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北京市律師協會的最新統計，北京市目前有執業律師14267人，在全國各省市位居第一；讓不少人意外的是，其中外地進京執業律師占到了44.3％。也就是說幾乎兩個律師中就有一人是外地來京執業的。

　　這些外來“和尚”念的經怎么樣，在北京打拼的他們又有著怎樣的喜憂呢？

　　故事

　　甘肅名律進京43天才開張

　　早在來北京之前，脫明忠已經是甘肅省的優秀律師。

　　1997年底，在代理一起重大糾紛案件時，脫律師結識了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這位法官見識了脫律師的才華后，不無惋惜地說:“你怎么不來北京干呢？你的能力在北京也是一流的。”就是這不經意的一句鼓勵，促使脫律師來到了北京。

　　雖說在當地赫赫有名，但脫律師來京后并不是一帆風順。“我覺得自己業務做得漂亮，可剛來大成所時還得給人家打工，還要試用3個月。”

　　這段經歷是脫律師終生難忘的。整整42天，一個在外地赫赫有名的大律師坐在所里居然沒人理。脫律師甚至做好了花完積蓄就打道回府的準備。“直到第43天，其他律師有了做不完的案子找到我，我這才拿到了來京后的第一個案子。從那天開始，我才有了工資，一個月3000元錢。”

　　在競爭如此激烈的北京，對于一個外地來京律師來說，如果沒有過硬的本領很難站得住腳。如今脫律師從事的服務領域主要是企業改制重組和投資并購等新型業務，大大小小的項目每年要做十幾個。

　　即便是到了今天行業領軍的地位，他每天都要捫心自問:“我是誰，我在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獨一無二的是什么？”脫律師說:“如果不經常去書店翻翻，不每天上網看看，我隨時都在擔心自己在業務領域有不知道的事情。”

　　五十多歲的年紀，無論是春夏秋冬，他每天早晨6點多鐘就開始工作，晚上11點前從未上過床。脫律師說，大大小小的項目他都會親歷親為，他不怕沒有業務，就怕沒有時間，時間對他來說是最寶貴的財富。

　　律師業是個很特殊的行業，不能像商場一樣去打廣告，從脫律師的經歷能夠看出，外地律師在北京開拓市場確實是件不易的事，不過也說明了機遇只偏愛有準備的頭腦，當機會降臨時，能否把握住，更多的取決于知識和能力的儲備。 

　　故事

　　8年艱苦創業拼成北京優秀

北京市王玉梅律師事務所主任王玉梅律師從事律師工作26年，也是從外地來京打拼的典型代表。她在內蒙古時已經成立了自己的律所，還獲得十佳律師和全國優秀律師稱號。

　　業界的信譽和口碑是王玉梅律師來北京后打拼的基礎。1999年正是北京歷史上最熱的一年，因為酷暑，很多單位都放假了。王玉梅律師來北京接的第一個案子正是此時。北京某建筑集團某重大項目的項目經理，因涉嫌購買假幣被檢察院起訴。由于此前王律師在全國律師業務優秀案例評選中名列榜首，因此委托人便指名委托她辯護。

　　王律師頂著火辣辣的太陽調查了16個證人，走訪了5個工地和5個相關的單位負責人，用證據和事實提出了對該犯罪嫌疑人不起訴的法律意見，并最終被檢察院采納。

　　內蒙古一家農牧公司老總劉某因非法持有槍支、彈藥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在委托人最困難無助、最需要保護的時候，他把信任給了我。我們應該百倍珍惜這種信任和選擇。”在一二審都被認定重刑之后，劉某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樣，請王玉梅律師為其辯護申請再審。

　　王律師沒有因為案件幾乎走進死胡同而放棄，和同事翻閱了厚厚的案卷，寫下了長達18頁的辯護材料，認為劉某通過公安人員從合法銷售槍械的企業購買槍支，沒有非法買賣的主觀故意，而且其用途也是為保護莊稼和生產需要，依法不應以犯罪論處……

　　最終，內蒙古高級法院維持了對劉某的定罪的二審判決，但對刑期做了重大更改，劉某的刑期從20年降到5年。

　　1999年，北京的律所還只是王玉梅的分所，一年后，王律師就在北京站住腳，也將“根據地”從牙克石搬到了北京。她的律所除了在每年年檢注冊時逐人逐案對律師執業紀律和執業道德進行監督檢查，還通過回訪和調查，收集律師執業的反饋情況。

　　從草原到北京的8年時間里，王玉梅律所走在了北京律師所的前列，拼出了北京優秀律師事務所的稱號。王玉梅律師總結說:“一個律師要想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保持永不衰敗，靠的不僅僅是業務能力與素質，更重要的是靠誠信與信譽。”
　
　　故事

　　初到京城闖蕩月薪只有一千

　　其實，在北京，任何一個行業都像律師業一樣呈現金字塔的形態，干得好的只是塔尖，大部分還是塔基。這一規律在律師這個更崇尚個人能力的職業中尤其顯著。任何一個律師入行都要經歷嚴格篩選，不論北京還是外地律師。只是這種差距似乎在外地進京律師中更加顯著。

　　“外地來京律師面臨的生存環境更難。”小張是北京一家小律所的律師助理。畢業于外地一所知名法律大學的他，已經有了經濟和法學雙重學位。兩年前，為了圓自己的律師夢，他踏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

　　“雖然做好了一定的心理準備，但我還是沒想到情況會這么差。”為了降低應聘難度，他特意找了一家小律所應聘，進所后他每月只有1000元的工資，工作就是給大律師打下手，整理案卷，做文書工作。

　　“沒有人會教你，只有自己學，甚至是偷學。”小張告訴記者，他偷學的方式就是在大律師和當事人談案子時給他們端茶倒水，這樣就能聽聽大律師的談判藝術和辦案思路。“如果律師看我辛苦能讓我坐下來聽聽，我這一天就沒白過！”

　　“一次，所里的大律師有個兩萬元的案子沒有時間做，就把我叫過去讓我看看。我又激動又緊張，結果對方一看我是外地的，又年輕，就提出換人。”

　　“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年輕，在律師業意味著劣勢。很多當事人面對年輕律師和新入行律師會不自覺地流露出不信任感，特別是對外地來京的年輕律師和新律師。

　　由于沒有任何社會關系和資歷，像小張一樣的外地律師只能期望從律所里分得案子。沒有人脈，打小廣告又不合行業規定，他們根本沒有機會開拓屬于自己的案源和市場。小張說:“只要能得到一兩個案子就是立足的開始，做好了就可能通過他們再帶來案源。”

　　小張說，有些同齡的北京同行也遇到和他一樣的境遇。“但人家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房子不用租，吃飯就回家，親戚朋友也會幫忙找找關系。我們在北京每月得跟人在五環外合租房子，一個月400元，加上吃飯和交通費，每個月想不‘月光’都不行。我們律所有10元錢的自助餐，我覺得成本太高，到外面的路邊攤，花上5元錢也能吃得挺飽。說出來，你都不相信我是干律師的吧？”小張沖著記者反問，嘴角露出一絲苦笑。不過，小張的心態倒是不錯:“我已經做好準備了，40歲以后再期望出成績吧。”

　　面對記者的采訪，很多像小張一樣還在為生存而掙扎的年輕律師、新入行律師采取了回避的態度，也許這種回避也是他們時下心理的寫照。

　　故事

　　涉嫌行賄法官首現停牌律師

　　外地進京律師面對案源匱乏的急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急功近利的做法只能讓自己淪落到被市場淘汰的地步。

　　律師翟雪俊來京后苦于沒有案源，就給北京、廣東等地法官寄信，希望法官能給他介紹“爭議金額30萬元以上的，有可能勝訴或減少一定經濟損失的”案子，同時許諾給付代理費的40％作為介紹費。

　　收到信的法官將此信上繳到院監察室，各法院分別將該信件轉給北京市司法局并要求處理。

　　2004年2月，北京市司法局依據《律師法》的有關規定，以涉嫌向法官行賄對翟雪俊作出吊銷律師執照的行政處罰決定。這也成為北京市規范律師執業行為后對律師進行的第一例行政處罰。翟雪俊不服這一處罰，提起行政訴訟，但最終沒有改變被停牌的決定。

　　統計近年北京市律師協會的處分情況就會發現，外地進京律師的比例已經占到一半以上。有些律師抱著“撈一把”的態度來到北京，違反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虛假承諾，對當事人敷衍塞責，甚至胡亂收費，收了錢不辦事；有的律師在同行之間相互抵毀、通過不正當手段爭搶案源，嚴重影響了北京律師業的整體形象和信譽。

　　律協態度

　　進京前請慎重考慮

　　從法律業務的領軍地位來說，北京在高端、新型業務的強勢地位十分明顯，很多外地企業或委托人千里迢迢到北京請大律師出山。因此這樣一個平臺就必然成為全國律師爭奪的陣地。

　　北京市律協會長李大進告訴記者，作為異地執業和新執業律師來北京發展肯定有困難，因此協會能為他們做的工作就是提供指引、在出現問題前后進行行業管理，同時給他們提供培訓等會員服務。

　　“但是進京的外地律師必須要慎重考慮。北京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是相當厲害的，外地來京律師如果沒有清晰的專業領域和過硬的業務能力是很難生存下來的。”

　　14000余名律師對于北京來說是不是已經飽和？李會長回答說:“北京律協和北京律師市場不拒絕任何優秀的人才和能發揮作用的人，真正符合市場和客戶需要的好律師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