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太貼近市場了。” 加拿大高新技術協會中國首席代表孫曲說，以至于不久前訪問深圳的加拿大黑莓(Blackberry)公司不得不放棄了其在深圳建立一個通訊研發中心的打算，盡管事前，他們認為擁有華為、中興通訊(000063行情,股吧)兩大全球通訊“新貴”的深圳，有著良好的產業基礎。

　　“黑莓認為，即使是選擇通訊產業較弱的廣州，也比選在深圳好，因為他們至少有一個電信研究所。”孫曲說，過于商業化和實用主義的氛圍，讓深圳缺失了很多基礎研究的必要條件——非商業的、“中性”的科技大學、研究機構等，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軟環境，例如人才、公共技術平臺，等等。

　　而“基礎研發”缺失，人才缺失——是近日勾起深圳市從官方到民間切膚之痛的話題。

　　過去30年中，以神奇的速度忙于“趕路”的深圳，至今只有一所建制規模有限的“深圳大學”。而隨著長三角以及環渤海灣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崛起，深圳改革開放之初，由全國人才“南下”帶來的人才紅利的時代，已經無情地遠去。

　　深圳近年在為其本地高等科研院校的缺失以及人才流失埋單的同時，也在思考著如何“慢”下來，補補課。

　　遭遇人才瓶頸

　　于2006年9月成功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總部設在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邁瑞公司，其人力資源總監周曉蓉表示，過去兩年邁瑞以高于同行的“價碼”在浙江、南京等知名學府招募應屆畢業生時，簽約率只有30%左右。

　　“這些地區簽約率是非常低的。”周曉蓉說，為了達到公司招聘計劃，公司一般要提前一年到各高校巡演，并在實際招募中物色至少翻倍的人選。

　　對于像邁瑞這樣的高科技公司而言，要到外地去和當地企業爭奪“人才”，有著天然的劣勢：一方面，深圳本地沒有一所科技大學或工業大學，“而且商業氛圍太濃，學術氛圍太淡”；另一方面，深圳企業在這場到“別人地盤”進行人才爭奪賽中，還要面臨上海、北京等當地企業的競爭。

　　邁瑞的遭遇只是深圳企業“人才饑渴”的一個縮影。華為、中興、騰訊等大批深圳企業開始選擇把相關研發中心建到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地，以方便就地取“才”。因為，綜合來看，到外地建立研究中心，其目的除了解決人才饑渴外，上海、北京、南京、成都等地圍繞高校形成的一批科研、學術機構，亦可以補充深圳本地在基礎研發上的不足。

　　2007年深圳市人事局發布《深圳市人才市場發展報告》顯示：2006年深圳人才市場供需比為1∶1.08，與2005年的1∶1.41有明顯下降。從近年的數據對比來看，深圳招聘單位數基本保持穩定，企業需求的人才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但求職人數卻呈下降趨勢。2007年1-10月的最新數據同樣表明，招聘方的職位供給量繼續放大，而應聘求職人數較往年相對萎縮。

　　“如果新鮮血液停止輸送甚至倒流，那只會扼殺這個城市賴以生存的競爭力，只會徹底閹割掉這個城市的自主創造性。”一位關注深圳發展的深圳觀察者如此表示。

　　彷徨中的“科大夢”

　　如何在高校、科研院所、人才缺失的被動局面中，完成深圳人才載體以及相關公共技術平臺搭建，深圳一直在困惑和摸索。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的院長樊建平評價說，解決深圳的困境的節點非常明顯——1104平方公里的香港就有8所知名大學，而面積幾近香港兩倍的深圳僅有深圳大學一所本地的高校。

　　而近兩年，CPI、房價高企，深圳的吸引力再次受到沖擊。這客觀上加速了深圳轉型，并動手營造人才、科研環境的緊迫感。2008年3月底，醞釀已久“南方科技大學”動工建設，意味著深圳多年的建立一所深圳人的“科大”夢想開始照進現實。

　　南方科技大學將以理學、工學、管理學為三大支柱學科，擬全日制在校生規模達1萬人左右，面向全國招生，本科生與碩士生比例為1∶1；師資近半以上引進海外力量。同時注重發展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兼顧其他應用型學科和人文社會類學科。其中，工學科約占學科總量的30%，理學學科占20%，交叉學科占30%，管理學科占15%，人文社會類學科占5%。據目前的方案，將近一半的師資將從國外引進。深圳期待能開辟高等教育改革的“試驗田”。

　　在深圳市政府科技主管部門的一位官員看來，此前深圳市在“外引內聯”中建立的各種高校駐深圳機構、院所，顯得有些“乏力”。

　　就在深圳市為“南方科技大學”選址的所在地——西麗大學城周圍，此前已經聚集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等多所國內外知名大學的研究生院。這些研究生院的運作模式為：深圳市政府與各地高校簽定協議，由深圳市政府出資，邀請各高校在深圳辦學，將部分與深圳產業相關的高技術學科的課題的研究生“遷到”深圳來培養，藉此為深圳后續人才提供支撐。

　　據深圳高新區統計數字顯示：比深圳大學城更早一步坐落于高新區內的“虛擬大學園”自1999年開始，也力圖改變深圳人才載體缺失的困境，該園區引進的國內外49所成員院校截至2007年已累計培養各類專業人員82170人，累計孵化企業415家，獲得專利155項，被認定為“省部產學研結合示范基地”。而從最近兩年開始，該園區還引入香港六所大學在深圳設立研究院，以彌補深圳的辦學能力不足。

　　但是尷尬也隨之而來。前述深圳政府人士說，無論是虛擬大學園，還是深圳清華研究院、北大深港產學研基地，對于深圳而言，都代表著“同一方向的努力”，該人士說，在實現深圳市當年引入該些機構時，對他們有三點“孵化器”的功能定位，即科研陸軍所的技術轉移、應用技術研究、人才培養。“他們在最終實現這些目標上，是有欠缺的。”該人士說。

　　在進駐深圳后，這些依托大學為背景的孵化機構大都快速地“融入”到深圳的文化當中。最明顯的表現是，各大研究院、產學研基地從進駐深圳之日起，最樂于向公眾及政府傳達的信號是“孵化了多少家企業，轉換了多少項目為產品”。這當中，以深圳清華研究院為代表，其在政府的公開信息中，有顯赫的戰績：至今孵化了三家上市公司，數百家企業，位于各孵化中心之首。

　　這種過于商業化的追逐，使深圳為彌補其自身城市底蘊中缺失環節所做的努力，再一次顯出了蒼白。鑒于深圳的被動局面，辦學目標更為“純粹”的南方科技大學進入了深圳補課的進程當中。

　　學習香港模式？

　　在樊建平看來，香港在自主創新上的模式，或能成為深圳榜樣。

　　上世紀90年代初，香港傳統產業外遷面臨空心化危機的時候，擺在香港當局眼前最緊迫的事情也是如何通過搭建新的人才創新機制，推動香港在高端服務業、高端設計產業方面的升級轉型。

　　樊建平認為，1992年，香港科技大學建立，是激活香港各種創新資源重新整合，并發揮效用的“鯰魚”。而今天的深圳，面臨著香港當年相似的處境：良好的商業環境，健全的市場體系，完善的產業基礎，通暢的供應鏈。深圳需要像香港科大一樣搞一個大學以達到鯰魚效應，同時帶動中科院先進技術研究院以及深圳清華研究院等小鯰魚，共同對深圳的人才體系、基礎研發平臺的建立發揮作用。

　　深圳市政府人士說，在創新能力上，深圳過去30年，集中在商業色彩較濃的“項目”，即屬于企業層面的“集成創新”，以及“應用研究”占了大多數，而涉及更長遠的“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太少，而由此帶來人才構建體系的缺憾。

　　樊建平分析說，過去深圳市政府對各個大學背景的孵化中心的預期監管，被過多地推向了市場，即“成果轉化能力”評估，產業化能力的考核等。

　　深圳政府人士說，從全球經驗看，“必要的浪費”已經成為國家在打造公共創新平臺，以及人才體系構建中必然面對的事實。在他看來，深圳已經度過了原始積累的階段，是該為摸索如何進行“公共投入”付出成本的時候了。

　　樊建平說，1992年香港投巨資辦了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投200億港幣給香港科大，一下子8所大學，6個研究中心都活躍起來了。今天誰敢小看香港的科技創新能力？香港科大起的就是這個鯰魚效應。”

　　在他看來，深圳必須作出同樣的選擇。

　　但也有深圳觀察人士感到憂慮，以深圳財政收入，創辦幾所大學，錢是沒有問題的。但他同時表示，“存在的問題很多，一是國家報批方面難度大，南方科技大學2006年就開始準備，至今還未走完所有程序”，未來師資力量如何配套，相關設施、相關課題組建，都仍留有莫大的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