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廠”何去何從，已到關鍵時刻

　　剛剛結束的奧運會不僅是體育界的盛事，也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成績的最好肯定。16天狂歡之后，生活回到常態，我們面對的是嚴峻的經濟形勢。

　　三個問題導致了嚴重的局面。

　　首先是房地產業的危機。政府賣地和銀行寬松的信貸政策被認為是房價高漲的主要原因，而國際熱錢和國內炒家借此機會把泡沫推到了頂點，現在，隨著境外資金撤出，房價已高處不勝寒，行業面臨衰退。

　　世界經濟因為美國的次貸危機而陷入低潮。世界上最大的三個經濟體：美國、歐洲和日本的需求不振，中國出口制造業的外貿訂單隨之減少。盡管中國的出口在2008年仍在增長，但增幅已經大幅度下降。這預示著中國2009年可能面臨更加困難的局面。

　　導致出口制造業困境的還有成本上升。這包括幾個方面的內容：原材料、能源和土地漲價、勞動力成本和環保成本增加，以及針對出口的稅收優惠越來越少。低成本是“中國制造”在國際競爭中勝出的主要武器。20年來，正是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土地和能源，引導制造業從臺灣、香港地區以及馬來西亞等地轉移到中國。現在中國正在喪失這一競爭優勢。

　　我們的采訪發現，制造業資本正在始尋找更加廉價的制造基地，而中國地方政府的官員一邊忙著挽留轄區內的企業，一邊籌劃著轉型。地方政府的努力是否有效，還有待觀察。

　　和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10年才發展起來的房地產業相比，“中國制造”不僅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還吸收了一億左右的就業人口，其中大部分是來自農村的農民工。“中國制造”的前景關乎社會穩定和改革的未來。只有將“中國制造”留在中國，才能為進一步的改革和經濟升級贏得時間。

　　有人認為，好時光已經永遠過去了；有人認為，好時光總是一波一波的，去了還會再來。

　　在一片擁擠、樓層低矮的廠房前，郭先生憂心忡忡地談到他利潤越來越薄的生產線。天剛下過雨，但是只有負責精密組裝的車間里開著空調，郭先生的辦公樓非常悶熱，而且連燈都關掉了。

　　缺電的情形在2008年的夏天再次變得嚴重起來。鎮上來打了招呼，讓工廠盡可能地節約能源。談話進行了15分鐘后，每個人都大汗淋漓，這無疑讓訪客對這家工廠所面臨的困難有了更加深刻和直觀的感受。

　　最后，郭先生抱歉地建議就在辦公樓下的大門口談話，因為那里可能會涼快些。他談到的話題：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勞動合同法和全球范圍內直線下降的筆記本電腦價格，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從長三角到珠三角，記者走訪10年來蜚聲世界的“中國制造”的基地，企業主、技術專家、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都在談論同樣的話題，像剛剛經歷過流行性感冒肆虐的地區一樣，每個人都表現出類似的愁緒和對未來的茫然。

　　只有那些各不相同的悵然表情，才能給這些話題增加一些個人色彩。順著郭先生的指點，放眼望去，一片本應是秀美的江南風光的土地上，能夠看到的都是密密麻麻、和他背后類似的廠房；但郭先生本人看到的，是每個廠房里都有若干和他一樣承受著重重壓力的人。

　　這些廠房坐落在昆山淀山湖鎮，距離上海青浦只有十幾分鐘的車程。這里的景象正是上海郊縣和昆山各鄉鎮的縮影，也是“中國制造”的縮影。

　　最好的時候過去了

　　如果一家制造企業只有500名員工，廠房占地僅僅30畝，很難讓人相信，它能夠代表“中國制造”的規模。然而，全世界每四臺筆記本電腦中，就有一臺裝有郭先生的產品——一種為筆記本電腦的CPU散熱的裝置。

　　叉車將原材料卸下卡車，進入車間，在那里，工人將銅管切割成長短粗細不一的材料開始，經過一系列加工，最終成型的銅管堆放在一起，郭先生示意可以感受一下這種產品的導熱功能。只需捏起一根銅管，把它的一頭浸在熱水中，另一頭在瞬息之間就感到了熱水的溫度。

　　制作散熱模組的工藝的原理看上去如此簡單，銅管是熱的優良導體，能夠極快地傳導熱量，可以讓筆記本的核心元件 CPU高速運行而不用擔心因為過熱而損壞。50年前，這種工藝的原始形態只是應用于美國的航天科技上。衛星在太空中運行，面向太陽的一面溫度可達攝氏300到500度，而背陰的一面溫度會下降到攝氏零下100到200度；沒有任何一種材料能夠承受這樣的溫差。最終，NASA的專家決定用銅質材料將衛星包起來，使衛星的表面溫度保持一致。最早的筆記本電腦在日本發明出來之后，這一技術方案被用來解決電腦元件的散熱問題。

　　1998年，郭先生從美國返回臺灣時，高速成長中的筆記本電腦行業欣欣向榮，臺灣已經成了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制造基地。他進入一家從事傳統五金制造的公司，開發出自己的筆記本電腦散熱方案，而當時充斥市場的都是美國和日本的散熱方案。

　　這一年，一根20厘米長、直徑3到4毫米的散熱管價值10美元。在每臺筆記本電腦售價5000到8000美元的時代，沒有任何人覺得散熱管的價格太高。

　　在一個一切都在成長的市場里，郭先生的成功故事也是最常見的。他和一位營銷人員拿著自己發明的導熱管，等在電腦制造廠門口，向下班出門的工廠負責人推銷，向他們解釋，為什么自己的產品可以戰勝美國和日本的產品。當臺灣的生產商最終接納了郭先生的產品后，散熱元件的價格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跌到了2美元。

　　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是科技改變我們生活的最活生生的例子。這種改變當然沒有因為郭先生發明了自己的散熱方案而停止。從那時候開始，10年之后，世界再次發生了變化。

　　在昆山的廠房里，產品的加工和檢測都是在高溫中進行，年輕的工人在呼呼作響的大電扇旁，用嫻熟而機械的動作，不停地產出各種規格的銅管。在不遠處裝有空調的車間，進門必須換鞋或者穿上鞋套，顯示出精細加工對環境的需求——在這里，銅管被加工成形狀各異的散熱模組。經過最后的質量檢驗，它們被裝進印有DELL或者HP字樣的紙箱。叉車再次出動，將它們裝入集裝箱。集卡將從淀山湖鎮出發，開上高速公路，根據距離的遠近，若干天后，昆山、廈門、印度、東歐和南美的客戶，將依次接到從這里發出的散熱模組。它們隨后被裝進筆記本電腦中。貨船再次起航，輕巧便攜的筆記本電腦被運往包括中國在內的電器賣場，進入我們的生活。

　　據說，美國《紐約時報》的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是在一臺HP電腦上，寫出《世界是平的》這本著名的討論全球化的暢銷書的。弗里德曼先生的HP電腦里，是否也有一塊產自中國淀山湖鎮的散熱模組呢？

　　筆記本電腦改變世界的方式不在于催生少數了不起的思想成果，而是以龐大的數量改變普通人的生活方式。這些年來 ,《數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龐帝致力于一項讓每個孩子擁有一部筆記本電腦的計劃OLPC(OneLaptopPer Child)。他聯合英特爾、谷歌和AMD這些IT巨頭，極力降低筆記本電腦和軟件的價格，再通過慈善機構的采購，將這些筆記本電腦送到貧窮的和缺乏教育機會的孩子手上。尼洛葛龐帝將筆記本電腦看作隨身可以攜帶的人類智慧，認為它們將改變窮孩子的人生，進而改變這個世界。在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里，數量和低成本無疑是改變世界的關鍵所在——這正是郭先生和“中國制造”最擅長的領域。

　　但到了2008年，擅長降低成本的郭先生覺得，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了。

　　中國制造的生存法則

　　郭先生想念一個模組價值10美元的黃金時代。好光景持續的時間不長，從2000年開始，到2002年結束，頭尾不過3年時間。那時候郭先生的企業沒有占到現在這么大的市場份額，但是凈利潤率在20%以上。

　　現在，25%的市場占有率并不能讓他紓解愁眉。從2006年開始，各種各樣的因素都在蠶食他的利潤。最先是原材料漲價。國際市場上，銅的價格從5年前就開始上升。有人說這是中國的大宗采購引起的。事實上，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對銅的需求都在上升。無論是中國和印度，還是“金磚四國”里的俄羅斯和巴西，經濟的快速增長對電力基礎設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銅是制造電纜的主要材料。

　　到2008年，銅價已經翻了一倍。作為制作電腦散熱模組的主要材料，銅價已經占到了到產品售價的80%。盡管如此，郭先生沒有因此向客戶提出漲價的要求，恰恰相反，因為筆記本電腦的普及和價格迅速下降，散熱模組的價格還在下滑。

　　從2006年人民幣放棄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之后，進入了一個時快時慢的對美元升值的通道，至今對美元一共升值20%左右。對于以美元結算產品價格而以人民幣結算生產成本的出口企業來說，以廉價著稱的“中國制造”的終端產品幾乎沒有漲價的空間，所以升值就意味著利潤下降。

　　另一個打擊是政府取消了對出口加工企業的稅收優惠，作為臺資出口企業，郭先生的感受十分典型。他繳納的企業所得稅率從兩稅合并之前的最低12%上升到了25%，而增值稅退稅率從原來的17%降到了13%。

　　與此同時，由于激烈的競爭，歐美市場上的“中國制造”，價格已經壓到了可能范圍內的最低。

　　10余年前，郭先生的第一個客戶DELL請他設計散熱模組時，設計費100萬元新臺幣，今天他的客戶不需要另行支付任何設計費用。作為全球出貨量第二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商和郭先生最大的客戶，DELL在亞洲、歐洲和南美洲都擁有自己的組裝廠，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供貨商向組裝廠供貨的時候，必須要自行負責物流和倉儲。為此，郭先生必須在每一個 DELL組裝廠旁邊租賃倉庫，儲存自己的產品，供DELL提貨所需。DELL由此保證了生產流程的零庫存，鞏固了自己的競爭力，而郭先生每個月需要支付200萬元以上的倉儲費用。

　　這種情形之所以會出現，唯一原因是市場已經供大于求。每個供貨商都在想方設法降低成本，以獲得歐美客戶的青睞。廉價策略使得供貨商們在和擁有終端產品品牌的客戶談判時，處于更加不利的位置。這是一個糟糕的循環。

　　這個行業還沒有糟糕到紡織業的地步：增值稅退稅已經成了許多出口紡織企業利潤的全部來源。但盈利能力已經脆弱到企業對任何形式的成本增加都極度敏感。降低成本就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法則。

　　成本緊箍咒

　　中國看起來已經不是——至少不是唯一的——成本最低廉的世界工廠了，越南和印度都有興趣來接中國的下一棒。當然，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企業還可以選擇遷往內地。經常有來自安徽和江西的地方政府的招商人員客氣地找上門來，游說的條件十分體貼，顯然完全洞悉郭先生的需求：便宜的地價、稅收優惠，甚至是更加寬松的環保和勞動環境。

　　有證據表明，200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并沒有得到嚴格的執行。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抱怨，但它們都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感。在生產有淡季和旺季之分的出口制造企業里，加班本來是旺季的常態。昆山的最低月工資是850元，旺季工人的加班費可以達到基本工資的60%，是他們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但《勞動合同法》規定，每個工人每月加班時間不能超過32個小時。這幾乎完全打破了制造業原有的生產節奏。到底有多少家企業真正是按照這個規定來做的就大可懷疑了。企業和工人往往會達成一種默契，他們裝作不知道有這種規定。當然，一旦工人覺得這種做法不妥而向勞動局舉報，企業就面臨著非常麻煩的局面。

　　這種麻煩同樣也是屬于地方政府的。這些政府了解企業的需求，也很難真正下定決心去處置普遍存在的非法加班現象，但也不可能罔顧法律和舉報。他們最后采用的方法是不停地向上級請示，希望得到更高層政府的明確處理意見，相似請示一層層上移，處理復雜局面的壓力也隨之上移。這是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每個國家都要在勞工權益和企業活力之間做出平衡，在中國，這是最高級別的議題。

　　因為“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就是來自于低成本——包括廉價的土地、人民幣、能源和勞動力。長期以來，向成本要利潤已經成了出口制造企業的中心訴求。

　　企業成長和一個國家的發展一樣，有路徑依賴。

　　在廉價傾銷的策略里，成本是永遠的緊箍咒。制造業資本像穿上了有魔力的舞鞋，永遠不能停止尋找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的腳步。

　　在臺灣，郭先生的父親，一位多年前從江西吉安到臺灣去的老人是中央電視臺第四套節目的忠實觀眾。電視新聞里大陸經濟欣欣向榮，每每惹動老人的思鄉之情。但作為臺商的郭先生，心情要比用鄉愁過濾新聞的老父復雜得多。

　　10年前，為了降低成本，郭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念叨著“大陸”的字眼，從臺北來到昆山；10年后，他的朋友和同行們見面時，嘴里念叨的熱門詞兒，已經從“大陸”變成“越南”了。

　　尋找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的過程，不是從今天、也不是從中國制造開始的。

　　尋找成本洼地

　　出租車從東莞市區駛往和深圳比鄰的塘廈鎮，高速公路覆蓋著茂密的熱帶植物，而兩旁除了閃過香蕉累累的果園，還有隨處可見的廠房和職工宿舍。職工宿舍的陽臺上晾曬著顏色和式樣都相同的服裝，告訴我們，這里正是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中心，是“臺灣制造”和“香港制造”落戶內地的第一站。

　　塘廈鎮的一個角落里坐落著一家員工達到3000人的五金制造企業，在工廠的產品陳列間里，我們看到了和昆山的郭先生生產的一模一樣的產品。這兩家工廠相距數千公里，分屬兩個行業，規模迥異，昆山的電子工廠隸屬于一家臺灣上市公司，而東莞的五金工廠是一家家族企業。但這兩家看上去八桿子打不到的工廠，其實都是臺灣的吳家三兄弟創辦的。

　　吳氏的家族企業起家于1970年代，最初只是一個制作小五金件的家庭作坊。戰后日本經濟起飛，紡織、五金這樣的行業迅速在成本的擠壓下逃離日本本土，涌入前殖民地臺灣，臺灣島內的五金加工廠加班加點也來不及應付所有的訂單，最終采取的辦法和現在東莞的五金廠毫無二致，一些訂單因此從大廠流入到小規模的家庭作坊。

　　在許多年時間里，流到吳家作坊里的單子是鋁制品加工：為日本產的高檔音響的鋁制外殼做表面處理，兼做鋁質的真空管散熱器。

　　這些不起眼的外貿代工單子不僅養活了吳氏三兄弟的家庭，而且使他們的作坊變成了現代工廠，并且有機會在30年后的議論產業升級的大潮中，再次從家族所有的五金制造企業變身為主營IT產品的上市公司。

　　在事業起步之初，這種缺乏雄厚資金的家族企業的發展是緩慢的。直到1975年，作坊主吳老三才召集了兄弟加入，將家庭作坊擴展成一個雇員20多人的小工廠，在隨后的20年里，這間工廠在規模最大的時期也只有300名員工。如果不是因為香港的客戶要到大陸來設廠，并且邀請他們前來配套的話，吳家的工廠也許會一直留在臺北，并且一直維持著這種規模。然而制造業全球轉移的時代潮流給了他們前所未有的機會。

　　在東莞，出現在記者面前的副總經理，是吳氏家族年輕的第二代接班人。這個家族企業已經開始吸收下一代進入管理層，說明它至少度過了家族企業通常會碰到的擴張和繼承的兩大危機。

　　進入大陸的決定對大多數臺資企業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甚至生死攸關的。今天可以看到的一些制造業巨無霸，比如遍布各地的富士康企業，占地動輒數以千畝，職工人數以萬計，但在10年前，它只是臺北名不見經傳的一間中型企業。和富士康相比，吳家在東莞的五金廠規模當然要小得多，但較之15年前在臺北的時候，規模也已經擴大了10倍。

　　1990年代初的臺灣還沒有向大陸開放投資，許多臺商必須透過在香港注冊的公司才能完成投資。至今，許多臺商投資的企業的工商注冊信息上，仍然標注著港資的字樣。吳氏的五金公司也不例外。這種變通的策略，一方面表現出華人企業家精明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也說明尋找成本洼地的資本轉移是難以遏制的潮流，資本的意志不會因為人的意志或政府的意志就停步不前。

　　這種變通的痕跡在臺商公司的選址上也可見一斑。最早進入大陸的臺商工廠，大多位于和香港比鄰的地區，深圳是最早的跳板，隨后是東莞和廣州地區。而當1998年吳氏旗下的上市企業需要在大陸投資一家專門生產筆記本電腦散熱模塊的工廠時，吳氏和客戶的眼光都已經從東莞轉移到了昆山。

　　1990年代末，IT產業興起，在短短幾年時間里，臺灣成了全球的計算機制造基地，隨后在更短的時間里，計算機制造商又像急著在夏天之前飛往北方的候鳥一樣，堅決地從臺灣轉移到了大陸。昆山迅速集合了仁寶、廣達、業達和宏碁這樣全球最大的電腦生產商，作為產業鏈上的一環，吳氏新廠的廠址只能跟隨大廠的腳步，落腳在昆山。

　　吳氏企業40年內興起和遷徙的軌跡，就是制造資本兩次全球轉移的見證。

　　失敗者各有原因，但成功的故事聽上去總是非常雷同。珠三角和長三角無數民營企業家都像1970年代受益于制造業第一次全球轉移的臺灣吳氏兄弟一樣，是從1990年代的制造業第二次全球轉移的浪潮中挖到第一桶金的。

　　這樣的故事，到今天還在發生。

　　劉氏作坊能否變為劉氏企業？

　　塘廈鎮與深圳的龍崗區毗鄰，老劉開著一輛淺綠色的富康車，送我去深圳。

　　老劉曾經以開出租車為生，現在的身份是一家五金加工作坊的合伙人。某種程度上，他仍然沒有丟掉運輸業這個老本行：在深圳和東莞的小鎮街頭，所謂的“黑車”比比皆是，老劉就是車主之一。

　　他指著吳先生的廠門解釋說，自己只為熟悉的客戶送人。他拍打著自己的方向盤說，這輛富康是他剛剛買來的二手車，花了3萬元錢。他以前開的是一輛奧拓微型車。

　　老劉熟悉的客戶中有好幾家五金廠。但他和這些五金廠合作可并不僅限于的“指定用車”，他還承接那里流出來的訂單。在他的加工作坊里，四個工人和兩個學徒兩班倒地工作，從事一種線切割的工藝。

　　這些來自海外的訂單本來的目的地，是在東莞各鄉鎮的五金廠，但和30多年前的臺灣一樣，這些五金廠的產能，不足以完成全部的訂單任務，只能再次將訂單外包到老劉的作坊。

　　聽了吳氏家族的發跡史，也許不由得要對老劉另眼相看：只要假以機會和時日，誰知道這位黑車司機不會變成劉氏家族企業的第一代創業者呢？

　　老劉的作坊是和兩個朋友一起投資的。他們購進了兩臺臺灣生產的線切割機，每臺價值68萬元。對老劉來說，這是一筆大投資，但是他似乎沒有意識到任何風險存在。他的作坊夜以繼日地工作，從來不缺訂單，最多的時候一個月有16萬元的毛收入，而平均每月毛收入也有12萬元。

　　成本包括輔料、工人工資和折舊占到毛利的一半，理論上老劉每個月可以坐收2萬元的純收入。但實際上，他拿不到這么多，其中的訣竅，他從車窗里伸出一只胳膊，指向接到兩邊掠過的比比皆是的掛著“線切割”招牌的作坊，說，競爭很激烈，要接到訂單，必須給五金廠的負責人回扣。

　　回扣的內容包括現金、吃飯、卡拉OK和桑拿。扣除這一部分的開銷，老劉最終能從作坊中拿到的利潤大概是1萬元左右。

　　如果老劉想把作坊變成家族企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需要充足的訂單，人工、房租甚至電費都不能漲價，他還必須克制個人消費，才有可能逐漸積累起擴大規模所需要的資金。另外，作為一家抗風險能力很弱的小作坊，資金周轉的速度至關重要。他手頭要有足夠的流動資金來應付各種開銷，才能維持小作坊的生產能力——這是劉家作坊成為劉氏企業的關鍵所在。

　　很難判斷老劉是否具有一個企業家所必需的開拓精神。總的來說，如果不是有些客戶拖欠他的加工費的話，他對現狀會相當滿意。他花了很多時間探討國家政策能不能懲治這種拖欠行為。有些欠款一年前就應該付給他，但拖欠至今，最大的一筆已經累積到了50萬元之多。對方是東莞最大的五金企業之一，本來是老劉最重要的客戶，但現在老劉盡量避免接這一家的單子。

　　和30多年前臺灣的吳氏作坊相比，東莞的劉氏作坊似乎面臨著困難得多的局面。也許大多數五金廠并不是有意要拖欠老劉的加工費，2008年以來，由于美國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許多海外客戶延長了付款周期，劉氏作坊上游的五金廠也陷入了資金周轉不靈的困境。

　　在淀山湖鎮，一家為電腦制造塑料外殼的企業最近倒閉了，原因是下游的客戶付款周期拉得越來越長，導致企業資金運轉不靈，資金鏈斷裂。這讓老劉的企業家前景黯淡了許多。

　　在旺季，郭先生管理的昆山工廠一個月要生產出價值1億元人民幣以上的產品。可惜并非每天都是旺季。有些時候，接單子其實意味著虧損——但他們不得不接下這些單子，以維持市場占有率。他們希望能夠撐下去，度過嚴酷的冬天——到那個時候，很多人就會退出慘淡的競爭。

　　這和動物世界的規則并沒有兩樣：當春天來臨的時候，羸弱的成員都已經死去，生存下來的將變得更加強壯，并且獲得了繁衍生息的機會。

　　和動物世界不同的是，想要生存下來的企業不能被動地等待命運的判決，它們必須尋找新的增長點，以便在競爭中獲勝。這一點是劉氏作坊致命的短板。

　　走，還是不走？

　　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可能再次從中國移出的歷史關頭，從作坊起家的中國企業家中，有人像幸運的吳氏企業一樣，已經部分完成了升級，但大多數還在苦苦支撐，尋找轉型的可能。

　　2008年儼然成了制造業的寒冬。為了躲避寒冷，臺商的做法各不相同。

　　出走看上去是最簡單的選項。郭先生和吳先生的一些朋友已經選擇了出走，典型的方式是關掉廠子，遣散工人。少數人選擇了一走了之，拋下廠房和債務復雜的爛攤子。

　　粗略估計，珠三角和長三角各有100萬臺籍人士，在大陸工作的臺籍人士共有300萬之多，大多數從事出口加工或貿易。在這個同鄉和同業關系組成的人際網絡里，不僅容易形成共同的話題，而且容易形成共識。昆山的郭先生和東莞的吳先生面臨的是同樣的問題——其他幾百萬人也一樣。

　　郭先生不打算走，反而在追加投資。他剛剛在工廠附近買下了一塊70多畝的地，打算擴建廠房。新廠房的面積將是老廠房的兩倍。產品的利潤率越壓越低的情況下，維持收益的唯一秘訣是增加產能，薄利多銷。

　　當然，這樣逆勢操作對他的資金鏈將是嚴峻的考驗。而且，錢不是唯一的問題。昆山的地價在兩三年以前還不到9萬元一畝，現在已經漲到了20多萬，但并不是有錢就能買到地。地方政府希望引進的是世界500強，或者成長性好的高科技企業。撿到籃里就是菜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無論是在長三角還是在珠三角，希望進駐或者擴大產能的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已經感到地方政府的熱情在下降，壁壘在增多。行政之手正在按照自己的標準，挑選產業和廠家，試圖避開新一輪制造業全球轉移可能造成的產業空心化的風險。

　　郭先生最大的客戶在詢問他有沒有興趣到印度去開廠，DELL在那里也有一家組裝廠。但更多的電腦生產商仍然集中在昆山，因此，盡管土地越來越貴，招不到工人和缺電的情形也時有發生，但繼續留在這里看上去仍是唯一的選擇。

　　從頭來過并不簡單。全球最大的PC制造商仁寶將在越南投資5000萬美元，生產電腦，這是臺商圈子里聽到的最大的一筆投資。但郭先生這樣的中型配套企業，并沒有做好離開大陸的準備。他們對越南的勞動力供應、基礎設施、政府效能和語言隔閡，都抱有重重疑慮。到內地去？便宜的低價、人工和寬松的政策能夠持續多長時間呢？兩三年以后，那里難道不會重復長三角和珠三角今天的故事嗎？

　　誰又能知道呢。-

　　出口基地：觀望中突圍

　　一個全部人口不過50萬的小鎮，卻擁有130家酒店，每天可以容納1.5萬人入住，其中有4家五星級酒店、8 家四星級酒店和10家三星級酒店，幾乎全部都是私人投資建造的——這些，是厚街鎮為產業升級已經押下的籌碼。

　　撰稿·汪偉(記者)

　　在從東莞市區開往厚街鎮的出租車上，天已經晚了，我正打電話預訂晚上住宿的酒店，司機笑了起來。

　　“你根本不用預訂”，他懷著一種當地人特有的熱情說，“厚街到處都是酒店。”

　　此言不虛。厚街鎮距離東莞市區車程不到半個小時，汽車在雨后的闌珊燈光中沿著公路而不是街道駛入厚街，公路兩旁都隨處可以看到酒店的招牌。一掠而過的印象中，這些高層的酒店建筑似乎不應該出現在一個鄉鎮上，更何況數量是如此之多，而且寬闊的大堂里盡懸掛著些大型的、裝飾氣息十足的氣派吊燈。

　　盡管出租車司機主要在東莞市區營業，但大概不是頭一回遇見對厚街鎮上的酒店數量感到驚訝的客人，他把車停在選定的酒店門口，找零的時候不忘記用得意的口吻說，“厚街的酒店全世界都有名。”

　　是嗎？2008年的夏天，在廣州，一位經濟學家花了半個多小時介紹這個東莞近旁的鄉鎮，然而幾乎沒有主動提到這里的酒店。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里應該是酒店業密集之地。實際上，這里通常被稱作“家具之都”，還有人稱它是“亞洲鞋業之都”：這些中國特色的修辭里僅僅包含著一個珠三角和長三角都屢見不鮮的出口加工基地——厚街似乎僅僅因為發展最早和規模較大而著稱。　　

　　遍地酒店的鄉鎮

　　厚街為什么被稱作“家具之都”和“亞洲鞋業之都”，是異常直觀的。沿著廣東省256省道，家具市場、木材市場和鞋料市場林立櫛比，從公路旁一直綿延到遠處的小山腳下。這些生產要素的集中意味著生產家具和皮鞋的流水線距此不遠。

　　這是個雜亂而又生氣勃勃的地方。不計那些一二十個工人和幾臺就設備組成的小作坊，厚街全鎮有規模以上家具廠4 00多家——數字不會有太大的吸引力，但很難有人不對他們在厚街看到的一切感到驚嘆。一條望不到頭的家具大道里賣的東西無所不包，這里找得到做家具所需要的一切，從原料到成品到加工家具的機器，廠房一間接著一間，總共有5公里長。

　　看過了家具大道，僵硬的數字就變得有說服力了：厚街的家具廠里就業的人口據說超過了10萬人；厚街出口的家具數量，占到中國出口總數的20%。

　　但在今天，家具大道遠遠不是厚街的全部。如果你要到坐落在一座小山之上的厚街鎮政府去，就會立刻被與鎮政府一街之隔的那個巨大的院落吸引住。建筑外墻統統涂成灰白色的院子里，不但有30層高的主建筑，還有漂亮的草地和寬闊的進門甬道。有人會告訴你，這是喜來登酒店。

　　盡管坐落在一個鄉鎮而非大城市，喜來登仍然不失其高檔，尤其是它與龐大的鎮政府建筑群比鄰而居的時候，一種強烈的象征氣息油然而生：在這個距離廣州和深圳差不多都是一個小時車程的南方小鎮上，繁榮的酒店業并不是市場水到渠成的選擇的結果，它更有可能是地方政府選擇和支持的結果，因此獲得了超常規的發展速度和規模。

　　厚街鎮政府并不否認他們對酒店業的青睞和支持，但是強調說，他們的政策并非一開始就是這樣。

　　“我們甚至考慮過要干預”，一位政府官員解釋說，鎮政府曾經覺得應該控制酒店的數量——幾年前，這里掀起了一股建酒店的熱潮，政府擔心酒店的數量很快會供過于求，大量投資將因為酒店無人入住而發生虧損。

　　最終政府改變了態度，并且意識到這可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和家具和鞋類制造業相比，酒店業似乎是屬于明天的產業。

　　現在厚街共有130家酒店，每天可以容納1.5萬人入住。其中4家五星級酒店、8家四星級酒店和10家三星級酒店，幾乎全部都是私人投資建造的——要知道厚街只是一個全部人口不過50萬的小鎮，酒店因此只能一間接一間集中在一條省級公路的兩旁；在內地很多地方，這樣的公路兩邊都是供跑長途的卡車司機落腳的“雞毛店”。

　　陌生的旅行者置身于漂亮但是空空蕩蕩的大堂，都難免想問同一個問題：酒店的入住率如何？這完全像是一個謎。

　　昨天的產業

　　在過去20年里，讓厚街“全世界都有名”的并不是酒店數量，而是因為家具和廉價皮鞋。這些家具和皮鞋遠銷歐美，為當地人帶來了可觀的地租和房租，政府財政也從中獲益甚多。但近年來，這些家具廠和皮鞋廠一直讓人不太放心——20 06年開始，像珠三角其他地方一樣，厚街的皮鞋廠和家具廠也遭遇了民工荒。有些工廠因為請不到工人而倒閉了。

　　經濟學家一直津津樂道于中國的“人口紅利”，將廉價勞動力看成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秘密所在，這種增長的脆弱在2006年終于顯露無遺。為了同成千上萬的同類企業競爭，獲得歐美客戶的訂單，厚街的皮鞋廠和家具廠的極力壓低成本以保持價格競爭力，企業的利潤因此低到再也無力為工人加薪。

　　扣除貨幣貶值因素，在過去的20年里，珠三角的工人工資不僅沒有上漲，反而一直呈下降趨勢，不僅如此，地方政府在招商大戰中不得不盡力壓低土地價格，而能源價格則因為中央政府的干預而低于國際價格。這一切，包括低水平的環境保護和人民幣匯率，才使得厚街制造的皮鞋和家具價格低廉，行銷海外。

　　但低成本的時代正在終結。原材料、人工漲價和人民幣升值引起的中小企業倒閉潮也波及到了厚街。制鞋業受到的影響是最大的。李濤的亞洲鞋業協會的辦公室在厚街一個鞋料市場的7樓，他公布的數字說，珠三角共有五六千家鞋企，倒閉的有上千家之多。厚街鎮政府一位官員聽到這個數字后補充說，和制鞋業相比，其他行業受到的沖擊較小，厚街的投資仍在增長。

　　面對一時大熱的“遷廠”議論，厚街鎮政府的大小官員懷著憂心忡忡的心情，拜訪了許多當地的工廠。大多數人并沒有真的打算從厚街遷到內地或者越南去，這一點讓他們稍感安慰，但隨著利潤越來越薄，這些企業還能支持多久，就沒有人知道了。

　　走薄利多銷路線的出口企業面臨著三種選擇：漲價、關門或者尋找新的機會。這讓敏感的政府聞到了危險的氣息。官員們感到未雨綢繆的必要，他們請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李江帆為厚街做規劃，后者在厚街做了一番調查后說，用兩句話就可以形容厚街，一句是“勞動密集型”，另一句是“低級城市化”。

　　得益于地理位置，東莞是1980年代最早的一批出口加工業基地之一，而厚街鎮的港資加工廠，即使是在東莞地區，也算是落戶最早的。這些延續了1950年代香港制造模式的加工廠，共同的特點是規模小，廠址分散。在工業園區的概念沒有形成的時候，厚街下轄的22個村和一個居委會，村長們都想盡辦法要把地租給香港人開廠。這種“村村冒煙”的工業分布形態被李江帆形象地稱作“麻雀戰”。

　　勞動密集型不言而喻，套用流行的“微笑曲線”理論，制造業的前端研發和后端的服務與營銷附加值較高，但都是在遠離厚街的歐美和港臺地區完成，留給厚街的是川流不息的流水線和大量外來人口。

　　厚街的戶籍人口不足10萬，而外來人口有40萬之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每天早上進入厚街的廠房，傍晚時分鉆進狹小的出租屋。他們幾個小時、十幾個小時甚至幾十個小時不停地在流水線上重復同一個動作，每個月掙來的工資大部分寄往老家，還有一部分流入了厚街房東的口袋。

　　厚街僅僅扮演了一個“地主”和“包租公”的角色。一手是工廠帶來的地租，一手是外來工帶來的房租，厚街本地的農民得以洗腳上岸。1980年代他們還在工廠里上班，但是許多年來，沒有自己開廠的農民儼然成了一個不小的包租階層。然而也僅此而已。在李江帆看來，他們雖然不是農民，但更加不是市民。他們生活在水泥路和下水道齊全的樓房里，不遠處就是徹夜不滅的路燈，鎮上有喜來登和星巴克，但是總面積126.15平方公里的厚街，根本算不上一個有秩序的城市。

　　厚街的麻煩不是厚街獨有的。隨著原料、能源、勞動力漲價和人民幣升值，以及環保成本的上升，為中國發展貢獻巨大的“三來一補”模式，頹勢已經十分明顯。作為“中國制造”毫無爭議的符號，厚街所在的東莞地區似乎整個陷入了對未來的擔憂之中。

　　東莞突圍

　　2006年東莞提出要進行社會、經濟“雙轉型”。2008年汪洋出任廣東省委書記，也提出珠三角要轉型。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林江解釋說，這句口號的根本是要升級東莞的產業。分散在各鄉鎮的制造業雇用大量勞動力，消耗了大量能源，制造污染，但面臨成本上升的大環境，抗風險能力差，利稅貢獻也并不大。

　　“騰籠換鳥”和“微笑曲線”這兩個詞經常能從廣東的企業家、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嘴里聽到。“騰籠”的意思是要把低端制造業從珠三角遷出去，讓出來的空間可以“換鳥”：吸引主要進行研發、服務和品牌營銷的企業活動進駐。這就是所謂“向微笑曲線兩段擴張”。

　　高科技、世界500強和服務業成了出口基地政府的新寵。現在厚街現在也許有一個對照物。開車從東莞市區向東北方向，走不多遠就可以看到一個巨大的人工湖，看慣了廠房、職工宿舍和出租房的人，看到青山綠水間坐落的顏色淡雅的樓群，仿佛走進了大城市郊區的別墅社區。這個叫做松山湖的地方是東莞的高新技術園區，試圖發展高科技和創意產業。這種和東莞原有產業結構相去甚遠的規劃，被看作是東莞突圍的一個嘗試。

　　廣東省政府的規劃中，明確表示要把廣州發展成為金融業中心和總部基地。

　　這種行政意志迅速在一個垂直的系統中被反復強調，直到行政機構的最末端。厚街也在籌劃轉型，政府希望首先把分散的制造業集中到工業園區去，甚至鼓勵厚街的民營企業到外地投資，把制造業基地轉移到中西部或者國外，而把總部留在厚街。

　　林江坦承，這是有困難的。

　　盡管省政府的要求得到了最高音量的附和，但地方政府的轉型意愿并不都是那么強烈。即使在東莞，也不是每個鄉鎮都像厚街那樣，每一寸土地都見縫插針地建起了廠房。對很多地方政府來說，招商引資仍然是艱巨的任務，要他們人為地抬高地價，或者以產業升級為由，拒絕一些希望前來投資建廠的低端制造業廠商，是很肉痛的事情。

　　與20年前相比，中國利用外資的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包括勞動政策和人民幣升值這種全國性因素，也包括珠三角和長三角地方政府新的產業規劃。根據商務部的數據，今年外資投資的增長勢頭明顯減緩。林江認為，各級政府都應該考慮兩個問題：中國的外資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招商引資的政策要不要繼續下去？

　　包括松山湖這樣的高科技產業園區在內，東莞今年的招商計劃并不順利。東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外資投資總額同比仍在增長，但項目數卻在下降。2007年前四個月東莞共簽訂了267宗外資項目，今年這個數字下降到214宗，這已經是該指標連續第三個月下降了。

　　這給試圖轉型的政府帶來了更大的壓力。林江說，基層政府官員的意愿和能力將決定雄心勃勃的轉型計劃能否實現。但目前，大多數市、鎮、區政府仍在“謹慎觀望”。

　　地方政府對轉型存有抵觸情緒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教育、交通和公共事業都是鄉鎮自己出錢籌辦”，李江帆說，“上級政府又有什么權力要求鄉鎮這樣那樣呢？”

　　一般來說，地方政府更加重視大型企業，但是在東莞，中小型企業也能夠從政府那里獲得最大的便利和必要的支持。厚街鎮政府專門設立了一個民營經濟辦公室，招聘了9名有大學學歷的員工，他們的職責是專門為中小企業辦理各種證件。如果你想在厚街辦廠，一位官員介紹說，3天就可以拿到全部手續。

　　有人說珠三角是中國中小型企業生存環境最好的區域——但這個榮譽的重要性似乎在下降。

　　一位謹慎的臺灣商人說，他“看不懂”這種產業政策。他的產品需要一些特殊規格的配件，但是臺灣供應商因為規模不大，無法進入東莞。這使得“行業整合無法進行”。

　　根據臺灣的經驗，很多技術革新是小廠做出來的，這使得上游廠商能夠不斷更換技術更好的供應商，以降低產品成本，使得產業鏈能夠不斷整合，以保持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力。

　　他認為，官員急于轉型，但并不真正了解“高科技企業”與傳統產業、大企業與小企業的關系，因此機械地拒絕傳統產業和小企業，不知道高科技企業和大企業要保持活力，需要后者的配合。

　　是時候來揭開厚街的酒店之謎了。

　　關于入住率的問題，酒店回答說，如果是會展期間，這里一房難求。

　　中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多謎一樣的奇跡，厚街就是兼具謎題與奇跡的中國經濟的最好代表。1980年代，這里只有一些粗放的港資加工廠，1990年代，這里成為舉足輕重的家具出口基地，并且水到渠成地每年舉辦兩次家具展。在行政之手的巧妙引導之下，展會本身從家具業里獨立出來，變成了厚街的支柱產業，而酒店不過是展會商業輻射的一部分。

　　在李江帆看來，這就是產業升級最活生生的例子。作為中山大學第三產業研究中心主任，李江帆深感轉型的困難，但也深感轉型的必要——根據他的經驗，政府在轉型的過程中能夠而且應該發揮作用——這一點毋庸置疑，他擔心的是政府有時候會過于自信了。-

　　兩難：“控通脹”還是“保增長”？

　　雖然要保持經濟增長率以保持穩定，但通過多貸款推動經濟，很可能引起危機。現在首先要面對的應該是通脹問題。

　　撰稿·陽淼(特約記者)

　　進入夏天，制造業的不景氣引起了最高決策層的關注，隨著政治局常委調研行蹤遍及“中國制造”的核心地帶，從緊的貨幣政策將趨于松動的預測就不絕于耳。“保經濟增長”漸有逆轉“控制通脹”，成為中央政策首要目標的跡象。經濟學家謝國忠就此接受采訪，談到他對制造業困境與控制通脹問題的看法。

　　改變發展模式更重要

　　《新民周刊》：出口不振、內需不足，原材料和資金成本連續上升，導致我國制造業舉步維艱，以致決策層最近接連視察制造業一線大省。宏調措施是不是該松一松,來應對這個困境呢？

　　謝國忠：現在的問題不在于調控措施的松與緊，而在于經濟模式不能再執行修修補補的策略，必須有一個大的變革。在經濟世界中，市場是大于政府的。很多事情，是經濟規律而不是政府意愿起作用。

　　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原因是各生產要素價格低估。以前的生產要素中，人力是近乎無限供應的，資源價格是被低估的，環境因素可以忽略不計。在1995年-2005年，盡管中國經濟以每年8％的速度增長，但非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幾乎沒有任何變化。過剩的供給使勞動力市場呈現買方市場特征，工人們彼此間競爭，使他們的工資僅達到可接受的最低水平。因此，他們并沒有分享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

　　現在這些要素都開始由市場定價，已經到了還債的時候。新《勞動法》的推出以及平均工資的不斷提高，讓人力資源成本不可能再像過去一樣低代價地大批提供；環境不可能一直被放任惡化，這是可持續發展戰略和國際大環境決定的；資源價格現在由全球制定，油價即使回落，也不可能重回20多美元一桶的時代。過去那種發展模式不可能持續了，這不是幾個政策就可以扭轉的。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中國經濟調整增長所依賴的世界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

　　謝國忠：是的。上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于1998年國企改制、加入WTO和大量基礎設施建設，融入國際市場的結果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眼下到了再一次變革的時候。

　　目前最重要的幾點：有些制造業實際上已經是空殼企業了，要淘汰掉一批這樣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要靠品牌、技術、知識產權而不是價格和退稅跟別人做生意。油價上漲，世界財富在向資源輸出國流動，要想辦法打入石油生產國這些富國市場，降低對美國的依賴。

　　在支柱產業方面，城市化的策略應該被固定下來，大城市、超大城市才有希望。城市能夠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更高效地利用各種資源。當城市化進程真正地推進時，房地產業才能健康發展，反過來成為經濟的重要支柱。

　　必須要放開資源價格。能源價格由市場制定，這是整個世界的現實。一味地人為壓低能源價格，補貼的是富人，也扭曲了制造業的真實成本，我還是要強調，市場大于政府。

　　數字游戲該結束了?

　　《新民周刊》：但是現在實行的價格管制政策客觀上降低了制造業的成本，使“中國制造”獲得了價格優勢。

　　謝國忠：是的，在原料和能源方面，目前的價格管制措施壓低了名義上的通脹率，但這只是一種對現實的掩蓋。生產要素價格被限制住，中國制造業的“價格戰”競爭模式和資源浪費的生產模式就不可能被改變，問題只能是拖而不決，不會自動消失。

　　前兩天剛有報道，浙江金烏集團的老總消失，還不起債，發不起工資，他只有逃到海外。將來會有更多的老總消失。很多企業現在其實就是靠“債務”生存，拆東墻補西墻，一旦資金鏈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債務泡沫就會破裂。

　　一些中國老板，名下有十幾家幾十家公司，仔細核算下來，總資產是負的。他靠這十幾家公司跟地方官員打好關系，貸來款，在內部周轉流動補窟窿，以此來實現“業績增長”。中國有多少家企業是靠品牌、技術成長起來的？大量的企業就是在這種債務游戲中作出業績，為地方的GDP增加一些數字；反過來，他們由此會得到批地、批貸款的優勢，繼續生存下去。但現在勞動力成本和資源成本一上升，銀行一緊縮，他們就挺不住了。

　　讓調整自己進行下去

　　《新民周刊》：政府是不是該出手干預，來阻止制造業的下滑趨勢？

　　謝國忠：我在接受電視采訪的時候表達過這個觀點，就是在經濟調整的時候的話，最好不要出政策去阻止它調整，而是用政策來預防社會上出現的一些波動。就像物價控制，現在用價格管制來控制通脹，但物價控制最終引起短缺，短缺也是另外一個形式的通脹，隨后引起公司盈利大幅度的下降，股市也下降。

　　中國政府有足夠的資金為那些在高通脹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提供保護。目前已經采取的措施有提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和高校大學生的補貼，如果有必要，政府應在這方面出臺更多的新舉措。

　　《新民周刊》：在制造業面臨困境的前提下，貨幣政策還應該繼續從緊？

　　謝國忠：當然。堅持不加息的聲音主要是擔心吸引熱錢流入，但問題是現在熱錢已經在流出。據我所知，現在香港、臺灣的熱錢都開始外流。我認為加息仍然是必要的。

　　此外，熱錢流入的問題還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解決。首先，可以強化對資本賬戶的控制。盡管長期來看，中國將實現資本賬戶的自由兌換，但目前更迫切的是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沒有獨立貨幣政策，通脹在中國將不可控制。

　　其次，為了避免熱錢流入，中國可以提高長期儲蓄利率水平。例如，可以在兩年或更長期的存款利率中加上通脹率，類似于通脹保值債券。“熱錢”缺乏進行長期投機的耐心，所以，提高長期儲蓄利率不會吸引更多的“熱錢”流入，卻能夠為存款人提供一個安全屏障。

　　加息對制造業的融資可能會帶來影響，但這種影響遲早要到來，經濟結構不調整，單靠不加息來保護制造業是拖延而不是解決問題。但反對加息的實質性壓力更多是來自地方政府和一些大企業，因為一加息，地方可能會倒閉一批企業，客觀上政績就會不那么好看。

　　通脹仍將持續

　　《新民周刊》：要在控制通脹的前提下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怎樣才能達到這一目標？

　　謝國忠：在這種很關鍵的時候，雖然我們仍然要保持經濟增長率以保持穩定，但是不能夠在原有的模式上，通過宏觀的刺激，比如說多貸款，來推動經濟，這樣很可能引起危機。我認為現在首先要面對的應該是通脹問題。所以從緊的政策應該維持下去。通過我剛才說的經濟結構升級換代，淘汰一批沒有效益的“債務維持”型企業，來保持中國經濟的健康增長。

　　《新民周刊》：過剩的流動性推高全球通脹，因此有論者認為，我國目前的通脹屬于“輸入型”，主要是由于外因即美元貶值、油價飛漲等原因所導致。你怎么看？

　　謝國忠：輸入型通脹只是一種說法而已。印度這么說，越南也這么說。通脹的確定成因只是一種爭議，永遠不會有真理性的說法出現，這只是思維方式的不同。

　　但不可否認的是，生產要素的變化是根本。生產要素從近乎無限供給到市場化定價，日本、亞洲四小龍都曾經經歷過這種轉變，而中國由于經濟規模巨大和內需問題，這一轉變過程可能需要持續10年。

　　《新民周刊》：你認為通脹會長期持續下去嗎？

　　謝國忠：有這個可能。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長率約為10％，通脹率高于5％，名義GDP增幅至少為15％，內需也應該按這個速度同步增長，但現實是內需遠遠不足。目前中國的勞動力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到40％，怎么會有內需？這個數字連某些非洲國家都不如。-

　　幫助中小制造企業擺脫困境，財政政策義不容辭，減稅已經刻不容緩。

　　撰稿·金姬(記者)

　　“出口、投資、消費”素來被稱作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但進入2008年之后，三駕馬車似乎呈現出舉步維艱之勢：內需不振是多年的痼疾，投資則因為宏觀調控而緊縮，中國的出口額仍在增長，但增幅已經大幅回落。

　　托賴于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帶來的世界產業分工，托賴于中國的“人口紅利”以及相對較低的土地、能源、資源和環境保護成本，過去的20年里，聞名世界的“中國制造”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

　　但是，因為原材料和能源漲價，因為人工成本上升、因為人民幣升值，也因為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作為“中國制造 ”主力軍的中小制造企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處境。

　　這些企業的未來不僅事關GDP和財政收入，更將影響國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最終將影響中國市場經濟的前景、社會的穩定和改革的未來。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陳志武，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教授王一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志勇和天津財經大學財政系教授李煒光，就中國制造目前的危機接受本刊采訪。他們認為，幫助中小制造企業擺脫困境，財政政策義不容辭，減稅已經刻不容緩。

　　又聞減稅聲

　　《新民周刊》：今年“兩會”的時候已經聽到很多減稅呼聲。現在提減稅，有什么不同？

　　陳志武：這是因為國內外經濟在減速、甚至正進入衰退。從最近幾個月歐美國家宏觀數據看，民間消費持續下行，這意味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中國的出口在增速上會非常吃力。加上國內因信貸緊縮、新勞動法、新環保執行標準、資源價格上漲等眾多因素，今后中國經濟也會進一步下行。所以，綜合來講，政府應該盡快想法訂出刺激經濟的政策。雖然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速還有10.4%，但下半年、明年不會這么高，所以，現在有必要做好準備。

　　1995年到現在，特別是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政府歷來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工業項目投資來增加內需，刺激經濟。在以前中國需要快速工業化、需要建立商業交通運輸網絡時期，那種靠投資刺激經濟的舉措已起到積極效果。

　　可是，中國工業產能已經嚴重過剩，基礎設施網絡也已經健全，此時不能再靠強化政府投資來帶動經濟了，而是應該把政府手中的一些稅收留在企業和家庭手里，這樣能直接刺激民間的消費。也就是說，以前靠政府投資刺激經濟，今天和以后靠減少政府投資、鼓勵民間消費來刺激經濟，在拯救經濟的手段上必須要轉型。

　　王一江：我國表面上稅收不高，其實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十幾年來我國的財政收入增幅大于民眾收入，最近兩三年，財政收入過高的問題十分嚴重，通貨膨脹也愈加明顯。這導致收入不公平加劇。去年下半年，財政部提出稅制改革，從政府財政向公共財政轉變，但力度還不夠，需要全方面減稅。

　　楊志勇：近年來稅收收入增長速度較快，上半年延續了這一趨勢。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有財力支持減稅。2007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08年貨幣從緊，財政穩健，從實際運行來看，不少企業遇到資金緊張問題。出口企業問題更加嚴重。處于經濟下滑的擔心，去年年底我們就建議財政要轉向擴張。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只能從緊。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任何時期通貨膨脹的問題只能找中央銀行問責。當前貨幣政策從緊的方式可能需要改變，但貨幣政策從緊的大趨勢不應該變。財政政策中，減稅擴支都有空間，對防止經濟下滑有益。

　　《新民周刊》：很多中小企業反映現在資金緊張，貸款困難，這看上去是流動性不足的跡象，和減稅這樣的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不是更能有效地幫助他們度過難關嗎？

　　李煒光：近來受央行不斷緊縮的貨幣政策的影響，民營企業貸款融資越來越難，民間信貸利率不斷走高，導致民間借貸資本價格升高，有的地區民間借款年利率高達36%。這說明從微觀上看流動性不足的因素是存在的，但如果從宏觀上看，主要的問題是流動性過剩。這說明錢是有的，但沒有流向最需要錢的中小企業。

　　王一江：財政政策是要降低中小企業的負擔。貨幣政策有貨幣總量和銀行貸款對中小企業歧視的問題。在中國，不管貨幣政策是寬松還是從緊，銀行對于中小企業的貸款都是歧視的，中小企業在信貸資金上從未覺得寬松過，容易過。這不是中國的貨幣政策問題，而是信貸政策如何更有利于中小企業發展。我們應多發展民間銀行，窮人的銀行，如國外的小額貸款，形成多種形式的金融體系。

　　《新民周刊》：減稅能不能有效緩解中小企業當前面臨的生存危機？

　　李煒光：當然能。因為稅收是價格的組成部分，在價格一定的條件下，稅額的大小就會影響到企業可支配利潤的多少。企業經營追求的是稅后利潤的最大化，近年來宏觀調控的效果之所以不甚理想，其中的關鍵因素在于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太低，民間投資和經營的積極性自然會受打擊。近年來中小企業甚至是規模中小企業大批倒閉，形勢看上去相當嚴峻，特別是珠三角等地區，不夸張地說，已到了“千鈞一發”的程度。

　　對于中國經濟而言，要保持健康快速發展，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發展最為重要。今年中國治理通脹主要的調控手段是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價格管制。這種一刀切的貨幣緊縮、收緊信貸與人民幣升值，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用工成本上升等一起，正在加劇民營企業，尤其是制造業的困境。這時的減稅或者退稅將對民營企業的產業升級和調整贏得時間和空間。

　　此外，降低稅負對大企業的正向作用也會使中小企業成為受益者。因為許多中小企業是為大企業配套的，大企業生意好做了，為其配套的中小企業有了更多的剩余，投資、創新就會容易些，經營情況就會隨之改善。

　　楊志勇：中小企業的困境有兩個原因：一是企業自身的原因。不是所有的中小企業都困難。市場競爭過程同時是市場重新洗牌的過程，一部分企業倒閉時正常的。二是宏觀經濟方面的原因。政府可以通過減稅、增支擴大內需、融資政策等方式幫助企業，但企業的發展從根本上說靠企業自身。

　　對中小企業減什么稅，這是一個問題。現在首先遇到困難的是中小型出口企業。我認為提高出口退稅率對它們更有好處。前幾年由于匯率政策的不靈活和資源能源價格體系的不合理，原定的出口退稅零稅率制度早已被粉碎了。從未來發展的角度來看，有必要在適當的時候恢復出口零稅率，并將出口退稅作為制度，而不是政策來看待。增值稅轉型勢在必行，所有企業都將受益。

　　財政增長快，減稅有基礎

　　《新民周刊》：不可否認，減稅的前提是財政增幅遠遠大于GDP增幅，但中央政府推行的許多政策，包括社會保障的建設，也都需要錢，減稅會不會導致這些政策無力推行？

　　陳志武：不會。一方面，今年上半年政府財政盈余近12000億，退稅、減稅就有基礎；另一方面，本來許多政府項目、特別是辦公大樓一類的項目是浪費多余的，政府開支應當減少。中國的政府行政開支占財政預算近26%，而美國的行政開支才占政府預算的9.9%，俄羅斯7.6%，加拿大7.1%，印度6.3%。為什么中國需要這么多的行政開支，而花在民生上的開支比例很低？許多人說“在操作層面上，要退稅、減稅很難”，這就奇怪了，既然收稅可行，為什么退稅、減稅就難了？

　　有一個基本規律：如果征稅權基本掌握在行政部門手上，政府雖然花錢效率低、浪費嚴重，但稅種、稅率還繼續以數倍于GDP的速度增長。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局面。

　　楊志勇：中央是否掌握了過多的資金？這個很有爭議。我們經常說，政府要在改善民生上有所作為，但沒有錢，如何作為？我覺得現在更加緊迫的問題應該是如何進一步完善政府預算制度，讓政府資金使用的效率提高。比如說，政府海外投資有許多是通過中投公司進行的。中投公司成立的目的是要提高中國外匯儲備的收益，但是投資有風險。如何提高中投公司的投資決策水平，形成有效的約束機制，的確是一個問題，但是與稅收增收沒有直接關系。

　　王一江：我們要從更加廣泛的范圍看這個問題，資源收取得太厲害，社會經濟會喪失發展的活力，政府的收入今后也會減少。政府的稅收比例如何合理？如果稅收過高，降低賺錢積極性。西方的拉弗曲線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新民周刊》：7月份全國稅收總收入同比增長13.8%，但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3個百分點，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個百分點。這讓很多人擔心今年的財政情況也許不會像過去那么樂觀，這會不會使得減稅變得困難？

　　陳志武：如果更多的中小企業倒閉了，今后的財政稅收會進一步大幅減少。在經濟增速下行或出現衰退時，表面看政府為了保證稅收而更應該“殺雞取卵”，但這樣做是把經濟往更加衰退的路上推。中國的財政稅收增速早該出現拐點，但到目前為止，不僅沒有出現拐點，反而還在加速。現在退稅、減稅最為明智。

　　王一江：減稅短期內會減少政府收入，長期來說則有助于企業發展，政府稅收的源泉才能更好地得到保證。減稅有可能會帶來將來更多的稅收。我國政府對社會透支太厲害。除了財政政策以外，還有一系列限制性的名目繁多的稅負。

　　防止經濟衰退是一個宏觀調控問題。現在是兩個任務如何統一完成：保增長，防通脹(簡稱“一保一防”)。從需求管理的角度，覺得“一保一防”是矛盾的。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就控制貨幣，控制貨幣就控制需求，控制需求就經濟衰退了，價格就上不去。從供給管理角度來看，這兩者可以統一。企業提高效率增加活力，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產品供給更加豐富了，生產更加具有活力的狀態下，更多的人就業，更多的人增加收入，投資也更加興旺。所以政府要在思維模式上從需求管理改為供給管理。現在減稅不僅有很強的社會政治意義，也有很強的宏觀調控意義。

　　李煒光：企業所得稅收入增速大幅下降的原因，一是企業效益增速大幅回落，二是新稅法實施，三是企業所得稅退稅，四是匯算清繳。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全國6.7萬家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倒閉；經濟景氣下滑造成職工工資增速放緩，導致城鎮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給中小企業減稅、解放中小企業的生產力確實已經迫不及待了。

　　減稅并不意味著減收，其中的道理，一是名義稅負的下調可直接增加企業盈利，個人可支配收入提高，企業投資額和居民消費量就因被激勵而迅速增加，經濟增長就會加快，這就給稅收的增長奠定了更加穩固的基礎。二是由于名義微觀稅負下降，納稅人偷逃稅的動機就會減少，而減稅的同時如果再伴隨著稅制的簡化，能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楊志勇：下半年財政收入不一定會減少，但企業經營碰到的問題，可能會在財政收入上反映出來。擴張性財政政策對企業有幫助。但對中小企業采取扶助的政策，不一定是大規模減稅。

　　稅應該怎么減？

　　《新民周刊》：減稅應該怎么減？

　　陳志武：第一項重點是取消增值稅以及類似的稅種，以企業所得稅取而代之。其次最重要的是減少行政審批種類和相應的隱性與顯性審批費用，這些眾多的行政審批款項是直接和間接壓在民營中小企業的大山，給企業帶來日日夜夜的公關負擔和行賄運作，這些隱性“稅賦”必須盡快消除，否則，更多中小民營企業將關門。

　　李煒光：中國未來的稅收組合應該是簡單的，而不是復雜的。目前中國各級政府的收入渠道過多，除了29個稅種，政府還大量參與經濟建設，通過盈利性的工商業活動而享有投資收益、一般性的經營收入和行政性壟斷經營的超額利潤，如每年5000億以上(且仍在高速增長)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占到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半數以上。這就有簡化、歸并稅制和收費體制的必要。

　　要使中國經濟能夠長期穩定增長，光靠減稅也不成，最好的辦法是把減稅作為重新構造我國稅收組合，優化我國稅收體系的實際步驟，應取消一切形式的歧視，公平公正地對待所有的納稅人，鼓勵民間投資而不是政府自己投資，使稅收對經濟增長產生推動而不是阻滯的作用，并為今后的長期發展蓄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