。你覺得它在開拓海外市場方面是否具有同樣的魔力?
馬津龍:溫州模式在國內競爭充滿生命力,導致溫州改革以來的神奇般崛起,是因為溫州在改革初期就形成了以民營企業為普遍的市場主體的格局,而當時全國大多數地方的市場主體(如果也算市場主體的話)還是國有、集體企業。而在國際市場競爭中,這種意義上的優勢和活力就不存在了,因為人家也是民營企業。當然,溫州在皮鞋、服裝、打火機、太陽鏡等一系列小商品上是有一定的比較優勢的,只要溫州的民營企業不斷創新,是有可能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成功的。
洪振寧:國內原來是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輕工產品短缺,我們就有了先發優勢,二十幾年來,我們走在了前頭。而國際市場,許多國家發展市場經濟已經三百多年了。在經濟體制方面,我們是沒有什么優勢可言的。產品的價格低廉倒有優勢,但也有個提升的問題。
花團錦簇:溫州人一向少說多做,注重實效。在競爭激烈的今天,特別是在海外,東西方觀念有著巨大差異的情況下,這種品質是否仍是溫州人的優勢之一?
洪振寧:這幾年來溫州人很會說自己的東西好,名聲也是生產力,總把自己的品牌拼命的打響。但到國外,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天邊的云:溫州產品的質量,可以跟歐美國家相媲美,為什么我們的價格卻要比別人便宜很多很多,怎么賣不到高價?這是不是外貿的一個策略?
洪振寧:溫州產品的質量還有值得提升的地方,但價格低不完全是一個策略的問題。賣到高價還要在產品設計、市場營銷和服務下功夫。
88753620:請教馬教授“西班牙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謝謝!
馬津龍:西班牙埃爾切市的這場風波現在已基本平息,我們可以冷靜地分析這一事件。由于我們都不在現場,信息不充分,但不管怎么樣,當地少數人因商業競爭不利而訴諸暴力的行徑,我們必須給予強烈的譴責。外交部和大使館也迅速作出反映,相信肇事者將得到應有的處罰。當然,由于溫州廉價鞋的進入,加劇了牙埃爾切市本來已經存在的部分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的趨勢,從而導致溫州商人和當地人之間的矛盾和摩擦。從長遠來說,作為移民,特別是溫州的這種非精英移民,有一個如何融入當地社會和文化的問題。
幾萬里:要使溫州產品融入國際市場,應該樹立起產品的品牌。建立品牌要一定的文化為根基。溫州產品要在海外確立品牌,應該以中國溫州文化為根基,還是以海外文化為根基?
洪振寧:建立品牌一般說來是要以中國新文化為根基,但不能不吸收現時代的全球新文化。
瓦倫西亞:溫州商品的低價策略,在提高競爭力上有一定好處,但它是否帶來負面后果?
馬津龍:價格競爭始終是市場競爭的手段之一,但低價策略既容易導致反傾銷,也不能獲取高附加值,從長遠來說,因增加產品的技術附加值和品牌附加值。
空白點:我覺得,現在“溫州模式”的發展處在內憂外患的時期。內憂主要是連續幾年來,溫州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甚至出現GDP增速排在全省倒數的位置。外患,主要是溫州企業在海外頻頻遭遇貿易壁壘,遭到惡意破壞。二位是否認同這一觀點?
洪振寧:站在計劃經濟的角度來看溫州的發展,溫州走在前面;站在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溫州還是走在前面;但站在市場經濟加集群經濟的角度來看,溫州就顯示了很多問題和不足。浙江省這幾年全國打第一,那么溫州原來的基礎差,配套不好,地理區位沒優勢,尤其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不理想,相對緩慢,似乎理所當然。溫州人很聰明,區位優勢差,就不斷地向國內各個地方擴張,走向國際市場。當然,走出去要有個過程,付一點學費。
馬津龍:這位網友所說的內憂外患應該說是存在的。其實,市場競爭本身就對企業經常會構成新的挑戰。溫州是在特定的條件下借助于改革的先發優勢異軍突起的,今后溫州要繼續保持不斷超越的發展態勢,只能靠不斷創新。內憂外患其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憂患而沒有憂患意識,有危機而沒有危機感。古人所說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對我們現在溫州的企業來說仍然是適用的。
歐洲的天很藍:價格策略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溫州產品靠價格優勢而打開了一個個市場,同時也正是因為低價,而屢次碰壁。那么,在具體運作中,運用價格策略該注意哪些問題呢?
馬津龍:在我們盡可能利用價格低廉優勢的同時,在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如果也能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使我們的“天也很藍”,同時盡可能提高員工的社會保障,就不怕人家反傾銷了。
河邊草:十七年前,杭州市武林門一把大火燒掉溫州皮鞋5000多雙假冒偽劣皮鞋。今年,西班牙人又是一把火燒了溫州鞋。這兩把火,各自燒出了什么東西?
洪振寧:杭州武林廣場燒鞋后,溫州人質量立市、名牌興市,轉換后,溫州有了許多高質量有品牌的產品。相信,西班牙燒鞋會使溫州人懂得更多:如何進入海外市場,跟藍眼睛、高鼻子的打交道。溫州人學的快、變的快,現代社會這是優勢之一。
可人:在西班牙,溫州鞋被當地人用“火攻”,而同是中國制造的李寧牌服飾甚至成為西班牙男籃的贊助商。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情況,是不是從某個方面反映出了一點問題?
洪振寧:這個情況不是很了解。不過都有個相適應的過程,有文化的問題,有運營的問題。
家住馬德里:既然溫州鞋競爭力那么強,為什么大家不一起把價格抬高點,這樣自己可以多賺點,在埃爾切人眼里看起來也不會那么刺眼。溫州鞋在埃爾切是不是也有窩里斗的因素才把價格壓得很低?
馬津龍:提高價格只有在同時提高產品質量和品牌附加值才有可能,這也是溫州產品今后努力的方向。但單個企業要提高自己的價格是不可能的,而所有溫州商人通過價格串謀聯合提價是犯法的,不可能通過這種途徑來提價。
紙上談兵:溫州人一向有敢拼、敢闖、不服輸的精神,這種精神在貿易上會帶來很大的益處。然而,在處理人際關系上,特別是與外國人的關系上,這種精神會不會構成阻礙?
洪振寧:溫州人向來是既要跟你交朋友,又要賺你的錢。但跟外國人交朋友就有語言、文化等等障礙,克服這個障礙不容易,有個過程。
款款而來:溫州模式要走向國際,必須融入到國際社會,必須用國際規則來取代溫州模式中不適應因素。否則,溫州模式最終將會消失。
馬津龍:你說的對。除了適應國際規則之外,在國外發展的溫州移民,一定程度上還要適應當地的文化。例如在財富觀上、在企業的社會責任上,不應該只知道賺錢,應該多行善事,造福一方,消除當地居民對中國人的偏見。
海風習習:去年,由于溫州GDP增速全省倒數,因此引起全社會的巨大反響,許多人提出“溫州模式”是否過時了?
洪振寧:溫州模式本來就在不斷變化和創新之中。創新也就是從某個方面對自我的超越。經濟增速放慢,反響大,是因為溫州太出名了。國人對溫州期望值很高,如此之關懷溫州,是溫州人都應反思自身,加快發展。
葉榕:西班牙事件首先證明了溫州產品的竟爭力。但是經濟的竟爭是綜合性的竟爭,比如日本的產品在中國就遭到中國愛國主義者的抵抗,而美國的產品一般不會,這除了歷史和政治的因素而外,與美國的企業在中國大做捐款慈善事業也有關系的。是不是請兩位老師談談,在經濟竟爭這點之外,溫州的企業甚至溫州政府可以做點別的什么?
馬津龍:我們剛才說了,在國際競爭中必須按國際規則辦事,但這里不應該有狹隘民族主義的觀念。美國企業注重慈善事業、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也沒必要出于“愛國主義”抵制日本產品。
洪振寧:溫州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還是個“打工者”,做善事,條件不夠,F在是全球化時代,愛國當然要愛,但還要愛地球,國人應該成為“球人”。溫州企業、溫州政府首先應當做大自己。
空氣:西班牙焚鞋事件后,暴露出了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在怎樣與當地居民的交流與溝通上,溫州商人做得還不夠。應該怎樣才能融入到當地的生活中呢?
洪振寧:溫州商人要抱團,要做大。在跨國經營、跨文化流通中,要學習、適應當地的風土人情、文化,學會善于在流動中求生存、求發展,按國際慣例辦事。走出去的競爭,也是一種學習、適應、變通、創新之速度的競爭。
一馬當先: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大融合的世界,從溫州民營企業自身角度,溫州民企應該怎樣轉變自身的經營方式,適應國際化的要求?
馬津龍:溫州民營企業的國際化起步較晚,這是由溫州早期的基礎條件較差所決定的。但近年來溫州一些民營企業的國際化起點較高,一批溫州的龍頭企業紛紛與國際上的知名企業合作、合資,例如天正與世界電器巨頭ABB公司的合作、報喜鳥與意大利最大面料商瑪佐托的合作、奧康與意大利最大鞋業公司GEOX的合作,以及夏夢與杰尼亞的合資、三帆明膠公司與羅賽洛公司的合資,直至哈杉收購意大利的威爾遜鞋業公司,都有可能借助于與這些國際性公司的合作、合資,使溫州民營企業的國際化后來居上。我認為這很可能是民營企業進入國際高端市場的一條捷徑。
朋友:土地緊張,電力短缺、熟練工人短缺、淡水資源緊張產品科技含量不高等因素,已經成了溫州繼續發展的“瓶頸”,已經無法滿足溫州民營經濟進一步擴張的需要。溫州模式是否走到了盡頭?
洪振寧:土地、電力、工人等資源短缺并不可怕,F在問題最嚴重的是人才和科技,種種原因尤其是歷史上造成的原因,要求著溫州人必須以非常規的手段,推進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政府必須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上有更大的作為。溫州有可能從民營之都變成為創新之城,從制造走向創造。知識創新、技術創新比體制創新對溫州人來說是更嚴峻的考驗。體制創新也就是改革,溫州人走在了前面,科技、知識、教育、文化上不來,溫州經濟發展就缺乏引力和動力。從政府的角度來看,不應該讓老百姓花錢買平安,也不應該花錢買知識。
桂花飄香:在溫州人的生活中,不時可見“小”的情結。如以前,騎自行車喜歡“小鳳凰”牌,坐的出租車是小小的“菲亞特”,一間小小的店面就可能是一家公司。現在海外的店鋪也仍是以“小”為主,或許正因為其小,才容易遭到外國人的欺負。那海外的溫州商人該怎么做呢?是將企業做大?還是在小的基礎上進行改進?
馬津龍:企業究竟是大好還是小好不能一概而論,成為500強當然是光榮的,但只要持續的獲得成功,同樣“小的是美好的”。就溫州企業來說,甚至就中國企業來說,首先還不是如何做大,而是如何做強、做長的問題。除了少數企業可以有可能在短期內躋身500強,多數500強的企業都是所謂的長壽公司,例如GE、IBM、可口可樂、花旗銀行等等,都是上百年甚至數百年的公司。
畫中人:我們的溫州模式怎樣在海外能夠得到生存與發展?
洪振寧:“打工者”付了學費,要使自己逐步變老板,既要生存又要發展,其痛苦的過程要比走出市門走入國內市場,那是要長得多的多。
馬津龍:所謂溫州模式是相對于中國其他地方的改革方式而言的,在國際上也無所謂溫州模式。在國際競爭當中,溫州民營企業應該形成新的適應于國際競爭規則的模式,總的說來應該是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動。
葉榕:溫州在國際上有不少友好城市,溫州政府能不能多交幾個友好城市,特別是在溫州經濟海外重鎮,這樣做一來對經濟海外擴張是個支持,二來也可以帶動溫州文化事業的海外交流,對于全面發展溫州也有相當好處的,請兩位談談這樣的方式是不是可行呢?
馬津龍:溫州現在也已經有例如日本的石卷市這樣的友好城市,今后如果能與更多影響較大的城市建立友好關系當然是有好處的。但從普遍意義上說,我們應該與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城市建立友好的、互利的關系。
洪振寧:應該是可以利用的一種方式、一種力量,但運營的人需要既懂自己又懂對方,缺乏人才也缺乏財力,做起來不容易。
主持人:本次聊天即將結束,請兩位嘉賓就本期話題做總結。
馬津龍:多少有點出于我意外的是,我以為今天本來會面對許多人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很高興能看到溫州網友如此理性地對待這個事件。
洪振寧:溫州模式是個代名詞,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題聊天交流,有朋從網上來不亦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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