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新聞】盡管官方一再否認，但坊間關于溫州產業“空心化”的討論不絕于耳。此次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的爆發，再度引起人們對溫州產業的關注，并進而轉變為對中國民營企業生存環境的關注，以及對經濟結構轉型調整的拷問。在經濟學者看來，“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角逐，折射的是溫州經濟增長模式面臨的真實困境。

　　優勢已失的“溫州模式”

　　溫州被譽為中國民營經濟的樣本。

　　上世紀80年代，從“前店后廠”的家庭作坊起步，溫州人依靠“低成本、低技術”的小商品占領市場，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

　　在此后30年，這一模式承載起溫州經濟發展的重任。但近年來，由于受到產能過剩，勞動力、土地、原材料等成本大幅上漲，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影響，傳統溫州經濟模式的優勢正在消失。

　　紐扣、服裝、開關、皮鞋、打火機等小商品是當年溫州人起家的行業，其共同的特點是都屬于低技術行業。在過去“短缺經濟”的年代，曾為溫州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事實上，這些處于產業鏈條低端的民營企業，經不起任何大風大浪。

　　打火機是溫州產業的一個縮影。在溫州，2001年是打火機行業最興盛的時期，全市有近5000家打火機企業。金屬打火機更是占據了全球80%的市場份額，但10年之后，溫州打火機企業已經不足百家。溫州東方輕工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李中堅說，早年間，生產一個打火機可以賺一毛錢，但現在連一分錢都賺不到。

　　缺乏自主知識產權，附加值低下，再加上近幾年勞動力、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更進一步縮減了打火機的利潤空間。溫州打火機的集體隕落可以說是溫州產業變化的一個縮影，更是溫州傳統制造業的真實寫照。

　　衰落并不只出現在打火機行業。據溫州市工商聯統計，2003年溫州有規模的制鞋企業4000家，現已關停1000多家。

　　溫州市政協委員、溫州市煙具協會會長黃發靜去年作了“溫州企業外遷和投資環境改善問題”的調研，結果顯示，不論是土地、勞動力、原材料等要素資源，還是制度供給，溫州都已失去優勢。

　　浙江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發、生產和銷售為一體的女鞋生產企業，年產量300萬雙。在溫州現有的2500多家中，規模并不算大。公司老總劉小標，從17歲開始創業，今年尚不滿30歲。

　　劉小標說，去年年底以來，一噸漲了三四千元，相當于一雙鞋光鞋底材料成本就要漲3元。膠水價格漲了一倍，工人工資漲兩成。用電最緊張時，一周兩天需自己發電，平均每雙鞋用電成本達1.5元，“而平時，每雙鞋用電成本是1元。”

　　溫州市統計局今年6月的一項專題調查顯示：該市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型企業和高能耗企業是停限電的重點對象。同時，6月份柴油價格同比增長約15%，企業自發電成本增高。再有，“由于受物價上漲、外來務工人員相對減少和企業用工需求持續增長等三方面影響，溫州企業"招工難"從春節后延續至今。”

　　在被調查企業中，約有16%被訪企業認為融資很困難。融資難度增加直接導致企業財務成本上升，1~5月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財務支出增長43.6%，其中利息支出增長46.1%。此外，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1至5月，溫州原材料購進價格同比累計增長8.4%。

　　“高利率的民間借貸只是壓垮中小企業主的"最后一根稻草"。”周德文說，事實上，各種沉重負擔早已讓企業“體力不支”，民間借貸亂象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實業不興，中小民營企業盈利的艱難。

　　有一個被廣泛引述的案例：一位老板有一家職工千余人的企業，自己在工廠一年辛苦到頭，利潤不足百萬元。而老板太太在上海投資樓市，買了10套房，8年間獲利超過3000萬元。

　　炒樓、炒煤、炒礦產，乃至炒紅酒、炒藝術品，溫州人體驗到資本升值的樂趣，不少靠實業起家而又“逃離”實體經濟的民營企業，主動進入資金市場，導致“錢炒錢”的高利貸愈演愈烈。

　　一位企業老總說，制造業利潤越來越薄，過高的成本在加大企業經營壓力的同時，也加速著企業從實體經濟抽逃資金。

　　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數據顯示，2004年溫州逾90%的民間借貸是流入實體經濟，而在今年，這個比例則萎縮到35%。據2010年溫州市金融辦對324家企業的調查顯示，2008年被調查企業進行主營業務以外的投資有119家，2009年增加到138家，2010年一季度達到163家。

　　“溫州制造”審視“中國制造”

　　“當資本領域產生的預期利潤大大超過制造業的利潤時，資金就會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不只一位業界人士對記者這樣說。

　　在不少經濟學者看來，從“溫州制造”可以審視“中國制造”。溫州中小企業的生存現狀，不僅昭示了溫州商人的困境，也集中反映了中國中小企業在經濟起伏中的命運。

　　據了解，1998年到2008年，中國一般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速為30.5%。但這種高利潤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要素資源價格的扭曲，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讓中國成為了資本獲取價值的“洼地”。

　　密集型、低成本、薄利多銷的“溫州模式”正是中國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縮影。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這種薄利多銷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日趨激烈，東南亞等新興經濟體憑籍其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各項出口優惠政策和美國、歐盟等需求進口國的貿易優惠等優勢，開始不斷擠壓本來依靠薄利多銷維持的溫州企業。

　　世界最大體育用品制造商之一耐克在上一財年第4季度報告顯示，越南已成為耐克最大的生產基地，而這一地位在2011年也將保持。“中國的人力資源價格正在上漲，越來越多的國際制造商正在將自己的工廠搬到勞動力更便宜的東南亞國家去。”溫州一鞋企老板說。

　　為沃爾瑪、家樂福等大型超市供貨的某亞洲鞋類收購中心經理告訴媒體記者，每年他都有8000~9000萬美元的訂單，之前大部分訂單都在溫州完成，而今年的訂單接近80%交給了印度和越南。

　　在關注溫州經濟的學者看來，溫州企業出現的問題，表面上看是溫州中小企業因資金鏈斷裂遭遇倒閉，其實其深層次根源在于溫州企業經濟生產模式隨著世界新經濟(310358,基金吧)體的興起，開始被邊緣化。

　　近些年，有著政策紅利下外向型經濟路徑依賴的溫州產業，基礎變得十分薄弱，要素支撐不足，創新的瓶頸和產業升級壓力使得大量實業企業紛紛外遷。

　　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至2010年，溫州資本在全國各地的實業投資3000億元，而同期，在溫州本土的工業投資只有1300億元。

　　“事件只是催化劑。”有業界人士認為，溫州企業出現的根本問題，并不是事件表面反映出的資金鏈斷裂,以及歸罪于背后的民間高利貸那么簡單。

　　數據顯示，近10年，溫州投資率始終徘徊在31%~37%之間，比長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3.6個百分點，投資增速比長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0.6個百分點，均居于末位。而在浙江省11個地市人均GDP排名上，溫州位列倒數第三。

　　今年前三季度，溫州全市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125億元，就投資總量而言，溫州在浙江排名第五位，是杭州的一半、寧波的五分之三，“這與溫州作為全省人口第一大市、經濟第三大市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稱的。”浙江省副省長、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坦言。

　　“溫州不缺資本，缺的是實業精神。”溫州官員認為，溫州民間借貸危機拉響的也是中國經濟的風險警報，在世界市場獨領風騷10多年的“中國制造”的地位已在發生變化，單純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的“黃金年代”已經過去。

　　借“危機”尋求轉型升級

　　無論官方還是民間，許多人都認為，溫州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制造業的回歸與提升。溫州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就認為，解決溫州民間借貸的金融亂象，放開非正規金融管制，讓民間借貸“正規化”，這只是短期的應急之策。

　　在他看來，溫州的民間信貸危機，既有產業空心化造成當地剩余資金過度向高利貸行業集中的原因，也有溫州當地中小企業自身面臨產業升級所帶來的自然淘汰，“有供給的原因，也有需求的原因;既有政策的因素，更有制度的成因。”

　　“到了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周德文說，當今中國乃至全球都已告別緊缺經濟，到了剩余經濟年代，大量的商品過剩，溫州企業唯有轉型升級才能保持最大的利益。

　　“一般制造業生產正在轉出中國，這是中國產業升級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陣痛。”溫州鞋業協會負責人說，事實上，世界上其它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向中等發達經濟體轉型過程中，都經歷過的這樣的陣痛。

　　據悉，為控制人力成本，耐克在近30年的時間里，就不斷搬遷自己的主要生產基地。最早在日本，后來是韓國、中國臺灣，再后來是中國香港和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

　　中國在1981年成為耐克的新工廠。直到2010年之前，中國的制造商一直是耐克最大的合作伙伴，但在2010年之后，這一“寶座”被越南人奪走。

　　“溫州今天遇到的危機，也是中國經濟模式的"縮影"。”周德文說，轉型與可持續發展，不僅僅是針對溫州企業，目前整個經濟發展形勢倒逼中國企業必須進行變革：提升產業價值鏈;跳出傳統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

　　對此，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10月21日在接受中央媒體專訪時表示，浙江將著眼長遠，幫助企業轉型升級，形成理性的投資導向和健康的發展機制。(-最專業最權威的鞋業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