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告別低工資時代”這個口號非常誘人，而且全國各地紛紛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也容易給公眾造成這種錯覺。普遍10%～20%的漲幅，數字確實漂漂亮亮，而乘以低水平的基數，實際到手的往往不過一兩百元而已，在高物價時代，這點增幅聊勝于無。

　　無論從冰冷的數學統計，溫情的社會倫理，還是與域外的參照比對，中國都應該告別過低工資，尤其是處于收入水平末端的億萬農民工。筆者也希望羅馬在一夜之間建成，第二天醒來，農民工便成了高收入階層，可殘酷的現實似乎不支持過早終結低工資的論調。勞動力成本優勢在中國經濟結構中遠未到功成身退的時刻，換言之，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低工資仍是不可代替的優勢。

　　這種判斷，基于兩方面事實。其一，在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信息等生產要素中，現階段我們占優的也只有勞動力優勢，由此形成產品價格優勢，而絕大多數的高技術、專利等都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構成我國經濟支柱的制造業，處于國際分工低端、利潤水平低下的尷尬局面在相當長時間內難以改變，在這種前提下，大幅提高勞動力收入，對于勞動力成本占比越高、毛利率和利潤率越低的低端產業的傷害不言而喻。

　　那些規模較小、依賴于低技術勞動力同時又無力搬遷或技術升級的制造企業，面臨命運的很可能是關閉，或者遷往勞動力成本洼地，像富士康內遷。工廠遷移，看中的仍然是成本優勢，以對沖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而工廠倒閉、工人失業更是讓提高勞動力收入的宏愿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恐怕是政府與公眾都不愿意看到的雙輸局面。

　　雖然，誰都知道技術優勢是國家經濟增速的引擎，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保障。在資本積累、產業結構和技術進步等經濟發展因素中，技術進步是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可是，技術優勢又豈是旦夕之事？

　　其二，“劉易斯拐點”并未如某些學者預計的如期而至，我國勞動力數量龐大、就業形勢嚴峻的現象將長期存在。近年來，一些地區出現所謂的“民工荒”，引發學者對“劉易斯拐點”的預期，實際上這只不過是不完全推論。反觀之，富士康在河南的工廠招工，當地應聘者隊伍長達數公里，是否就此推翻“民工荒”的結論呢？據人口學家預測，中國的人口峰值將出現在本世紀中葉，這就說明至少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內，勞動力資源優勢[2405.30 -0.20%]還將存在。

　　還有一個現實問題：即使我們占有技術優勢，勞動力的素質仍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瓶頸。目前，我國就業人口中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僅為5%，與發達國家普遍在40%之上不可同日而語，甚至低過許多發展中國家。

　　強調勞動力資源優勢，并非為低工資張目，認可其合理性，而是想提醒，在目前這種現狀下，勞動力收入提高一步到位的思想是不合時宜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還將長期存在。

　　低工資時代已難再沿襲下去

　　8月份富士康在鄭州的工廠開始運作，據報道，其員工待遇與深圳公司相差不多。與此同時，近期國內多個省市相繼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而中華全國總工會稱，今年將有27個省市計劃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內部市場機制和外部勞動保障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低工資時代”正在宣告終結。

　　事實上，我國一直遵循的是不均衡發展戰略，體現在兩方面，即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均衡與要素報酬不均衡。前者導致東部沿海地區收入水平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后者則導致勞動力收入水平長期低于資本投資回報率。從不均衡發展向均衡發展是中國經濟結構變化的必然趨勢，無論市場內因還是政策外因都應該去助推這一趨勢。

　　以富士康為例，其內地本部所在地的深圳，200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244.52元，但在鄭州，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7117元。如能像媒體報道所言，鄭州公司員工月薪在2500~3000元左右，就意味著鄭州員工的收入水平與深圳市民已經相差不多了。

　　無須諱言，富士康公司內遷以及收入待遇的變化有其個案特征，但筆者認為不應因此而低估其中的樣板意義，主要理由如下：其一，盡管整體國內勞動力供給依然充分，但是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是必然結果。學界對于“劉易斯拐點”出現的具體時間不乏爭議，但是季節性的“用工荒”已經多次在中國出現，表明市場供求關系已出現變化。

　　其二，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訴求日趨多元化，在經濟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精神層面和社會地位訴求將會提升。但是在既有戶籍制度和住房體制制約下，制造業企業難以滿足這些訴求，由此倒推企業選擇內遷，并將此類員工利益訴求提前作出考慮和安排。其三，這也有助于解決區域經濟不平衡問題。一些龍頭企業的高福利待遇將直接影響當地的收入標準，并最終推動區域間工資待遇水平的一致化。

　　當然，也有聲音認為，國內勞動力收入提升過快會侵蝕企業利潤、傷害經濟活力，但這樣說有些站不住腳。統計顯示，中國工人平均每小時的工資只是韓國的5%，巴西的17%.即使工資大幅增加，仍是全球勞動力性價比最高的地區之一，加薪不會影響制造企業的產品競爭力，反倒會培養更廣闊的市場。

　　至于經濟活力問題，筆者認為，“騰籠換鳥”才是東部發達地區的發展戰略，以現代服務業替代制造業是必然趨勢，這樣就可以避免勞動力成本增長造成的潛在傷害。而在中西部地區，現代制造業建設初期的商務成本并不高，因此企業完全擁有提高工資待遇的空間。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門可以通過財稅優惠政策等措施，尋找實現工資待遇提升的制度化空間。

　　真正需要形成的共識在于，中國的“低工資”發展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續性，無論是政府部門、企業還是勞動者，都應該付出努力或者強化訴求，最終實現發展模式的嬗變。就此邏輯而言，“低工資時代”的終結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