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月15日訊，孫建華是安徽界首市魏窯村人，現(xiàn)在上海一個家具廠打工。說起改革開放30年的變化，他頗有感慨：第一次外出打工，他是“盲流”大軍的一員，現(xiàn)在的他，已經(jīng)成了廠里的技術骨干和車間管理人員。

　　“工資翻了幾十倍，工作環(huán)境也完全變了，最讓俺沒想到的是，廠里還給工人們都買了養(yǎng)老保險。”說起這些年的打工經(jīng)歷，孫建華饒有興致，娓娓道來——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們村就有人外出打工了。聽他們說，到城里打工比種地多掙錢，我就扛著一大包的被褥外出打工了。陜西、內蒙、浙江、廣東、上海，這些地方我都去過，建筑工地的苦力，紡織廠工人，我都干過。一般來說，每過一、兩年就會換個地方，聽說哪里掙錢多，就到哪里去。那時還沒有勞務輸出的概念，都是老鄉(xiāng)帶老鄉(xiāng)，親戚幫親戚。到了城里，就找老鄉(xiāng)或親戚，幫我找個活干。

　　但是，并不是一到城里，立即能找到活干的。經(jīng)常要等上十天半個月，才能找到工作，甚至可能會等上一兩個月都找不到活干，連錢也都花光了，不得不向老鄉(xiāng)借錢應急。吃飯住宿，也都是和老鄉(xiāng)湊在一起。最糟糕的是過了兩三個月都找不到活干，最后不得不又回農(nóng)村老家。當時，報紙上把我們這些盲目到大城市找工作的人，稱為“盲流”，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去找工作之前準備的不夠，太盲目，到了城里摸不著頭腦。

　　前幾年，我們村在政府的倡導下開展勞務輸出，組織村里年輕人到上海、廣東等地工作，并且免費培訓勞動技能。在村里的組織下，我和幾個老鄉(xiāng)一起到上海一家家具廠工作。我感覺這邊的老板待人還可以，工資也不低，我就一直在這里。而且，我把老婆也接過來了，她就在我工作單位附近的一家工廠上班。

　　我在上海的這七八年里，做的都是木工。現(xiàn)在我是這家家具廠的車間主任，每天把任務分給工人，告訴工人該怎么做，保證產(chǎn)品質量不出問題，其他就沒有什么大事了。現(xiàn)在的工作，不論是工資還是工作環(huán)境，我感覺都還挺好的。

　　拿掙的錢來說，現(xiàn)在的工資是當初的幾十倍。90年代初在陜西打工時，我記得一天才五六元錢，一個月不吃不喝也只能掙100多元錢。現(xiàn)在，我每個月工資可以拿到三四千元。

　　與此同時，工作環(huán)境也變好了。以前在建筑工地，冬天凍得要死，夏天熱得要命，每天都要干10個小時以上。現(xiàn)在在車間，風吹不著，日頭曬不著，每天工作8個小時。每天，我把當天任務給車間里的10多名工人講清楚后，告訴他們該怎么做，做多少，之后就沒啥事了。我最近在自學計算機，學會后就直接可以在電腦上畫出來客戶需要的產(chǎn)品模型，這對我們木工這行很有幫助。

　　除了這些，還有一個想都沒有想過的待遇：廠里開始給我們工人買綜合保險了，其中包括有養(yǎng)老保險。以前一直認為，只有城里人才會買養(yǎng)老保險，沒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也有養(yǎng)老保險了。

　　不過，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這幾年再也沒有人要我們辦暫住證了。記得剛開始出來打工那幾年，不論到那個城市，都經(jīng)常遇到有聯(lián)防隊員查暫住證。為了躲這些查暫住證的，有個風吹草動，我就得趕緊躲起來。但是，這兩三年來，再也沒有人來找我們要暫住證了，“暫住證”這三個字提都很少有人提起了。

　　“取消了暫住證，我感覺是城里人不再拿俺們農(nóng)民工當外人了。”孫建華笑呵呵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