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眾多的歸國留學人員中，有一位集教學、科研、經營于一身的青年科學家，他就是被評為天津市杰出留學人員的王磊。

　　他是南開大學泰達生物技術學院院長，南開大學國家微生物學重點學科學術帶頭人，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已培養出博士碩士30余人。

　　他是天津市功能基因組與生物芯片研究中心主任，他領銜在國際頂級科學刊物《自然》(《Nature》)、《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發表的學術論文，彌補了天津的空白，獲得國際國內發明專利上百項，在分子生物學研究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他是天津市生物芯片技術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生產出的微生物檢測芯片和病原微生物診斷血清等多種微生物檢測領域的尖端產品，開始應用于公共衛生、臨床診斷、進出口檢驗檢疫等領域。

　　出去，是為了更好地回來

　　1984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生物系微生物專業的王磊，1987年留學悉尼大學，師從澳大利亞科學院院士、國際知名生物學家里夫斯教授。追憶起漫長的求學生涯時，王磊說：“南開大學嚴謹、低調、內斂的學風對我影響深遠，而國外的教育和科研經歷對我學術水平的提高有很重要的意義，中外雙重文化的滋養，都是非常寶貴的。”1992年獲得博士學位的王磊，學術素養深厚，很快就脫穎而出。里夫斯教授的評價是：王磊博士是他遇到的最聰明和最有前途的科學家之一，也是他最鐘愛的學生之一。王磊相繼擔任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研究員、澳大利亞微陣列研究中心微生物檢測芯片負責人，還受聘于國際經合組織(OEDC)，參與美澳雙邊共同開發微生物檢測相關技術的工作，解決畜牧業病原微生物檢測難題。曾與王磊有過科研合作的美國夏威夷大學基因組學中心主任阿拉姆教授曾有過這樣的評價:王磊是個難得的科學家，有敏銳的科學洞察力和領導能力，有很強的機遇意識、合作意識和團隊意識。

　　在澳期間，王磊擁有500平方米的花園洋房，生活待遇優厚;配備獨立的實驗室，科研條件優越。但這些待遇都沒有改變他學成報國的赤子之心。王磊坦言，“當初出去就想著早晚要回來，這是一直縈繞在我內心的真實想法”。

　　其實，留學14年來，王磊經常回國看望老師、親友，對學校和家鄉的變化非常關心。尤其是1997年以后，王磊每年都抽出時間回母校講學。2001年，他在南開大學生命科學論壇上關于基因組學等新技術的精彩演講，令人耳目一新。從這時開始，王磊邁向歸國之路。“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每次回國，都發現京津塘高速公路上的汽車一次比一次多。”王磊堅信，天津快速發展，自己肯定有用武之地。“當時，國內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還比較落后，而我掌握一些學術前沿的知識，回來馬上就能用得上，回國干事創業的時機基本成熟了。”在2001年給南開大學領導的信中，王磊表示：“現在正是年富力強，也已在國外積累了較好的科研和管理經驗，我應該用這段生命中的黃金時間為祖國、為南開做一些事。”可恰在此時，美國農業部向王磊拋來繡球，極力爭取他加盟。對祖國的深深眷戀、濃濃的南開情結，使王磊毅然選擇了回南開大學任教。

　　當時的南大，生物不是最強的學科，卻是最熱的學科，也是學校重點扶持的學科。這與王磊回國效力之舉相得益彰。就這樣，2001年底，王磊來不及將房子賣掉，就帶著妻子和孩子，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南開園。

　　搞科研只有第一 ，沒有第二

　　王磊回國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教學和科研上來。他深知科學研究貴在創新，必須爭分奪秒盡快拿出高水平的成果。他和他的團隊嚴謹求實、埋頭苦干，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和頑強拼搏，終于站在了生命科學領域的最前沿。

　　“可以不成功，但不可以不真實”，這是王磊經常說的一句話。他在學術上的嚴謹和認真是出了名的。在實驗室里，從教授到學生，沒有“大約”和“左右”這些模棱兩可的詞語，對每一個實驗數據都要進行反復驗證。王磊提出，每一項實驗要在同一條件下重復做3次，每次試驗中重要節點的數據，要在相同條件下再重復3遍。他要求所有實驗必須認真記錄實驗過程，詳細記載實驗條件和操作細節;所有原始實驗數據和照片，必須標注出記錄實驗數據和照片的計算機編號、所在硬盤號和具體文件夾。對學生在論文中引用的相關實驗數據，王磊都會仔細查找原始記錄進行核對。一個學生在撰寫畢業論文時，將一個需要實驗驗證的輔助數據用推算出的數據來代替。王磊沒有放過這個細節，嚴厲地指出，科學容不得半點虛假，盡管這個數據不會對實驗的最終結果產生影響，但卻能反映科研人員的科學素養。這名學生頓悟后，主動推遲畢業時間，補做了相關實驗，拿出了禁得住推敲的論文。

　　王磊堅持“做人第一，做學問第二”。實驗成果共享，是王磊遵循的一個原則。科學實驗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經常是經過艱苦的努力后仍然沒有成功，但卻能從中得到大量真實的實驗數據。其它課題如果需要這些數據，王磊都會毫無保留地提供。甘做人梯，是王磊遵循的又一個原則。王磊經常讓學生在前沿科學研究中擔任重要角色，為他們提高學術水平創造機會。因此，在南開大學泰達生物技術學院很多論文的第一作者不是老師而是學生。

　　生命科學的實驗耗材昂貴，一瓶試劑、一片芯片少則幾十元，多則成千上萬元。王磊時常教育身邊的學生和工作人員，“國家拿出大筆資金讓我們搞科研，一定要注意節約，用好每一分錢。要知道，4000元就可以救助一個失學兒童啊。”他在學院建立了約束機制，完善管理制度。實驗項目在采購中，一律走公開招標程序，即使采買小設備也要貨比三家。此舉在圈內有了名，以至于很多實驗室在購買設備前，都以王磊團隊的價格為參照。泰達生物技術學院與美國夏威夷大學合作木瓜全基因組測序項目時，我方購買的進口設備比美國本土的還便宜，這令美方十分驚訝。由于把采購的設備價格壓得非常低，各設備廠商都嫌王磊太摳門了，本應準備的紀念品和公關禮品都不再奉送了。每次提起來，王磊都笑著說，“這難道不是好現象么?”

　　王磊每年都要參加一些重要的學術會議或到知名高校、科研機構講學。旅途之中，他總要隨身帶上學生的論文批改或者瀏覽最新的學術文獻。王磊的床頭總是預備著紙和筆，就是在夜間，也要隨時記下他瞬時閃現的靈感。平日里，王磊總是堅守在實驗室，晚上和周末與學生們探討成了常態。

　　2004年3月，王磊的母親患腦瘤住院治療。當時，國家“863”計劃資助的項目剛剛開題，工作繁重。做兒子要盡孝，科研又不能耽誤。他就每天科學安排時間，兼顧家庭和事業。直到其母病故，同事們才知道。大家在抱怨王磊的同時，也增添了無窮的精神動力。

　　王磊的妻子馮露也是微生物基因組學方面的專家，研究成果在采油微生物領域填補了國內空白。她既是王磊生活上的好伴侶，又是他事業上的好助手、科研上的好搭檔。他們在學術上互相幫助、互相促進。稍有閑暇，也會到咖啡廳享受一下難得的二人世界。不過，即使喝著咖啡、聽著舒緩的音樂，靈感一來，就馬上打開隨身攜帶的手提電腦，探討起科研上未解的難題。

　　“我們一定要在《自然》雜志上發表文章”!每當回想起王磊說這句話的堅定表情時，學生們都對他的氣魄和抱負感嘆不已。《自然》是具有140年歷史的國際權威性科學綜合期刊，登載的都是世界科學最前沿的原創成果，代表了人類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水平。在《自然》上發表論文，一直都是全世界科學家夢寐以求的。

　　王磊剛剛組建實驗室時，各項工作都處在起步階段，與世界生物學發展水平相比有很大差距，學生們認為，想在《自然》上刊發文章簡直是天方夜譚!為人低調謙和的王磊，也有堅忍和執著的一面。他一直用這個目標苛求自己、鞭策學生，并在工作中煥發著忘我的熱情。

　　瞄準世界高端的勇氣，加上占領科技前沿的實力，王磊一舉成功——

　　2007年3月，王磊和他的團隊首次闡明微生物的長鏈烷烴降解途徑及進化機理的研究成果，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刊》上，為我國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一代微生物采油和石油污染修復技術奠定了基礎，可提高采油率10%至15%。

　　2007年12月，他們首次證實了甲烷可在地熱(極端酸性)條件下被生物降解，發現了一個全新的甲烷氧化途徑及進化機理。這對控制和利用甲烷、治理溫室效應具有重要意義。他們在《自然》雜志上發表論文的夢想也終于成為了現實。

　　2008年4月，他們和夏威夷大學合作完成的《轉基因熱帶水果植物——木瓜基因組草圖》成果論文又在《自然》雜志上以封面文章的形式發表。該成果的取得有助于培育高產、高營養和抗病的木瓜品系，對生物遺傳與進化方面的基礎研究及現代農業和生物醫藥等方面的應用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這也表明天津市在基因組學研究領域已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國內外媒體和相關學術刊物相繼發表評論文章，稱贊這是“中國繼人類基因組計劃、水稻基因組計劃之后在基因組學研究領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與眾不同的科研價值觀

　　2001年，天津市制定了“十五”期間重點發展的十大科技專項，其中生物領域有“兩基一新”，即基因工程、基因芯片和新藥。2003年，天津市明確提出“重點建立功能基因組和生物芯片研發、中藥現代化”等六大公共技術平臺。2007年，天津市提出要“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促進產學研結合，促進創新要素向企業聚集，促進科研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對此，王磊異常興奮，激情滿懷，尤其是對生物芯片的研發充滿著希冀。

　　王磊對開發區為企業提供的各種服務，感到滿意、感到溫暖。他說，從高級人才公寓的提供，到“雙高政策”和高級人才購房退稅政策的落實，都那么快捷。團隊引進的人才不因生活上的后顧之憂而分神，都能專心致志地開展科學研究。僅2006年以來，開發區為他們已立項的多個國家及天津市重大科技項目，以匹配資金的形式共資助468.5萬元。王磊很自信，“有了開發區這樣一個優秀的平臺，我們有信心成為病原微生物檢測領域的領軍人物”。

　　而母校南開大學的支持與幫助，則是王磊事業騰飛的另一個引擎。王磊尚未回國時，天津市有關部門和南開大學就已為他的一個生物芯片研發項目立了項，并提供了130萬元的經費。他回國后不久，南大就為他解決了一套137平方米的住房。王磊動情地說，“當時，這可是院士和校長級別的待遇啊”。

　　更令王磊感念不忘的是，2002年他到南開大學泰達學院建設實驗室時，學院負責人告訴他：“你需要什么，列個單子就行了。”根據王磊的設計方案，實驗室裝修、設備購置、安裝調試等都在很短的時間內告竣。課題組需要使用海外某生物信息學中心的數據庫，網絡流量相當大，王磊認為這是個難題，但是也很快迎刃而解。時任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的耿運琪教授說：“王磊回國時，錯過了當年的研究生招生，我們學院的很多教授就將所帶的研究生交給王磊做助手，為王磊的科研、教學創造條件。轉年在研究生招生時，學院打破慣例，王磊的招生名額要多少給多少。”

　　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是天津許多部門和單位對人才的高度共識和自覺行動。天津生物芯片技術有限責任公司是由天津中新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南開大學、天津市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和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共同組建的股份制公司，注冊資金1億元。2003年9月，南開大學領導班子在研究公司總經理人選時，決定由王磊來擔任。面對教授、院長和總經理這三重角色，王磊不負眾望。時至今日，王磊獲得國家“863”計劃、天津市科技創新專項資金等數千萬元的經費資助。研究團隊的規模和成果產出數量，都遠遠超出他的預期，公司自主經營進入良性循環。王磊由衷地說：“集中力量干大事，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如果在國外，肯定沒有現在干得好。”

　　一個好漢三個幫，形成核心凝聚力

　　通過引進和培養人才，王磊組建起了一支以中青年專家為骨干的學術梯隊。這支金字塔形的研發團隊共有108人，其中不乏長江學者、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加盟，也包括通過各種渠道引進的人才。2005年，曹勃陽和馮云兩位女科學家就是通過網站應聘，加入到這個生機勃勃的團隊的。

　　曹勃陽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化學系，曾在中國香港和美國學習工作多年。回國后任南開大學泰達生物技術學院副教授，并出任天津市功能基因組與生物芯片研究中心的生物芯片平臺負責人。在王磊的精心指導下，她帶領14名研發人員已經完成10張病原微生物檢測芯片的實驗室研發工作，芯片的檢測范圍覆蓋了人體的血液、體液、腸道、泌尿生殖道等循環系統中常見的致病菌以及奶粉、水產品等食品中的食源性致病菌。

　　畢業于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馮云，2003年獲美國杜克大學生物學系碩士學位。受聘于南開大學泰達生物技術學院后，任生物信息學平臺負責人。在由國際上30多個著名實驗室參加的“木瓜基因組測序計劃”項目研究中，她領導中方課題組8人和美方課題組3位專家，承擔了全部的生物信息學分析工作，出色完成了任務，得到國際合作單位的充分認可和尊重。馮云說，如果沒有王磊老師的指導，如果沒有這樣一支優秀的團隊，我不可能做得這么好。

　　有人曾經問王磊，相同課題交給別人研究，是否會限制自己的發展空間。王磊回答：“我就是要找某一方面比我強，或者將來有可能比我強的人。只有這樣，我們的優勢才能互補，個人的發展空間才能更加廣闊，事業才能長期發展。”

　　劉斌、李雅王先和王荃是近兩年留校的優秀博士畢業生，他們從本科生的畢業論文設計起一直跟隨王磊從事科研工作，王磊給他們提供了大量參與科研管理的機會，參加國際、國內技術交流的機會。經過5年多的科研和實踐，他們現在各自成為帶領一個至幾個研發小組的課題組長，成為實驗室的中堅力量。提起自己的學生，王磊總是充滿了驕傲：“在微生物研究領域，我們的高水平學生也是世界上高水平的學生。我們的畢業生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勝任。”

　　王磊對青年人才的關懷深入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盡管工作繁忙，但不忘關心他們的日常生活，甚至會考慮到租運動場地、買運動器材這樣的細節。“他是一個執著、謙和、本分的科學家，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我們沒看錯。”南開大學黨委書記薛進文談起王磊時滔滔不絕。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新的突破，王磊信心十足。“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是《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定實施的16個科技重大專項之一。我們已經承擔了其中兩個重大傳染病專項，一項是呼吸道感染和感染性腹瀉病原體診斷和組合檢測技術，另一項是傳染病病原細菌特異分子標識篩選技術平臺和高通量篩查及快速鑒定技術平臺，這兩個專項預計在2010年就會出成果”。王磊還披露，計劃用5至10年，在產品研發、專利申請以及論文刊發等方面再上新水平，把研究中心建成世界上最權威的微生物檢測機構。

　　自稱“骨子里是個做學問的”王磊，并不滿足于只從事基礎研究。他經常說：“不僅要發表高水平的論文，還要把成果轉化為能服務于社會的有效產品，這樣才能充分凸顯科研的實際利用價值。”

　　因用而研，是王磊的科研價值觀。

　　世界著名的科技文獻檢索系統——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是國際公認的在基礎研究方面進行科學統計與科學評價的主要檢索工具。如今，SCI共收錄了王磊發表的論文77篇，引用次數達到865次，平均引用次數為11至12次，超過美國同行正教授的平均引用8至9次的頻率。驕人的學術成果并沒有讓王磊沾沾自喜。他說：“能被實際應用、為國家做出貢獻，才是評判我們自身學術價值的一流標準。”王磊更看重的是立足科研、著眼應用。

　　微生物特異分子標識篩選技術，是王磊的一個研究方向。利用這一技術，他發現了對人類危害最大的兩種大腸桿菌(O157和O111)的特異DNA分子探針。這一成果非同小可，已被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美國農業部和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流行病研究所等應用在了這兩種致病菌的快速鑒定上。截至目前，他已發現了27種病原微生物402個類型的特異分子標識。由此建立了國際上規模最大的微生物特異分子標識庫，為病原微生物的快速檢測奠定了堅實基礎。而在同一時間內，國際上只篩選得到約40個同類型分子標識。

　　短短幾年，王磊共申請國際專利8項，其中有3項已在美國和日本獲得授權，而申請的132項國內專利中，已有95項獲得授權。這一項項專利成果，都蘊藏著巨大的市場潛力。“如果不能及時轉化成生產力，勢必束之高閣，那基本上就是無用功”。社會責任感的驅動和超人的研發敏感性，促使王磊把關注點及時轉向了生物芯片技術。

　　與半導體芯片不同，生物芯片雖然只是個一厘米見方的“玻璃片”，但上面排列著大量的DNA分子，可以對大量生物分子進行一次性檢測和分析。某保育院幾年前曾發生過一次兒童集體腹瀉，當時用了一周時間才查出原因。如果使用生物芯片去檢測，24小時內就能得出結果。顯然，這項新技術在生命科學和環境保護等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前景。

　　2002年開始，王磊作為首席科學家主持承擔了“863計劃”功能基因組和生物芯片重大專項——用于重要病原微生物檢測的生物芯片研制。制作一張致病菌基因芯片，一般都要經過上千次的實驗才能完成。這個過程，復雜而艱難，令人望而卻步。王磊和他的科研團隊不負眾望，終于完成了血液重要致病菌等6種微生物檢測芯片及其試劑盒產品的開發，在國際微生物檢測領域再一次領先。天津也因此成為國內唯一一家微生物檢測芯片基地。

　　有人這樣預言，20世紀是電子芯片的時代，21世紀是生物芯片的時代。要完成這一產業的戰略升級，必須以公司運作的方式來實現，否則，許多重大研究成果就只能是“紙上談兵”。王磊開始了科研產業化的新嘗試。在各方關注和支持下，2003年9月，天津生物芯片技術有限責任公司應運而生，王磊從科學家變成了生物芯片的經營者。在公司成立的五年時間里，建立了微生物檢測、食品檢測、分子生物試劑、免疫類產品4條生產線，還確定了生產工藝，完成了中試生產，建立了質量控制體系。公司集研究、開發、生產、銷售、服務為一體，走出了一條科研、生產和市場緊密結合的新路子，公司現已增值2000余萬元。

　　質量高、品種全的病原微生物診斷血清產品，是當前我國市場的急需。而國內生產的診斷血清產品普遍存在交叉反應，國際上主要生產廠家提供的血清產品還不到實際需要的10%，價格十分昂貴。為攻克品種不全和交叉反應嚴重的技術難題，王磊和他的科研團隊付出了常人無法想象的艱辛。不但最終使這一難題得到解決，而且研發出針對5類病原微生物的413種診斷血清。他還從國外聘請設備制造專家，按照國際標準全程指導生產。在已生產出的微生物檢測芯片產品中，血液重要致病菌檢測基因芯片已通過了近3000例臨床驗證。

　　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視察天津時，專程來到王磊的實驗室。在參觀并聽取匯報后，對他和他的團隊在產學研一體化上取得的成績予以充分肯定。

　　良好的人才環境，事業成功的沃土

　　“天津市愛護人才、吸引人才的政策、體制，各級領導同志的熱忱、呵護和方方面面的支持、配合，才是我事業成功的關鍵所在。”每每回顧科研路上邁過的一道道坎兒，王磊都會發出這樣的感慨。

　　“我沒想到天津市及泰達的領導有如此前瞻性的眼光，沒想到泰達在發展生物制藥產業方面有如此大的決心，沒想到天津開發區對我們這些留學人員給予了如此厚愛。”2001年，王磊和20位博士一起初訪天津開發區時，就強烈地意識到，天津已成為新海歸的著陸點和聚集地。

　　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納入國家總體發展戰略，使天津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提速發展良機，這無疑給各種人才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在國外比較優越的環境下學習工作14年的王磊，之所以義無反顧地返回天津，有他的滿腔愛國情懷，也受到天津市良好政策環境和濱海新區發展機遇的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