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市場經濟的先發地區，溫州在全國都是一個典范。溫州人用自己堅韌不拔的意志在過去三十年中尋找自己的發展路徑,今天，溫州又一次站在了產業轉型升級的十字路口。

　　傳統產業空間尚存

　　奧奔妮，一個陌生的名字。花花公子、夢特嬌等國外品牌服飾正在由浙江奧奔妮服飾 (集團)有限公司代工生產，此前這些品牌的代工工廠都在廣東。“珠三角的訂單正在向長三角回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行業，溫州很多家外貿服裝企業都接到了這樣的單子。”溫州市服裝商會會長、奧奔妮董事長鄭晨愛這樣說。

　　奧奔妮的工人在加班加點爭取完成新一輪的訂單任務，而這批訂單是他們仔細篩選后的。在奧奔妮的服裝流水線生產車間，工人們麻利地處理著自己手里的那道工序，一摞摞的貼牌服裝等待著質檢。2008年10月份以來，奧奔妮工人手中的活兒就一直源源不斷，跟2007年一樣忙，奧奔妮2008年接到珠三角轉過來的單子占自己總訂單量的30％左右。

　　除了服裝，制鞋業在溫州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在溫州的制鞋中心——“中國鞋都”工業園區，不少鞋企的生產熱情在2008年不同程度受挫。溫州規模較小的鞋企中出現了關門現象，在轉型升級過程中，溫州的鞋企數量已經開始回落。最鼎盛的時候，這里生產了全世界40％的鞋子，半數以上出口。

　　隨著全球經濟下滑，作為外向型經濟的代表，溫州狀況一直引人關注。一度盛傳，2008年以來溫州30萬家中小企業近20％停工、半停工和倒閉。甚至被斷章取義說成是“20％倒閉”、“大面積倒閉”，引起了全國注目。被傳言所涉及的，絕大部分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事實上，溫州的民營產業大多屬于輕工產品，盡管近年來當地政府提出建設臨港重化產業，但是介入的民營企業為數不多。勞動密集型的輕工產品在目前仍具有相當的生存空間。

　　當然，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對或者錯。何況，30年的改革歲月，民營企業在歷史和政治的縫隙里，摸索著尋找一條通往商業文明的路徑，他們用自己的勇敢嘗試甚至是犧牲為后來者照亮了前行的道路。難怪有人感慨，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悲壯的試錯者。即便是今天看來，傳統產業在溫州仍然有它的生存空間。

　　全國人大常委鄭功成教授認為，一般來看產業結構升級都是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邁進的，但我們國家還沒有發展到那個階段。我們在公共資源配置和政策指引上，要允許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存在。制造業是勞動密集型，但我們的制造業還沒有充分地發展起來。此外農產品深度加工業，也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最明顯的是第三產業。

　　溫州在2008年底舉辦過各行業協會的討論會，訂單內流的現象大家都有一些反饋。不止是服裝和鞋業有這種情況，其他一些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也都出現了類似的現象。而且接到這種訂單的也不止是溫州、臺州、杭州，整個長三角地區都有。對于溫州，這無異于經濟冬季里的一股暖流。但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個經濟的冬天之后，將如何選擇自己的發展路徑，這一動向則值得關注。

　　“四千精神”與“功利文化”

　　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歷經千辛萬苦。在溫州乃至浙江的商業傳奇中無不滲透著這“四千精神”。

　　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經驗是一本“無”字天書：從無到有、無中生有。建國后的30年，國家對浙江的投資是最少的，總共的投資才5.7億元。因為這里是戰爭前線，沒有國家投資的積累、沒有特區改革開放優惠政策、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稟賦，浙江是“三無”。但“無”也是資產，無就會思有，窮則思變，浙江創造了很多全國第一。

　　航海文化，熟人經濟，關系社會是造成內生性、飄移性的主要根源。溫州人四海為家、經風沐雨、吃苦耐勞、堅韌不撥，問題在于有智慧但缺少學習、有能力但缺少根據地。

　　探究溫州商人的獨特個性，文化因素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溫州商人受“永嘉學派”思想最深。

　　形成于南宋時期的“永嘉學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認為“利者為義之和”，主張義與利的一致性，對溫州人的商業性格形成起著深遠的影響。當代的溫州人在“永嘉學派”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獨特的商業性格。溫州的重商文化源于這里的地域環境，是由生活需要而漸變為一種心理和文化積淀。因此，務實又是溫州傳統文化的一大特點。溫州人經濟的形成與發展首先是得益于溫州文化。

　　溫州人從不因為“小”而不為。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溫州現代經濟，就是從經營一顆紐扣、一枚徽章、一個開關開始的。改革開放后，溫州經濟就發端于這種“草根層”的創業沖動，他們以家庭為單位，以血緣為紐帶，親幫親，鄰幫鄰，很快形成了勢不可當的商品經濟大潮。溫州市的一位經濟文化研究專家說，溫州經濟像一片浩茫的“灌木叢”，是在當地獨特的地域環境下自發生長的，因此具有非常強的群聚性和生命力。這就是溫州經濟的特色。無論遇到什么事情，總以商人的眼光進行價值判斷和取向，這是“溫州模式”不倒的奧秘所在。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溫州人憑借著“務實”二字，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如魚得水，甚至創造出令世人矚目的商業成就。然而，事物總有兩面性，務實的另一面便是功利。當溫州人用務實創造著商業神話的同時，功利帶來的危害卻逐漸顯現，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社會環境的改變，“功利文化”也對溫州商人怠于轉型升級造成了文化心理上的影響。

　　最近十年，溫州的制造業結構演變極其緩慢，基本局限于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原因就在于只要存在利潤空間哪怕很小仍愿意接單的溫州特有心態。一些企業或許能在產業的梯度轉移中尋一條生路，但是，從經濟發展的長遠角度考慮，低成本遠不能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如果持續走低成本、低附加值的路線，那么溫州制造業迎來的將不是春天。

　　產業倒逼力促升級

　　在2009年浙江“兩會”上，溫州市委書記邵占維指出，溫州地區的一些重點鎮，塊狀經濟的特征比較明顯，但是一個重點鎮發展到二三十萬人口的時候，就不可能只依靠工業，還需要現代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做低壓電器起家的溫州企業家南存輝最近一段時間一直都在拓展高科技領域，同樣是在2009年浙江“兩會”上，南存輝透露要投入巨資做大作強新能源產業，同時他呼吁政府給予創業支持。

　　事實上，產業發展已經對溫州轉型升級形成倒逼態勢。很多人思考的一個問題是過去三十年溫州取得了巨大成功，下一個三十年溫州靠什么來贏得新一輪發展的先機？

　　目前，浙江有民營企業240萬家，全省市場成交額超過10000億元。這得益于塊狀經濟，其中溫州打火機占全球產量的51％。但這些在本行業內的全球老大并不好當，一味追求市場份額的占有而長期以來忽略了質的提升。

　　由于國際制造業梯度轉移的關系，中國工業化起步時承接了這一機遇，成了世界的工廠，以服裝行業為例，世界上很多知名服裝品牌的產品都有在溫州等地生產的，說明溫州已經具備同質的生產能力，但2006年的數據顯示，浙江此類產品出口平均單價僅為3.7美元。習慣于外貿加工，甘于做下游，我們總是把訂單接進來，把貨物交出去，我們總是把自己當成是人家的工廠，把人家當是我們的客商，在整個價值鏈條上僅僅占據微乎其微的份額。

　　在國際產業鏈中，外國企業控制了高端，耗費的資源少，利潤穩定且豐厚，意大利和西班牙是歐洲高端品牌的工作車間；臺灣成為了跨國品牌的設計中心；印度憑借高素質、低價格的人才成為了美國硅谷IT企業服務外包基地……但是為數不少的溫州企業低價競爭只能分工到低端，耗費了大量的水、電、煤等資源，甚至得到一個傾銷的惡名。

　　通過調查也發現，勞動密集型企業較多地運用低價競爭策略，這一策略曾經給很多企業帶來甜頭，但低價競爭也容易使企業養成惰性，形成人往低處走的慣性，在競爭策略上是一退再退，退到無路可退，一降再降，降到舉手投降。此類低價競爭實質上不是競爭，而是一種低價自殺的路徑。試想，如果溫州的企業創造了更多的附加值，還會養不起工人嗎？還會置環境污染于不顧嗎？

　　但溫州也沒有外界所傳說的那樣走向衰落。浙江省工商局局長鄭宇民認為，外界的爭論是溫州人成長的內在動力，外界每爭論一次，溫州就進步一次，溫州人不怕罵，這個地方有一種把外界爭論轉化為發展動力機會的機制。對于有人斷言溫州模式還有二十五年的壽限，他不這樣認為，他說歷史上有許多預言家對于溫州的預言都破產了，“溫州模式還有十五年壽辰”的言論不可靠，溫州是一個創造奇跡的地方，過去創造了奇跡，今天也會創造奇跡。

　　溫州是中國市場經濟先發的圣地，是中國市場經濟主體最早成長的搖籃。發祥地、圣地只代表過去，搖籃只說明當時。只有把搖籃變成熱土，把發祥地、圣地變成樂園，把先驅變成后生，才是真正的溫州人的目標。過去，溫州民營企業經營者敢闖敢冒、會跑會跳、能忍能耐、不叫不鬧，是市場經濟大潮的弄潮兒，是農業化向工業化轉移的先行者，是能夠經受挫折的忍者神龜，現在應該是適應市場變幻的萬向節，是應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變形金剛，是國際競爭立于不敗之地的無敵戰士。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研究和跟蹤溫州民營經濟與民營企業20多年， 他認為國內外諸多因素的變化，使得靠低成本、低市價、低利潤生存的溫州民營制造企業承受巨大的困難。如何破解這一困局？正如浙江省經貿委的報告指出的那樣，“要自覺運用工業增勢回落的倒逼機制，毫不動搖地推進轉型升級。面對高成本期的到來，著力用發展高附加值產業和產品的業績來化解高成本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