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是一部變革史，更是一部戰爭史，幾乎無人能夠逃脫硝煙的熏染。談到戰爭，人們的關注焦點通常在于戰略戰術的部署、兵員武器的輸送等。至于士兵衣食住行的需求保障——這一最末端、最基本的軍需后勤組成部分，在后人的觀察中卻極易被忽視。然而，對于投身行伍的士兵而言，行軍作戰雖是刻骨銘心的戰爭經歷，但非常狀態下的吃穿用度更是揮之不去的軍中日常。對于軍隊將領來說，保障士兵的穿衣吃飯也是最基本的統帥之責。

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在長達20余年的革命環境中，流行于中國南方民間的草鞋，曾被中共軍隊作為最基本的行軍戰斗用鞋，陪伴士兵征戰大江南北，勾勒出一幅幅生動的戰爭圖景。穿草鞋、打草鞋成為每個士兵的軍事裝扮和從軍技能，“草鞋經”也是軍需供給部門必須要做的盤算。而將最大的鞋廠委托給婦女群眾，則體現了中共關于革命與戰爭的智慧，更為中共的組織運作機制與群眾動員模式提供了有效的實踐路徑。此外，士兵從戰爭中獲得的有關草鞋的個體記憶，在中共文化的塑造下，也匯聚成一種集體記憶，并在革命活動中被不斷重組與加深。在這一過程中，士兵個人的戰爭體驗與廣闊的革命實踐建立起聯系，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底層表達與國家敘事得到貫通。而草鞋這一原本僅具功用性的器物，也升華為一種革命象征與紅色記憶，被融入各種藝術形式之中，并在硝煙散盡后被代代傳承。本文擬通過考察中共軍隊的草鞋穿著、獲取與革命文化塑造等相關問題，由細小處審視中共革命與戰爭。

江西贛州都縣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由80雙草鞋組成的“草鞋墻”

戰爭圖景下的草鞋穿著史

在戰爭年代，行軍作戰是士兵行伍生活的常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軍隊面臨兩個最重要的問題：一個是吃飯，另一個就是穿鞋。紅軍老兵在回憶時談道：“那時不怕犧牲，不怕流血，不怕高山河流險地，不怕艱苦困難，幾不怕，不鬧個人主義，就怕生病、怕掉隊，怕沒糧食干糧吃，怕沒草鞋穿，其他什么都不怕。”在抗戰時期的反“掃蕩”期間，爭取一切時間與條件恢復部隊戰斗力，及時解決士兵的睡眠、吃飯和鞋子需求，同樣是每個軍事干部必須隨時注意的問題。針對鞋襪供給，八路軍前方總供給部副部長周文龍曾強調說：“戰士在反‘掃蕩’戰斗中，赤足作戰成了見慣不驚的現象。正因戰士鞋襪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卻大大的增加了戰場上動作的困難，隨著會影響到戰士殺敵精神，有某些程度上的降低。”因此，軍鞋供給不僅僅關系到士兵的穿著需求，更是影響戰爭成敗的重要因素。

據曾志回憶，1932年紅軍打下漳州后，戰士們在沒收大店鋪時，面對各種橡膠制品，只挑最實用的膠鞋拿：“當時膠鞋對一個戰士來說，那真是太心儀了，行軍打仗最用得著。誰要是有一雙膠鞋，那才叫眾人羨慕呢!”膠鞋在當時無疑是罕見的奢侈品，即便是布鞋也一雙難求。紅軍時期，中共軍隊被服物資緊缺，衣服五花八門，“除花衣服不外穿外，其它衣服都穿”，打土豪得來的花布則留著做草鞋。那時紅軍的軍服雖難以統一，但腳上穿的都是草鞋。每人除穿一雙外，背上還要背兩雙和一些布條，有時間就自己打草鞋穿。

在中央蘇區，戰士鞋子的一部分由設在瑞金沙洲壩的鞋廠提供，一部分來自群眾勞軍與打土豪的獲取，但最主要的還是靠士兵自己打草鞋穿。據親歷者回憶，在中央蘇區多年，“沒穿過鞋襪，都是穿的草鞋”，“南方山多，溪流多，遍地是水田，穿草鞋便當，很適合南方的地理條件，也適合戰斗要求”。

紅軍開始長征后，由于離開蘇區時走得匆忙，許多戰士因草鞋備得少，逐漸開始赤腳行軍。朱德隨即指示，將沒收自土豪的衣服、布匹，除發一部分給群眾外，主要發給戰士打草鞋或做布襪用，以減少爛腳的情況發生。1935年1月，朱德、周恩來等再就部隊供給工作致電林彪，要求將沒收來的爛布分發給戰士做包腳布或打草鞋，每人須準備三雙。2月，中央軍委為節約戰爭經費，雖決定每名戰士減少2分錢伙食費，但仍按月保證草鞋的發放。

1935年7月，中央紅軍開始向北移動，氣候逐漸寒冷。中革軍委總司令部規定：“每人打兩雙草鞋，最好用氈子或牛羊皮制成或做毛窩(式樣另發)。”8月9日，徐向前在關于右路軍配合左路軍出擊阿壩給林彪的電報中也談道：“每人應盡力準備一件皮衣或棉衣，無棉用羊毛，兩只〈雙〉草鞋或皮鞋及包腳布。”8月20日，周恩來、李富春在對紅一方面軍北進前的工作指示中，亦要求部隊尋找皮子和羊毛做兩雙草鞋、一雙包腳布。紅四方面軍在過草地前，每人也準備了兩至三雙草鞋，布的、麻的、牛皮的各種材質均有。

紅四方面軍戰士在回憶中談到，長征時每人都離不開三件包袱，即武器彈藥、干糧和幾雙草鞋。1936年3月，部隊抵達西康甘孜地區北上過草地前，上級要求每名戰士趕制六雙草鞋。在川南時，戰士大多用稻草、梭草、竹麻、爛布筋等打草鞋。而行至西康后，由于原料缺乏，他們只能將拾到的一些破毛皮割成小皮條，編成“皮草鞋”。但皮草鞋不好穿，天晴時穿上腳打泡，下雨時皮子泡漲走路滑，站不住腳，易摔跤。有的戰士八九天穿一雙，有的四五天穿一雙，還有的一天一雙也走不到宿營地。由于草鞋重要、稀缺，還成為當時部隊間互贈的慰問品。為迎接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動員每人拿出一至兩雙草鞋慰問兄弟部隊。

草鞋本屬中國南方民間的穿著特色，但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將這一傳統帶至北方。抗戰時期，中共官兵在訓練與工作之余總會打幾雙草鞋以備急需。一方面，因南方人早已習慣穿草鞋。八路軍供給部會計科科長范子瑜曾回憶：“從莊里鎮出征也還是穿草鞋。到了太原，每人發了1雙鼻子鞋，穿起來感到不如草鞋舒服。”同時，打草鞋不像做布鞋那樣費工費時，“它只要有一點草或一些布條，加上幾根麻繩就可以編成。草鞋結實耐穿，夏天穿上，涼爽不捂腳，方便舒服”。此外，草鞋在行軍作戰時還具有輕便、防滑等優點。劉伯承在總結平型關戰役的經驗教訓時就談道：“山地利我不利敵，敵技術兵器減少效力，草鞋比皮鞋好走，快。”另一方面，中共軍隊在抗戰時期繼續保持穿草鞋的作風，也是由根據地生活條件艱苦、物資匱乏、軍需供給困難等因素所致。聶榮臻回憶晉察冀軍區成立時，雖是深秋初冬季節，但五臺山區已經開始飛雪。許多指戰員不僅沒有棉衣穿，更是赤腳穿草鞋。同時，草鞋也便于雪天輕裝行軍、翻山越嶺。日軍就曾因高筒馬靴在雪地里無法前進，而放棄“掃蕩”計劃。

草鞋雖具有較多優點，但士兵終日穿著行軍作戰，通常會導致血液循環不良。草鞋又極易造成腳部創傷，繼而引發潰瘍。據統計，在紅軍時期閩贛軍區的500名病員中，患潰瘍者即有311名。紅17師政治部發布的衛生注意事項規定，士兵出發前必須先試穿草鞋，“不要太窄也不要太硬，否則恐怕破了足，最好預備一點白布片，遇有足上破皮或草鞋硬著不快的時候，立刻用布片包裹起來，以免越弄越大，甚至發生爛腳”。中央內務部衛生管理局、中革軍委總衛生部聯合制訂的衛生常識也明確提出，“注意草鞋繩子勿使磨破了腳”，以防止下腿潰瘍的情況發生。各部隊為保證士兵的行軍衛生健康，在抵達宿營地后，“各班總要想法燒些熱水讓大家把腳洗一洗，穿破腳泡，用酒把痛的地方擦一擦，活活血，或收拾一下草鞋，找雙包腳布用來保護腳”。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限于南方氣候環境與軍需供應短缺等因素，紅軍將草鞋作為最主要的行軍作戰與日常穿著用鞋。而到了抗戰時期，活動在北方的八路軍部隊隨著氣候環境的改變與根據地生產建設的逐漸鞏固，開始做到普遍發放和穿著布鞋。1940年12月，八路軍總部與129師后勤工作會議明確了軍鞋供給標準，即冬春兩季發放布鞋四雙;夏秋兩季向士兵發麻，自做草鞋四雙。1942年，129師與太行軍區對軍鞋的發放標準做了更加詳細的規定：“冬春兩季發布鞋：戰斗部隊每人共發兩雙，師、旅、團各級司、政、供、衛及后方機關，每人共發四雙，通信員、偵察員、運輸員每人六雙，布襪不論任何人均發兩雙。夏秋兩季發麻草鞋：每雙發麻十二兩自制，戰斗部隊每人共發六雙，師、旅、團各級司、政、供、衛及后方機關，每人共發四雙。通信員、偵察員、運輸員每人共發六雙。”

1942年至1943年，由于日軍在華北抗日根據地實行“掃蕩”，經濟困難。八路軍前總后勤部縮減了1944年服裝供給標準，全年僅發放草鞋四雙，每雙發麻十二兩，布鞋則減為三雙。以1942年的標準為例，八路軍戰斗部隊夏秋兩季每人多發麻草鞋四雙，表明在某種程度上草鞋被作為戰斗用鞋，布鞋則是供日常普遍穿著的軍鞋品種。由此，八路軍中也就出現了按戰時與常時狀態對軍鞋所做的功用區分。

抗戰時期，身處華中地區的新四軍部隊也穿著草鞋。在新四軍游擊支隊中，很多新戰士沒有鞋子穿，彭雪楓就動員老戰士打草鞋，并在歡迎新戰士的大會上，將草鞋當作禮物親自分發給新戰士。張愛萍也曾要求黨政軍民各種組織和工作機關的生活行動均應游擊化，須落實毛澤東的“每個同志應準備好草鞋和板凳兩個法寶”指示，即穿起草鞋好走路、好打仗，放下板凳好辦公。由于新四軍部隊穿著草鞋的形象特征深入敵心，日軍在“掃蕩”時曾采用“著灰衣，穿草鞋，假用我軍番號”的偽裝方式，襲擊新四軍孤立部隊及政權機關。

1944年，新四軍二師的供給制度規定：“1.凡連以下各級人員布鞋三雙，草鞋兩雙;2.營級干部布鞋四雙(草鞋不發);3.團以上干部布鞋三雙，棉鞋一雙(草鞋不發);4.采辦員、管理排長、上士警衛員、徒步通信員、運輸員、飼養員布鞋三雙，草鞋四雙;5.偵察員布鞋六雙(草鞋不發)。”其中，為使偵察員裝扮普通化、防止暴露起見，則僅發給布鞋。

穿草鞋雖是中共人士的普遍裝扮，但如果不合時宜地穿著使用，也會影響革命工作。陜西省委統戰部要求公務人員在對外環境中不搞特殊化，盡量學習國民黨人員的作風，避免陜北作風，穿衣說話均須注意。例如，“一個公務人員因穿草鞋而被認為是民先、西青救而撤職，這都是由于特殊”。因穿草鞋會給人一種身份屬性特征，阻礙與潛在同盟者交朋友。為此，中共的隱蔽精干政策要求黨員在外應做到社會化，具體的指示便是禁止穿草鞋、開口即講演等行為。

總體而言，紅軍戰士雖將穿草鞋的習慣隨長征一并帶至北方，但氣候環境與軍需供應情況的改善，加之抗日戰爭局勢的不斷發展，北方人逐漸成為中共軍隊的主體力量，官兵對于草鞋的體用感呈現淡化趨勢。大多數時期，草鞋被作為布鞋供應緊張時的短暫替代品。而在解放戰爭進程中，這種由所處環境改變引發的軍鞋穿著變化體驗再次顯現。當中共軍隊面臨由北向南行進的空間逆轉時，“穿草鞋、吃大米、走小路”成為“北人南地”的三大困難。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時，因南方雨水多，布鞋不耐穿，各連隊發起打草鞋運動。戰士們起初雖對用稻草做鞋子產生過質疑，但不到兩天，每人都編好四五雙，有些人起初穿不習慣，腳底打了泡，穿了一兩雙后也就習慣了。

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中共軍隊在各個階段穿著草鞋的行軍戰斗足跡，恰是中國近代戰爭時空軌跡的另一種呈現。

紅軍使用過的草鞋和紀念章

“打草鞋”與“草鞋經”

紅軍時期，中共軍隊在有相對穩定的后方支持時，可通過建立工廠或發動群眾勞軍等方式保證草鞋供應，從而減輕士兵在戰斗間隙自己打草鞋的負擔。例如，紅一軍團曾在軍事工業局下設草鞋廠，廠址位于瑞金南。然而，部隊一旦離開根據地開始行軍作戰后，由于流動不定，加之對鞋的消耗量急劇增加，打草鞋便成為每個士兵的必備技能與行伍生活常態。

1934年11月，長征開始后，為解決部隊草鞋問題，減少病員和鞏固紅軍戰斗力，防止士兵赤腳行軍，鄧小平曾撰寫《怎樣解決草鞋問題?》專文，提出三項具體辦法：其一，供給機關有計劃地收買草鞋，盡可能做到發草鞋，不發草鞋費;其二，將沒收自土豪的爛衣褲分發給戰斗員、運輸員打草鞋;其三，發動會打草鞋的同志幫助不會的同志。此時，草鞋問題雖已受到上級重視，但一些戰士仍對情況估計不足，存在思想懈怠。

例如，紅六軍團第17師野戰醫院要求每人準備四雙草鞋，有人這樣盤算：“一雙布草鞋，不下雨，天天走路，能穿個二十天，一天六十里，一雙草鞋就能走一千二百里，四雙草鞋，走盡天邊都穿不了。何苦打那么多背著壓駱駝!”醫院政委對此提出嚴厲批評，要求即使不吃飯睡覺，每人也必須在兩天內打出四雙草鞋。醫務科長潘世征回憶：“我把參軍時發給我的背了三年的一床夾被撕成四塊，一塊仍留著當被單用，一塊向老百姓(35.970, 0.51, 1.44%)換麻，兩塊撕成布條條，坐下就搓繩子。搓了兩三丈長，找來一根柴火棍，連夜就邊摸邊學地打起來，打了又拆，拆了又打，快天亮時，打成了一只。”隨后，潘世征還學會了將豬血涂在鞋底上以使草鞋更加耐穿的技巧。

在紅軍中，無論前線或后方、戰士或干部，每人都必須掌握打草鞋的技能，即便是周恩來也不例外。據勤務員回憶：“我參軍不久，剛學會編草鞋。編的草鞋總是不合腳，穿在腳上不是肥就是瘦，還把腳脖子磨去了一層皮，行軍走起遠路來，腳被磨得總出血。”周恩來見此情景，親自向他示范如何打草鞋：“草繩子不能太粗，草根部的草莖一點也不能混在里頭，草莖要多了就會磨腳。”周恩來一邊示范一邊講解，很快就打好了一雙草鞋，并從褥子下拿出一件破得不能再補的衣服，撕下幾條布編在草鞋口上，以防鞋沿磨腳。

紅軍活動在南方諸省時，根據各地物產、氣候與地理環境變化就地取材，不斷改良草鞋制作原料與方法，創制了各式草鞋，可細分為布草鞋、竹草鞋、麻草鞋、皮草鞋等種類。在閩浙贛蘇區，戰士們最初穿的是用稻草編的草鞋，不耐磨且遇水易爛，損耗很大，一旦供應不上，就只能打赤腳。部隊經過反復實驗，創制出遇潮不爛的“竹絲草鞋”。具體辦法是將春天出土的嫩毛竹在小滿節氣砍下，劈成長條放在石灰水里浸泡松軟，取出在清水里捶打后，剝去竹皮再放入鍋中煮熟，抽出竹絲編制草鞋。此外，戰士們還積極從群眾中汲取制作經驗。中央紅軍停駐在廣西秀水時，當地群眾看到戰士在大木板上釘幾根釘子就直接開始用稻草擰成繩打草鞋的錯誤方法后，便向紅軍傳授經驗：“編織草鞋最好要選用糯米稻草，并且要先把稻草錘軟，再用來擰草繩編草鞋。編草鞋時，在稻草中夾帶一些黃麻繩，這樣編織出來的草鞋才又緊又牢又光滑。”

紅軍戰士積累的草鞋經驗，解決了長征途中的穿鞋問題，更將之帶到北方，使得抗戰時期草鞋傳統在八路軍中得以繼續推展與發揚。1938年7月，八路軍主力東渡黃河抗戰后，留守兵團決定開展生產運動，要求在該年9月底前，做到全部戰士能夠打草鞋，除現用外，每人要存一雙以上;盡量發動士兵做布鞋，在11月底做到全部自給，且要再多存一雙以上。習慣與技能的養成往往與生活環境有著密切關系，士兵出身的地域差異便從各自所掌握的技能中反映出來：“南方人會打草鞋，北方人就不會;陜北人會打毛襪手套，其他人就不會;要做布鞋那更是困難。”對于一些實在無法掌握打草鞋本領的士兵，則通過與他人“換工”或互助的方式獲取草鞋。留守兵團就涌現出一名年輕戰士，半個月幫助他人打鞋70多雙，“打到手上流血，還不愿停止”。在那時，“草鞋都是自己打成的，很少有人買它，也沒有人賣它”，幫助他人打草鞋也成為一種助人為樂的美德。

自中共軍隊抵達晉陜地區后，在戰士來源與生活習慣等方面開始北方化，官兵掌握打草鞋技能的必要性也逐漸減弱。太行第六軍分區曾反映戰士不會打草鞋，打出的鞋子松懈不耐穿。為此，1944年，太行根據地成立七家草鞋廠，工人320名，月產草鞋7320雙，每雙質量可保證穿一個半月至兩個月。部隊每年還向群眾發放材料和工資，約可代做草鞋20萬雙。隨著抗日根據地建設的不斷鞏固，軍需生產步入正軌，布鞋已可做到普遍供給，官兵僅需夏、秋兩季穿著草鞋，且大部分亦由工廠或群眾代制，各種因素均使得打草鞋不再是從軍的必備技能。待到解放戰爭時期，北方部隊南下廣西作戰，布鞋供應不上時，軍中南方籍士兵提議打草鞋，全班僅兩人會打。班長只好將全班分成兩組，由會打的人當組長，并要求包教包會。

紅軍在南方時，主要利用柔軟且有韌性的糯米稻草打草鞋。到了北方，因物產與地理環境的變化，草鞋制作原料也隨之改變。在晉西北，用麻與碎布制作草鞋所費高昂，部隊開始發動士兵利用漫山遍野的馬蘭草打制草鞋。有些連隊每人打的草量不僅可做五雙草鞋，還可將富余的馬蘭草送給造紙廠使用。用馬蘭草做草鞋通常先將草曬干，用水浸泡后蒸制，再挑選長的草打成繩子，擰成三股打草鞋。馬蘭草有韌性，戰時一雙可穿十天至半個月，常時則能穿一個多月。而在太行山區，能用來打草鞋的草不多，士兵就改用麻做原料。又因山區石頭多，麻鞋易破，士兵便在鞋底上縫兩條帶子做成新式草鞋。

當草鞋原料無法就地獲取時，部隊只能花錢購買草、麻或直接從市場購買成品。紅軍時期，部隊不設薪餉制度。條件好時，多發零用錢與草鞋費;條件差時，則少發或甚至不發。1932年，中革軍委規定廢除草鞋費：“因零用費可包涵〈含〉買草鞋用，少發若干草鞋費，即可多發零用費也。”但此后各地根據自身情況，并未嚴格執行上述規定。例如，1932年廣東東江的紅軍、常備赤衛隊與游擊隊，每月發放伙食費6元、零用費2元、草鞋費5角。紅一軍團在龍巖、漳州兩場戰役中，就發給每名士兵草鞋費大洋1角。對于承擔戰時運輸工作的工農群眾，中共也會視情況發給草鞋費。

1934年1月1日，中革軍委重新制定紅軍供給標準，再次明確零用費是發給全體指揮員、戰斗員、工作員本人的零星使用之費(草鞋費在內)，由軍委按照經濟狀況臨時決定發放。因零用費發放的不確定性，戰士日常開銷時常需要依靠各自家庭的幫助。彭德懷在致中央軍委的一封信中談到，在蘇區擴大來的新戰士有些帶有二三十元或十余元錢，而外籍戰士普遍帶錢則在十元以下，且外籍戰士的鞋子、草鞋還無法得到家庭的支援，條件很是艱苦。1936年12月，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決定恢復發放鞋襪費，統一標準為每人每月大洋5角，若由公家發給鞋襪時，則照價扣除鞋款。

自1937年4月起，中共軍隊全部取消鞋襪費，采用實物供給制。就草鞋而言，所需稻草可直接就地取材，所需之麻則可發動部隊自行種植。120師359旅警1旅就曾一年種麻7000畝，每畝產麻10斤，全年收獲7萬斤，除供給全旅打草鞋和制作繩子外，尚余4.8萬斤。以1941年太行根據地物價計算，黃麻每斤3.2元，一雙麻制草鞋需麻12兩(一斤為16兩，即0.75斤)，每雙需2.4元。1942年時，太行第六軍分區每人全年發放草鞋、布鞋各四雙，分別共需15元與48元。草鞋價格不足布鞋的1/3，可謂物美價廉。

活動于華中地區的新四軍情況與八路軍大體相似。1937年時，華中麻價為每擔30元(每擔為100斤)，即每斤0.3元。至1941年時，麻價漲至每擔200元，即每斤2元。若每雙草鞋同樣以需麻12兩計算，則在華中每雙麻制草鞋需費1.5元。1942年至1943年，新四軍由于受日軍“掃蕩”與國民黨封鎖影響，經濟陷入困難。華中局針對各部隊所處環境和斗爭任務的不同，提出具有針對性的生產要求，如在環境相對穩定的新四軍軍部、淮南二師、蘇北淮海三師和淮北四師，部隊每人種植青麻三斤，打草鞋兩雙。1944年，華中局統一要求：“無論部隊、機關、學校均須做到種青麻兩斤，以便自給草鞋兩雙。”淮南軍區通過計算得出，每百人單位需青麻200斤，只用一斗種子即可滿足需求。若以最好的土地和肥料計，從下種到收獲只需21個人工。由此可見，草鞋雖為軍需物資中最細微者，但各部隊都為此盤算了一本“草鞋經”。

草鞋與婦女動員

在中共軍隊中，雖然士兵都被要求掌握打草鞋的技能，但行軍作戰無暇顧及的情況時有發生。在蘇區時，為保證士兵的穿著需求，紅軍曾設有草鞋廠和草鞋連。例如，鄂西特委和鄂西五縣聯縣政府在湖北石首桃花山漆家鋪村，創辦江右軍紅軍草鞋廠，工人近200名，日產草鞋約1500雙。但草鞋屬于易耗品，加之行軍作戰頻繁，軍中生產能力遠不能滿足士兵的消耗。因此，中共將最大的草鞋廠建在群眾之中，通過發動群眾制作，實現及時補充。基于女性的社會分工與特長，中共明確將草鞋制作任務分配給婦女群體，為紅軍供給草鞋成為這一時期蘇區婦女的生活常態。

起初，草鞋由部隊依照所需直接向地方募集。1929年，紅四軍曾請江西寧都縣代籌草鞋襪子各7000雙。隨后，中共黨團組織加緊了對群眾的宣傳動員工作。尤其考慮到青年婦女的制作與生產能力，由各地青年團承擔起發動青婦慰勞紅軍、制作草鞋的重要任務。自1932年4月起，各級蘇區“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簡稱“婦改會”)相繼成立，慰勞紅軍成為該會的主要工作，而草鞋則是當時最急需募集的軍需物資之一。截至該年10月，江西各縣婦改會共為紅軍匯集布草鞋15137雙、麻草鞋9904雙、布鞋4194雙。

1933年1月底，紅一方面軍在前方作戰正值寒冬，戰士凍壞腳的情況頻發。中央軍委要求后方在冬閑時，動員群眾多做草鞋、套鞋以供部隊發放。2月8日，蘇區中央局指示在“三八”節前必須發動婦女群眾制作草鞋、套鞋各5萬雙運往前方。7月5日，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又在各地發起勞軍運動，要求在“八一”前征集5萬雙草鞋、套鞋送給工人師與前方紅軍。對此，各地婦女積極響應，僅江西萬載縣就在一個月內為紅軍編制草鞋1萬多雙。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后，全蘇區再次發起大規模勞軍運動，號召群眾為紅軍制作30萬雙草鞋。勞軍任務的分配通常采用兩種方式：一種是以行政命令發放任務，另一種是由各地干部自行認領。此次草鞋募集大致采用后一種方式。在1933年10月召開的江西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各縣代表共認領30萬雙草鞋任務，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江西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時各縣承擔草鞋慰勞數(單位：萬雙)

草鞋任務分配完畢后，中共首先面臨的是婦女動員與組織問題。為此，1933年12月，江西省第一次女工農婦代表大會召開。鄧穎超在會前撰寫專文，要求全省女工農婦將完成30萬雙草鞋列為中心工作。在會上，蔡暢也強調在當年年底必須完成全省擴軍3.5萬人、做鞋30萬雙的目標。最終，大會將“鼓動自己的老公兒子和親友上前線”“完成30萬雙草鞋的慰勞品”確立為江西省每個勞動婦女的戰斗任務。擴軍與草鞋看似是紅軍工作的本末兩端，難以相提并論，但其中存在著緊密聯系。紅軍規模的不斷擴大，意味著部隊對慰勞品需求的增加，征集草鞋也就成為擴大紅軍的工作之一。因而，擴軍與草鞋是當時蘇區婦女運動中最重要的兩項內容。

然而，各地草鞋勞軍運動最初開展得并不順利，大多經歷了由遲滯到高漲的發展過程。例如，湘贛地區就因女工農婦代表會組織不健全，幾次勞軍任務均未如期完成。1932年7月，湘贛省委發起全省婦運沖鋒季活動，向各區縣分配做鞋任務，并強調“在自愿條件之下勞動婦女普遍的做鞋子草鞋慰勞紅軍，但須加緊宣傳鼓動工作，絕對防止強迫命令的辦法”。9月，沖鋒季活動結束后，全省共計制作鞋子11萬雙，做到了“湘贛紅色戰士八軍和獨立師以及各地地方武裝穿鞋子草鞋不要自己買，多是由群眾慰勞”。

湘贛省委還掀起了革命競賽的風潮。各縣婦委書記聯席會將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設為競賽期，計劃制作鞋子10萬雙。各縣通過簽訂競賽條約，承擔相應做鞋任務，并需每半個月互相報告一次工作成績與經驗(見表2)。

表2 湘贛各縣在競賽中承制布鞋、草鞋數量統計(單位：萬雙)

1934年2月，湘贛省委曾決定在“三八”節慰勞紅軍第18師、“三一八”紀念日慰勞全省紅軍部隊。各縣在“三一八”之前，必須制作出2萬雙布鞋、4萬雙草鞋及襪子。省委發布任務時已是2月28日，因情況緊急，各縣區委專程派人深入基層領導運動。各鄉則立即召開女工農婦代表會，由代表按照分配數字，組織婦女發動鄉與鄉、村與村、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競賽。此外，省委還特別強調要將做鞋運動與經濟動員、查田、查階級的斗爭密切聯系，“必須開展兩條戰線的斗爭，將那些對工作不負責任的代表和指導員無情的撤換，提拔工作積極艱苦的勞婦來擔任，以健強本身的組織”。草鞋支前的頻繁發起與常態化，促使各級婦運機構的組織體系得到完善，形成一套婦女動員模式，中共更有意識地將草鞋動員與基層經濟工作、干部選拔等問題相結合。

從江西興國縣的“三八”節草鞋支前工作中，則可清晰地看到由“省—縣—區—鄉—村”五級構成的婦運動員組織架構。首先，縣婦女運動委員會詳細討論省委布置的草鞋任務，隨之召集各區婦女部長聯席會議或活動分子會議，制定各區革命競賽規則，按照各區實際情形具體分配工作任務。其后，各鄉召集女工農婦代表會和村群眾大會，充分報告“三八”節的意義與中心工作，發動婦女群眾完成戰斗任務，同時聯系解決婦女的生活問題。通過興國縣的情況，可知當地的草鞋勞軍已非單純的軍需物資募集活動，而是被作為婦女運動的切入點，并嘗試向外延伸出更多的政治功用與內涵。

在草鞋征集過程中，各地較為注意工作作風。湘贛省委就曾要求各縣在報告中需寫明：“送了多少布鞋多少襪子多少草鞋去慰勞紅軍有無收條為憑?用什么方法鼓動婦女做布鞋草鞋慰勞紅軍?有無攤派命令現象?”但不少地區在執行時也出現過一些偏差：“有些地方有少數青婦慰勞紅軍還不是自動的，而用著命令主義的殘余尚未肅清，同時做慰勞紅軍的鞋子有些地方的青年婦女不能做到給自己老公穿的一樣好。”各縣在向下落實任務時，為爭先爭優，通常還會逐級遞增指標數字，以便超額完成目標。例如，作為多次反“圍剿”主戰場的興國縣，在全省黨代會上認領了3萬雙草鞋，但縣婦女部在推進任務時，則將草鞋制作量提高到3.5萬雙，一舉奪得模范縣稱號。

草鞋動員任務過于繁重，給蘇區婦女的經濟與生活造成一定負擔，導致草鞋質量每況愈下，某些地方甚至出現“用紙賬底”敷衍的惡劣現象。前方戰士寫信給后方時抱怨道：“大批的草鞋慰勞前方的紅軍，天天都是一擔一擔的挑來”，“穿的時候走不到一天路(三十里)就爛了，不能再穿了，特別是草鞋鼻和草鞋蹲爛得最快(因為草鞋鼻和草鞋蹲的布不好，并且縫得不密的關系)”。為此，戰士向婦女呼吁：“做給我們的草鞋務請打結實一點，草鞋鼻和草鞋蹲要好一點的布去做，并且多縫幾針。”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1934年9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報《紅星報》發表文章，號召蘇區群眾制作20萬雙草鞋支援紅軍，并要求在10月10日部隊出發前全部完成。這是中共在蘇區發起的最后一次大規模的草鞋征集活動。長征途中流動不定的紅軍戰士基本只能靠自制草鞋“武裝”雙腳。當紅一方面軍抵達陜北后，立即著手恢復軍需供給，以解決士兵鞋襪短缺的狀況。此后，抵達陜北的中共軍隊因氣候環境改變，軍鞋生產與動員工作的重心也逐漸從草鞋轉移至布鞋之上。

草鞋雖是軍需事務細項，但在中共的群眾組織與動員機制下，從草鞋制作、征募到供給各環節，形成了一個涉及前方與后方、士兵與婦女等社會各方面的戰時軍需后勤體系。蘇區時期的草鞋勞軍運動，由此成為中共將婦女群體融入戰爭與革命的有效切入點。在此過程中獲取的婦運經驗，更為抗戰時期中共軍隊在由南方向北方、由穿草鞋向穿布鞋過渡時，提供了有效組織動員群眾的經驗和路徑。

“革命伴侶”：草鞋文化與記憶

“一雙草鞋背包插，戰士看見笑哈哈。爬山越嶺穿腳上，行軍打仗需要它。穿上皮鞋想草鞋，革命傳統開心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官兵足蹬肩挑著草鞋行軍作戰，源于戰爭的嚴酷性。抗戰時期，中共軍隊雖在陜北等地延續了這一穿著習慣，但時空環境的改變使草鞋不再是唯一的軍鞋選擇，往昔的軍中日常開始衍化為一種革命身份的象征與社會群體間的流行風尚。

1937年，美國女作家海倫·福斯特(27.630, 0.62, 2.30%)·斯諾訪問延安時，發現當地纏足的農村婦女最初看不起那些來自南方的“苦力大腳”，將光腳穿草鞋視為典型的南方“窮破爛”，并感到不寒而栗。中共女領導人考慮到民眾觀感，改穿起布鞋或膠底球鞋。而抵達延安的女知識青年則認為穿草鞋不僅僅是必不可少的革命禮儀，更是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有效方式。斯諾不由感慨說：“在延安看到的情況使我意識到，在一代人中，從纏足過渡到穿草鞋，這是多么驚人的跨越。”從斯諾的書寫中可以看到，中共軍隊的到來在給陜北地方社會帶去草鞋的同時，無形中向當地輸入了解放與變革的思想意識和風氣。

對于奔赴抗日根據地的知識青年來說，很多人先前生活條件優渥，對這種遍及南方鄉間的草鞋，在初見時大多感到新鮮和好奇。國民黨舊軍官馬千里初到延安時就發現，即便這里物資困難，但未能阻止人們鍛煉身體的意愿。在籃球場上，運動員們沒有一雙像樣的球鞋，有穿球鞋、皮鞋、草鞋，還有赤足的，觀眾的鞋子更是千奇百怪。馬千里被延安人不怕困難的革命樂觀主義戰斗精神所震撼，穿著舊皮鞋外出時，開始感覺不自在，因為“延安人穿皮鞋上街是最少見的”。于是，他在領到4元津貼費后，立即花去3.4元買了一雙草鞋，并在日記中寫道：“我買它，一則是我沒有鞋穿了，一則為了趕延安的時髦。提起延安人穿草鞋來，是各色各樣的，誰也不可能找到同樣的兩雙一模一樣的草鞋。還有獨出心裁的人把舊鞋底弄上鞋帶也是自制草鞋。穿草鞋的數量是壓倒一切的，在夏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赤足穿草鞋，它成了革命的伴侶了。”

知識青年不僅身體力行地穿草鞋，還紛紛動手學習打草鞋，紅軍老兵成了他們的草鞋師父。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的高魯，就是從參加過長征的同志那里學會打草鞋的，“他們一上午能打好幾雙。大家動手，互教互學，很快就學會了。比做一雙布鞋卻容易多了”。對于初次打草鞋的高魯而言，這一體驗不僅很新鮮，而且意義非凡。在新四軍游擊支隊隨營學校中，由淪陷區和國統區前來的知識青年，也是從紅軍老干部那里學會打草鞋的，并將穿草鞋視作革命的時裝。

長征途中，戰士們苦尋各種材料打制草鞋的艱辛記憶尚未消退。數年后，穿草鞋在根據地內卻成為青年競相追逐的革命裝扮。女青年們不滿足于草鞋單純的裹足功用，會別出心裁地將紅毛衣拆掉，編成大紅纓子點綴在鞋上，以使草鞋更加美觀。“穿上這樣的草鞋，打上綁腿，她們一個個雄赳赳的，真是英姿颯爽。”在蘇北抗日根據地，來自上海的大學生為表現自身的革命化，有人甚至把草鞋套在皮鞋上，三五成群地穿著去趕集，引起老百姓的圍觀。

然而，初穿草鞋的革命者們也為此體會到了“趕時髦”的痛苦。馬千里在買到草鞋的第二天就穿上新鞋上山打柴，未料因不習慣導致腳趾被刺傷，血流不止。身處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音樂家馬可，在穿了三個月的自制草鞋后，也因天氣干燥，導致腳上出現很深的裂口，“直到皮內，行路時痛苦得很”。冀中抗日根據地的作家王林對此評論道：“為了學時髦，又對時髦的習慣不懂，運用不靈，同時又不好意思問人，怕露怯，于是不合適的時候也得忍耐，裝得挺‘老’時髦般的”，“現在村中初參加八路的青年、小鬼，也有學八路的時髦病，例如穿草鞋”。王林認為這種行為是人在幼稚期免不了的傾向，因為源于人的模仿天性。

抗戰時期，穿草鞋固然是根據地內的流行裝扮，但身處國統區的青年為表達對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和熱愛，也會起而效仿中共人士穿草鞋，使得草鞋在西安、重慶、成都等城市流行開來，“不少青年上課穿，做工穿，開會也穿，特別是在紀念‘五·一’‘七·一’的紀念會上，大家不約而同地穿起了草鞋”。穿草鞋成為一股革命潮流，引起了國民黨方面的警覺，導致穿草鞋的人會有被懷疑為“共黨分子”的危險。

抗日根據地內外的青年愛穿草鞋，從表象上看是一種模仿行為，其本質是跨越時空的革命參與活動。長征結束后，紅軍戰士途中遭遇的艱辛、殘酷經歷逐漸遠去，成為一段記憶，而被中共軍隊從南方一路帶至北方的草鞋則成為具象的革命見證。在紅軍老兵眼中，草鞋或許只是稀松平常之物，但在知識青年眼中，卻獨具一種崇高的革命精神。他們穿上草鞋可以嘗試去體驗與彌補那段缺失的革命經歷，迅速縮短與紅軍老兵之間的身份距離。如此，草鞋便將不同身份和地域出身的革命者融匯在一起，消除了不同革命階段的時空阻隔。

行軍作戰中，草鞋既在革命者的記憶中留下印記，后方婦女制作草鞋勞軍的身影也烙印在地方文化之中。在中國東南諸省，至今仍流傳著大量以草鞋為主題的民間歌謠。其內容大多通俗易懂，曲調朗朗上口，生動地表達了紅軍在前方沖鋒陷陣、群眾在后方踴躍擁軍、軍民魚水一家親的革命友愛精神。例如，“新做草鞋四只網，趕打草鞋下南昌。親哥打仗半個月，后方工作有風光”。再如，“新做草鞋千萬針，送給親人當紅軍，打仗沖鋒千萬里，革命到底不變心”。針對1933年蘇區火熱開展的30萬雙草鞋勞軍運動，還流傳著一首以紅軍戰士口吻創作的歌曲，借以表達中共官兵對婦女群眾的謝意：

哎呀來!冬天到來雪飛飛，婦女同志真熱心，三十萬雙布草鞋，同志妹!送到前方給紅軍。哎呀來!婦女同志真勞心，時常做著草鞋送我們，穿了你們的草鞋跑得快，同志妹!勇敢沖鋒殺敵人。哎呀來!一雙草鞋千萬針，紅軍哥哥穿了記在心，五次圍剿要粉碎，同志妹!捉幾個師長送你們。哎呀來，穿了草鞋更精神，高舉紅旗向前進。那時紅軍打到南昌去，同志妹!到了南昌等你們。

隨著中共軍隊活動軌跡的移動，沿途民眾充分體認到穿著草鞋的紅軍戰士形象以及部隊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各類關于草鞋歌曲的創作與傳唱，也將這一形象傳播開來，深刻影響著當地的民間文化。《一雙草鞋》即是在流行于川陜邊的民歌曲調基礎上，融入草鞋元素后，改編而成的紅歌代表。這些民歌通過歌唱婦女群眾制作草鞋贈送紅軍、鼓勵戰士勇敢殺敵等內容，以最直白樸實的手法描繪了軍民間的友好互動，呈現了軍隊與地方之間融洽的軍民關系。在這一過程中，草鞋開始成為承托中共紅色革命文化的重要載體。

除民間文藝作品外，抗日根據地里的知識分子作為創造與傳播中共紅色文化的主力軍，也通過借用草鞋這一載體，將自身的革命情愫融入文學、音樂、版畫、雕塑等藝術作品的創作之中，進而弘揚與歌頌中共軍隊艱苦樸素的軍旅作風與無畏犧牲的抗敵精神。關于草鞋的群體記憶，也通過上述各種媒介與途徑，得到保存、強化與不斷重現。例如，著名木刻藝術家李少言于1938年抵達陜甘寧根據地，進入陜北公學學習。他雖未親歷過長征，但在1941年創作的版畫作品《在大風雪中進軍》里，就生動刻畫了穿著單衣草鞋行軍的紅軍戰士形象。再如，1941年，原在八路軍120師359旅擔任司令部機要秘書的郭小川，被黨組織選送至延安中央研究院學習。他在延安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理論的同時，創作了大量革命詩歌，其中就包括一首《草鞋》。郭小川在詩中寫道：“草鞋的羽翼呈著反叛的色調：像旗幟那么殷紅的，像野葡萄那么紫得大膽的，像小草那么綠得年輕的”，“可是，這美麗的草鞋，卻忠實地衛護著我的同志的腳，像旱地里的船只載著這光榮的旅客”。郭小川借草鞋托物言志，不僅抒發了自己對延安新生活的熱愛，而且頌揚了中共革命的勃勃生機與軍隊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精神。

新中國成立后，草鞋作為中共革命文化的重要意象被繼承與延續。比如，1963年，由著名畫家鄧澍創作的油畫作品《農村調查》，就描繪了毛澤東于30年代穿著草鞋在江西開展農村調查的歷史形象。1964年，在慶祝新中國成立15周年獻禮作品、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第二場“星火燎原”中，新創作的歌曲《雙雙草鞋送紅軍》被精彩演繹。這首民族女聲二重唱是以江西民間音調寫成，歌詞寫道：“雙雙草鞋送給紅軍穿，紅球朵朵像呀么像火焰，走到哪里哪里紅，星星之火能燎原。” 這段歌舞在形象地還原蘇區軍民團結一致、斗志昂揚氛圍的同時，加深了革命親歷者與普通民眾對于草鞋的認識與記憶。1969年，江西省有關部門編輯出版的《井岡山的斗爭》畫冊，同樣收入了大量反映蘇區歷史的繪畫、雕塑作品，其中《紅軍戰士》《毛主席在井岡山農村調查》《光榮的榜樣》等均突出了毛澤東與紅軍戰士穿著草鞋的時代形象特征。時至今日，在井岡山、延安與其他革命根據地的歷史博物館中，草鞋仍是展現中共軍隊紅色文化必不可少的陳列品之一。從草鞋闡釋開來的革命精神，亦是當下愛國主義教育的實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近代戰爭中，中共軍隊并非草鞋的唯一穿著者。國民黨軍隊官兵也存留了一些關于草鞋的歷史記憶。然而，國民黨在戰時既未組織群眾制作草鞋勞軍，更未從官方角度重視和挖掘草鞋所具有的文化內涵。從退守臺灣地區的部分國民黨老兵自發呈現的草鞋記憶中，那段歷史才得以被揭示，但更多表達的是對家鄉親人和祖國大陸的思念。因此，相較于國民黨軍隊，在中共的革命隊伍中，前有長征老兵的回憶與技藝傳遞，后有知識青年與文藝工作者的繼承與弘揚，使得草鞋這一紅色物質和精神文化，能夠跨越百年革命長河，在當下仍被時人所熟知與銘記。

結語

在中國革命戰爭中，中共軍隊重拾與發揚了南方民間傳統，編制草鞋武裝雙腳，進行內外斗爭。戰士們腳蹬草鞋的圖景，充分展現了工業文明下的堅船利炮與落后的手工業制造之間的沖撞。中共士兵穿草鞋、打草鞋的歷史真實，也成為公共性與私人性、宏大史實與微觀敘事的交叉地帶。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吃飯與穿鞋是紅軍軍需工作最重要的兩項內容。打草鞋是每個士兵必備的行伍技能，草鞋勞軍也將蘇區婦女組織起來納入戰爭。小小的草鞋成為轉動全社會戰時力量的重要齒輪，并與各項從動系統共同構成中共的群眾動員與組織機制。隨著時空條件的轉變，紅軍北上抗日后，草鞋的適用性逐漸降低。在從草鞋到布鞋的穿著過渡中，顯現的是中共在面對地方環境變化時所作出的適應性策略調整，即抗戰時期組織動員根據地婦女制作布鞋勞軍。在廣闊的戰爭背景下，草鞋細小而微，卻牽涉著軍需后勤、群眾動員、社會生產與革命信念構筑等各方面問題。

硝煙雖然散去，但戰爭給親歷者留下的回憶刻骨銘心。回憶的留存需要具象的載體，草鞋給無數官兵造成的肉體創痛以及其逆時代發展的潮流性，則成為承托老兵對戰爭苦難與革命記憶的容器。在這一過程中，革命理想與價值信念也凝結在了小小的草鞋之上。革命記憶既是歷史真實的反映，也可以影響人們的回憶與實踐。在中共老兵反映革命日常的回憶錄與口述史資料中，關于穿草鞋或打草鞋的描述俯拾即是。這些在戰爭背景下本屬極為平常之事，但在日后中共革命話語的不斷塑造與深化下，草鞋則被賦予了艱苦奮斗精神、軍民魚水情誼等一系列深刻內涵。

隨著時間的推移，當穿草鞋、打草鞋從革命傳統蛻變為革命記憶時，草鞋也升華為重要的革命元素與紅色符號。在中共文化的承續過程中，關于草鞋的歷史與記憶定會歷久彌新。

(本文首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24年第1期，作者梁馨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戰爭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