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西漢御史大夫桑弘羊推行“重商主義”，本意在于強國強兵，但因為對民間工商采取窒息扼殺政策，破壞了商品經濟市場化的游戲規則，極端的官營壟斷商業政策雖可使國家在短時期內利用強權急速獲得一定的財富，但很快便會成強弩之末。因為斬斷了“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官僚們都急著在渾水里摸魚，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桑弘羊推行的極端官營壟斷商業的結果，不僅斷送了大漢朝“文景盛事”，還埋下了西漢衰亡的惡果，使得國民兩敗俱傷。

　　西漢被王莽篡權，但“新朝”不吸取桑弘羊經濟政策的教訓，反而變本加厲地擴張國家專權工商的力度。不僅逼迫大批工商業者失業，而且因加大對農、林、牧、漁的征稅力度，使各行各業一片蕭條，因此很快便激起國憤，起義風起云涌。坐了13年的皇帝寶座還沒等焐熱，王莽便不得不倉惶逃出長安，不料卻被商人杜吳在途中所殺。

　　其后的東漢，前后195年的歷史，國家對“本末”與“義利”的輕重，對“官營”與“私營”的權衡，便總是處于此消彼長、此長彼消的循環怪圈之中。因此，東漢時而輝煌，時而凋敝，在磕磕碰碰的處境中，使一統天下分崩離析。而其后長達361年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紛爭割據，各朝霸主為了積蓄爭奪天下的力量，雖多重農養民，重商養國，為中國商人在局部地區偶露崢嶸提供了機會，但戰爭頻仍，關禁限制，商人所行，危機重重。因此，雖有寬商之政，而無安定之寧;雖有逐利之欲，而少取利之機。

　　當中國商人再次看到復蘇曙光的時候，時間已是公元581年。那年，楊堅在長安建立了隋朝，史稱隋文帝。這個身長七尺八寸，狀貌魁偉的美髯公，使中國重新恢復一統，結束了四分五裂的混亂局面。

　　新的一統天下，給隋朝的百姓帶來了無限生機，而各行各業也以一種忘我的激情來回報新的王朝為自己帶來的新的希望。隋文帝順應民意，因勢利導，定皇法，革官弊，開科舉，置均田，輕徭賦，齊度量，統貨幣，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會、休養生息、還利于民的政治經濟改革措施。因為賦稅減輕，關禁取消，商人南來北往，物通天下，極大地刺激了各地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不僅使糧食倉盈爆滿，而且向社會提供了豐富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隋文帝在位僅24年，天下已殷富。

　　看著富足的天下，晚年的隋文帝躊躕滿志。這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黃袍加身的皇帝，聽著群臣不絕于耳的贊美聲，看著萬民山呼萬歲的虔敬狀，感覺自己就像是救世主，專制集權者不能不擁有的“天是自己的，地是自己的，江山是自己打的，萬民也是自己的”傲慢之情油然而生。他不需要再像建國時期那樣儉樸勤政，而是征發幾十萬人為他營造仁壽宮以縱聲色，據說勞累致死的役夫“推填坑坎，覆以土石，死者以萬數”。

　　他開始猜忌進諫者圖謀不軌，在政治上“獨斷一人之慮”。他開始拋棄體恤愛民的寬厚，民有小過亦大開殺戒。

　　公元605年，這位事必躬親的皇帝，孤獨地卷曲在長安大興官里，不明不白地死在那里。他的次子楊廣登上皇位，但過了僅13年就斷送了隋朝的江山，這就是隋煬帝。

　　隋煬帝楊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虛榮、浮華、好大喜功而雄心勃勃的皇帝。隋煬帝不愿意在長安受父親楊堅舊朝遺老的控制，將都城遷往洛陽。他看到商賈可以通貨聚財，于是強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人入居洛陽以繁盛市榮。他還看到商人可以炫耀國威，甚至在公元609年，統兵40萬并無數巨商大賈西巡，在張掖召開“萬國博覽會”以炫耀盛事之威，興奮放歌《飲馬長城窟行》。他在洛陽大興土木，營造宮室苑囿。建成的洛陽西苑，堂殿樓觀，窮極華麗。為了營造西苑常春的氣象，每到秋冬官樹凋落，便翦彩綾為花葉，滿綴樹上，以常呈春象。

　　公元617年，一個山西經營木材生意的商人，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了奉命討伐隋末農民起義的李淵。他勸李淵起兵反隋，剪除暴君，并且進獻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兵書。這個木材商人就是武則天的父親武士彟。

　　李淵十分器重武士彟，當他在太原起兵叛隋后，便任命武士彟為行軍府司鎧參軍，為唐軍提供軍需。第二年，李淵在長安建立唐朝，武士彟被尊為“太原元從功臣”，先后晉封為應國公、周國公，躋身唐初李、韋、武、楊四大政治家族之列。商人通過參與政權變革而獲取了政治上的地位，預示著唐朝可以為商人提供更加寬闊的發展空間。

　　但是，李淵是一個缺乏政治遠見的皇帝，而太子李建成，更是一個庸碌之材。次子李世民清醒地意識到，李氏王朝滅亡的不是一個倉廩足以滿足50年賑濟之用的殷富王朝，而是一個餓殍遍野的楊家天下，坐享其成等于作繭自縛。

　　公元626年，長安皇宮玄武門一如既往，幽謐而威嚴。然而，在門后廊廡隱秘處卻埋伏了一隊精壯兵士。當太子李建成和三弟齊王李元吉奉假詔入宮議事時，伏兵突然涌出，將二人接連刺殺。29歲的李世民策劃了這次“玄武門之變”。

　　兩個月后，李淵被迫退位，李世民成為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史稱唐太宗，年號貞觀。從此，開啟大唐盛世的“貞觀之治”拉開了序幕，也標志著，繼春秋戰國之后，中國商人的又一個黃金時代開始了。

　　洛陽宮，昔日隋煬帝歡宴之所，雖樓臺掩月，亭閣臨風，綠柳婆娑，碧水鱗波，卻已是物是人非。李世民行幸洛陽宮，泛舟積翠池，不由得感慨萬端。他對身邊的侍臣說：“這些樓臺亭閣，綠柳翠池，皆為煬帝所為。驅役生民，窮此雕麗，身死國滅，盡為我有。朕每思之，若欲天下長久，國無危敗，惟令百蚌安寧，不有怨叛而已。”于是下令燒毀洛陽宮。

　　隋朝短命的歷史教訓就像一面鏡子，總是提醒李世民，官富而民窮，勢必造成水以覆舟的嚴重災難。因此，以王道治國，節制官吏，反腐倡廉，惠民養生，成為李世民一生追求的理想國政。

　　李世民繼位后，住的宮殿還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舊。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興土木，另建新的宮殿。但唐太宗為了節省開支，在貞觀初年一直不允許修作。后來唐朝經濟漸漸復蘇，李世民想奢侈一下，下令大修洛陽宮。這時，一位叫張玄素的御前督導官提醒說：“陛下當初收復洛陽的時候，把隋煬帝的宮殿全部燒掉，以警示世人奢侈之害。不到十年，卻要加倍修繕。為什么從前厭惡它，而現在卻效法它?這種情形比楊廣更壞。”李世民聞聽，恍然大悟，不僅立即停工，而且大大獎賞了張玄素。

　　李世民以國家為重，從諫如流，在中國的歷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大家都知道的被人戲稱為“刺頭兒”的魏徵，因為敢于直言進諫，曾讓李世民恨得咬牙切齒。

　　一天，李世民怒氣未消地回到宮中，揮著拳頭發誓：“我一定要殺了這個鄉巴佬兒!”長孫皇后問鄉巴佬兒是誰，李世民說：“當然是魏徵，他總是在大庭廣眾侮辱我。”長孫皇后聞言，立刻穿上皇后官服，向李世民賀喜參拜：“我聽說，君主賢明則部下正直。魏徵所以正直，正是因為陛下賢明，因此特來賀喜。”李世民翻然醒悟，不久就讓魏徵做了國家宰相。

　　由于有魏徵、張玄素這樣的賢臣輔佐，李世民能夠防微杜漸，堅持反腐倡廉。李世民的表率作用，為“貞觀之治”奠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像魏徵，為官一世，家里卻連個正堂屋都沒有;戶部尚書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舊的房子里，死后甚至連個祭祀的地方也沒有。這種節儉風氣的盛行，對減輕國家和人民的負擔，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李世民的新政，在形式上雖然沒有脫盡隋文帝的衣缽，但在本質上卻有了很大的區別。他將中國過去商品經濟只為國家和官僚貴族服務，擴展到為全民服務。他制定詳備的市政商律，明確國家管理權限和職責，申明商賈入市規則，取消民用商品限制，以極大的寬容度，允許百姓享受商業所能帶來的一切好處。這種親民重商政策，大大刺激了工商熱情。

　　唐代長安的商業街叫朱雀大街，繁華的“東市”和“西市”分建兩旁。其中“東市”是內商市場，“西市”則是外商市場。兩市的四周均有夯筑而成的圍墻，內辟4條16米寬的“井”字形交通干道，將每市切割成大小基本相同的9個區域。除了市的中心建有市場管理機構“市署”和“平準署”之外，其余為商家店鋪“肆”。“肆”指用來陳列商品的場所，多面街而立，同類商品皆集中成行，每“行”之間，筑墻分割，并建立標牌，題寫行名。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稱“行業”概念的由來，也是經營同類商品的人互稱“同行”的由來。

　　為了便于公平交易，由各行推薦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擔任“行頭”。行頭雖然實行民主選舉，但要報請政府批準方能生效。行頭依據行業慣例和市場需要，制定較為詳備的行規行約，以保證同行的共同利益。唐朝時期出現的這種民間商人組織形式，是后來“行會”組織的最早發端，表明不僅唐代的商業行業已經成型，商人已成體系，而且表明商人已經開始強烈表達著希望通過自律而尋求和諧與發展的職業要求。這是中國商業發展歷史上的一大進步。

　　長安的東市坐落在貴族和官僚住宅區附近，這里沒有西市擁擠，環境比西市安靜，場面也更奢華，這里主要是皇家和政府采買商品的交易場所;西市商賈多是浮寄流寓之徒和胡商番客，市內匯聚了酒肆、衣行、藥店、古器、珠寶、鐵鋪、法燭、聲色藝妓等220行，商鋪4萬余家。不僅國內中小商戶集聚西市，眾多胡商也蜂擁在此，并通過絲綢之路將商業活動的影響輻射西至羅馬、東到高麗的廣闊范圍。因為西市比東市更嘈雜，更大眾化，因此這里既是政府發布各種政令告示的地方，也是處決犯人的地方。

　　依照唐朝法令的規定，每個集市不僅嚴格遵守開市、閉市時間，而且不得在市場之外私自交易。在市內交易的商人，都要按照自己經營的商品類別，表示專營貨物的名稱，在相應的“行”內經營。大多數外國商人來到西市，都要請唐人幫助擬寫商品標牌，然后才能到相應的行內陳列自己要出售的商品。但是，嚴格的市場限制，也逐漸顯現出強迫交易地點和交易時間的弊端。

　　中國城邑商業開市雖早，但早期的商市一直遵循與城分割的辦法，即在城中專門劃定區域作為商市，并規定交易時間，時過閉市。這就是坊市制度。

　　劃定區域和規定時間設市，在早期商品需求率低、商業不發達的時候，具有方便交易的優點。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不能生產過多的剩余產品用于交換，有限的交易量和有限的交易群體，需要一個有限的交易地點和交易時間。

　　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制度就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性。商人群體的出現，加速了社會分工，而社會分工的不斷完善必然刺激和促進生產與消費，使商品的數量和種類不斷增多，商品交易的頻率加快。限定市場和限定交易時間，在客觀上已經不能滿足商品交易的需求。而商品交易的不發達、不通暢，必然造成市井不繁榮，必然影響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功能的完善，最終影響城市的發展。于是改變城與市分離與脫節就成為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的必然。

　　坊市制度終于在唐朝開始發生松動，允許延長商業時間而首開商業夜市。唐代詩人杜牧《泊秦淮》諍中說：“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而王建則有“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都是描繪揚州城徹夜喧囂的景致。當時長安是否有夜市，由于找不到可信的史料，尚不得知。但是，大唐治下的揚州先行夜市，而且沒有受到政府的取締，證明夜市的存在已經得到官方的默許。這可是中國商道歷史上的一個大事件。

　　與此同時，在遠離長安的地方，一種地下市場也在悄然形成，那就是“草市”。因為城市市場的準入和稅收以及嚴格的開市、閉市制度，日常交易極不方便。于是，就有膽子大的人，在城市之外堆放供應城市商賈騾馬草料的草料場附近，私自兜售小商品。這就是“草市”名稱的由來。

　　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里說，富室大戶，多住市里，凡江、淮草市，都設在水路兩旁。近十幾年來，江南、江北所有草市全被搶劫。三年遭兩次劫算是幸運，五年不遭劫的幾乎沒有。說明草市不受政府保護，因此險象環生。但在另一方面也證實，草市這種民間自發的市場，已經形成了相當的規模。

　　草市因為突破了正規市場經營時間的死板，能夠適時解決人們的需要，所以很快便積小成大，形成了一定的規模。由于“草市”在城鄉結合部，不僅刺激了農村的商品經濟，而且加強了城鄉之間商品交換的直接聯系，擴大了農民轉化為商人的渠道，為唐朝商業經濟的發展奠定基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