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晚上，一場發生在莆田市秀嶼區笏石鎮飛達鞋面加工廠的大火吞噬了37條生命，另有19人受傷。慘劇背后所顯露的，不僅是遍地開花的家庭小作坊所無法規避的安全隱患，更有像莆田制鞋這樣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化升級中所面臨的無奈和挑戰。

　　從莆田市區坐小巴車，不用1小時就到了秀嶼區笏石鎮。因為是區政府所在地，小鎮還算繁華，2元錢起步的“摩的”如雨天前的蜻蜓般成群結隊，各色廣告牌密密麻麻。飛達鞋面加工廠就位于北埔新街西天尾停車場旁的一條巷子里，所租用的五層商住樓被熏得漆黑，門前堆放著被燒變形的數輛自行車和摩托車。雖然大火已經過去整整兩天，但現場的清理工作仍在繼續，旁邊的小飯館和網吧已經關閉，十幾位消防隊員正在一片燒焦的廢墟中進出。參與戒嚴的一位警察告訴記者，他們正在尋找有助于調查事故原因的蛛絲馬跡。

　　附近的目擊者在向記者描述那天晚上的情景時，用的最多的詞就是“噩夢”，更多目擊者表示了對公布的起火時間和傷亡人數的懷疑，“21點半大火就燒起來了，平時有上百號人在里面上班，光裝尸體的袋子就拉了兩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婦女告訴記者。有的目擊者對消防救援表示不滿:“先趕到的秀嶼區消防隊，連水管子都是破的。”但莆田市消防支隊拒絕就此接受記者采訪。

　　有關火災的經過，即便是幸存者也無法給出整體描述。“大火從一樓躥上來的時候，我們都不知道，等反應過來趕緊跑，已經來不及了。”躺在九五醫院重癥監護室里的陳秀娟(化名)記憶已經有些模糊，“早晨剛拉來的布料就堆在一樓，滿滿的一屋子”。據她介紹，當時在二樓和三樓加班干活的工人轉眼間就被濃重的黑煙包圍，加之斷電，“漆黑一片，大家慌張得很，都擠在樓梯上想往下跑，但下面的火大煙大，根本出不去”。

　　情急之下，陳秀娟從二樓陽臺跳到旁邊的一堵墻上，又跳到地上，雖然右腿膝蓋被摔成粉碎性骨折，但“好歹撿了條命”。緊接著，有四五個人也從二樓跳下，她們與跑到樓頂的十幾人成為大火中的幸存者，而更多工人則被大火和濃煙迅速吞噬。在九五醫院，記者看到了一份“10·21”火災事故傷者名單，19名受傷工人中，大部分屬燒傷和吸入性灼傷，至今仍有3名危重傷員，2名重傷員。

　　飛達鞋面加工廠屬于典型的“三合一”(倉儲、生產、生活集中在一起)場所。位于一樓的三戶單元房被打通，用于儲存鞋面布料，二三樓為生產車間，四樓住老板一家，五樓為工人宿舍，只有一個樓梯上下。樓頂上加蓋了一間簡易棚為廚房，五樓住不下的工人有時也擠在這里睡覺。一位曾在鞋廠上班的女工告訴記者，五樓是用木板隔成的一個個小房間，“一共五六間，每間住七八個人，有時候擠不下就去廚房住”。至于鞋廠到底有多少工人上班，在記者采訪過的五位女工中，誰也無法說清。

　　對大多數工人來說，同樣不知情的甚至還有工資的算法。雖然是按件計費，但他們只知道自己一天做了多少件，卻不知道每件的價錢，“曾經問過老板，但他說每道工序的價錢不一樣，沒法算”。在陳秀娟家中，記者看到一個她用來記錄勞動量的小本子，“5月31日，二樓指令:修鞋舌645雙;6月1日，二樓指令:粘鞋布1021雙”。陳秀娟每個月能領到1000元左右，“算是高工資的，一般人也就七八百元”。丈夫前幾年早逝，就是這1000元，負擔著一家四口的基本生活。最小的兒子已經18歲，從初二退學后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活干，在他眼中，母親“每天天剛亮就去廠子干活，一直到晚上22點多，有時候到半夜零點，只有周六不加班。三餐都是從家里帶點米飯，開水一泡就著酸菜吃”。即便廠子離家步行不過10分鐘，但陳秀娟大多數時候還是選擇住在廠子里，“因為去年有一次半夜回家時遭過搶劫”。

　　據飛達鞋廠的一位女工介紹，廠里活多的時候有100多位工人上班，大多來自老板陳宗飛的家鄉秀嶼區埭頭鎮，其中很多人是老板的親戚。但是，在埭頭鎮英田村，幾乎每個村民聽到陳宗飛這個名字時候都警覺地搖搖頭，表示不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承認村里確有此人，“但出了這樣的事，大家沒人敢說”。村支書告訴記者，有“好幾個”村民在此次事故中喪生，“還有很多來自相鄰的鄉鎮”。問及陳宗飛以前的經歷，他表示“并不清楚”。

    據10月22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公開的資料顯示，飛達鞋面加工廠注冊于2003年12月4日，2004年曾在笏石北埔田厝商業城內進行生產，因屬“三合一”加工場被取締。但據附近林厝村村民反映，鞋廠被取締后并沒消失，而是一直租用村長的房子用于加工生產，直到去年9月才搬遷到現在的地方。在秀嶼區工商局注冊的經營者黃淑濱是陳宗飛的妻子，“以前是郵政局的臨時工”。一位女工告訴記者，陳宗飛的廠子不止這一處，兩口子平時很少在廠里，只留兩個“管頭”當監工，“晚上加班，怕我們偷懶，他們有時把一樓和四樓的大門一鎖，就跳舞去了”。

　　火災當晚并不在廠里的陳宗飛夫婦很快就被當地檢察院正式批捕。在一份由當地政府、陳宗飛夫婦及受害者家屬三方聯合簽署的賠償協議上，每位死者賠償金額定為162666元。上至公安部、安監總局等國家部委，下至莆田市和秀嶼區，相關領導均表示“要從這次事故中吸取教訓，嚴查‘三合一’加工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員表示，“這次事故，也算是為遲遲不見效果的整治‘三合一’行動敲響了警鐘，再不徹查，就會影響到莆田的發展大局”。

　　其實，今年4月，莆田市人民政府就發布了莆政辦〔2007〕63號文件，確立了“三合一”建筑消防安全綜合整治工作方案。在這份由市公安消防支隊所擬定的方案中，計劃到年底結束的整治行動將分五個階段進行，其中，9月1日至11月30日為重點整治階段。公開資料也顯示，“笏石鎮人民政府曾于2007年5月19日和9月18日分別組織人員對飛達鞋面加工廠進行行政執法，并發出整改指令書兩份，排查隱患6條”。市公安消防支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整治‘三合一’的行動幾乎年年搞，但工作的確很難推進，畢竟不是一個部門說了算，要涉及到公安、消防、工商、稅務、安監、電力等方方面面”。

　　“三合一”加工場大多為從事服裝、制鞋的家庭式小作坊，遍地開花的現象源于當地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迅速發展。在莆田，每個區縣的主打產業不同，整治“三合一”的重點也隨之變化。方案顯示，“荔城區以服裝、制鞋行業為整治重點，仙游縣以木雕、工藝品行業為整治重點，涵江區以木器、服裝、制鞋行業為整治重點”。而秀嶼區則因為“當時上報的三合一現象較少，沒有單獨列出”。莆田市鞋業協會會長蔡金輝也告訴記者，“笏石鎮做建材生意的比較多，制鞋還算不上主打產業”。但就整個莆田市，制鞋業每年近200億元的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近30%。

　　據蔡金輝介紹，莆田制鞋歷史源遠流長，早在舊社會就有很多手工制鞋的作坊，上世紀50年代成立的鞋業聯社打下了好底子，80年代時就有各種國際知名品牌在莆田設加工廠。在經歷了十幾年來料加工后，90年代末期開始，大量自主品牌興起，莆田開始重振“中國鞋城”的雄風。與此同時，由于產能提高，沒有工商、環保和消防執照的“三無”小作坊也隨之興起。到現在，莆田市有正規制鞋企業200家左右，遠不及小作坊的數量。

　　除了制作無牌假鞋外，來料加工成為家庭式小作坊的主業。每年冬夏兩季都是制鞋業的旺季，由于勞動力缺乏，正規企業往往會把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鞋面加工外包給小作坊。雖然一年中可能只干半年活，但由于省去了稅收、員工保險等一系列成本，作坊主們也會賺個盆滿缽滿。

　　然而，對勞動力資源的爭奪，使得正規企業與小作坊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已經從事制鞋業20多年的蔡金輝回憶，自從進入21世紀以來，勞動力短缺的矛盾就開始逐步顯現。自2004年起，由于免征農業稅以及成都、重慶、江西等地的加工業興起，來莆田鞋廠打工的外地人明顯減少，加之泉州市加工業的壯大又奪走了一部分勞動力，“廠子里的上工率能達到80%就不錯了”。每到生產旺季，小作坊就會到大企業挖人，工人所佩戴的一個廠牌就能賣到1000元。“由于生產成本低，工資相對會高出一兩百元，這對于那些年紀稍大一些的本地婦女誘惑力很大，不僅拿錢多，而且離家近，管理松散。”

　　就在“10·21”火災發生后不久，莆田市副市長阮軍總結了“小作坊”的五大危害:擾亂市場秩序，破壞莆田形象，搗亂用工市場，破壞社會穩定，流失大量財稅。按照蔡金輝介紹，政府計劃在整治“三合一”的過程中規范莆田制鞋的產業布局，“重點扶持30家左右大企業，保留四五十家中型企業，其余小企業、小作坊一律改為掛靠大工廠，轉做配件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