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之前，我一直渴望自己有朝一日也像城里人那樣，有個可以天天上班的單位。那種渴望，除了1988年之前在老家種地時擺脫貧困枷鎖的企盼外，恐怕這么多年來，對于從不敢有什么宏偉理想的我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大、更高遠的了。

　　扶妻攜子幾經輾轉，我終于由農民變成了市民，也先后出入過好幾個單位。就在春節前我從一家很穩定、也被人羨慕的單位斷然跳槽時，立即像當年我正做著好好的裝飾公司老板，突然遁入一家單位，由老板變成員工那樣，引來朋友的一片驚詫聲......

　　第一次領到那個叫做“單位”的機構給我發的薪水

　　我第一次踏進那個叫做“單位”的門檻兒是被迫的。那個當時在鄭州乃至河南都很有名氣的房地產公司的老板是臺灣來的“愛國商人”。我做了他們60多萬元的裝修工程，卻最后被拖欠了20多萬元的工程款。那個臺灣老板很長時間以后對我說：拖欠你工程款其實是我故意的。我剛到大陸創業，很需要像你這樣的人。幫幫我吧，現在我最頭疼的是公司的人事和財務管理工作。

　　我那時曾給朋友們吹過牛：我這輩子，只會給別人發工資，決不去領別人發給我的工資。但我最終食言了，平生第一次到了這個叫做“單位”的地方，做了一年多的公司人事部經理，每個月領800元的薪水，后來漲到1200元，再后來，又降到了800元。

　　那個臺灣“愛國商人”最終也食了言。我們當初約定：我幫他一年的忙，等我幫他把公司的人事管理理順之后，我還得去干我自己的事兒。當然，作為回報，他到那時，會一分不少地支付拖欠我的工程款。一年多之后，那個臺灣老板是灰溜溜地離開大陸的。因為鄭州與他合資的兩位副董事長在他們開發的房地產項目第一期工程還沒結束，就亂糟糟地和他搞起了內訌，我也只好灰溜溜地在他們尚未解體時辭職，而且因為我辭職，致使第二天發生“雪崩”現象，一百多個員工集體跳槽了，兩層樓的公司機構里，連一個接電話的人也沒有留下。那個公司迅速破產倒閉了，最終搞得我連去法院起訴也沒有了訴訟對象。

　　我的第一個“單位”，使我領略了商人在利益面前翻云覆雨的無恥，以及柏楊的“醬缸文化”論中的“窩里斗”究竟是一道什么樣的“醬菜”。那時，我對朋友自嘲，說我玩兒了一次“灰色的瀟灑”。 　　

　　1997，新單位的人看我這個“板兒記”的目光就像看怪物

　　我繼續領著我的那幫弟兄們干我的裝修工程。隨著“改變家里的經濟條件”的這一責任和使命不再艱巨的時候，在生意場上素無大志的我基本解決了養家糊口的后顧之憂。這時候，我那個一直蟄伏在心中的文學大夢卻又浮了上來。這個沉沉大夢其實源于我兒時的一次屈辱：

　　我記得很清晰，那也是我上小學五年級時，語文老師講評我的作文，在外校的許多聽課老師一片喝彩聲后，那篇作文又印到了縣里編選的《中小學生作文選》上，我便開始自豪。然而，很多天后，語文老師卻對我說：“嘿嘿，那天本來是準備講評××的作文的，誰知我拿錯了......”我聽了這話，立即意識到一種“一不留神，使豎子成名”的意思，而且從那以后，再也不見老師講評我的作文。

　　我覺得語文老師太可惡了，即使是他拿錯了作文本，怎么能跟我再說呢？我便拼命找課外書讀，老師布置的作文我不作，卻私下寫了許多我覺得想寫的東西。我發誓要讓老師看看，當初他拿錯我的作文本，其實是拿對了。

　　然而，直到后來我才明白，當初語文老師的“一不留神”，卻把我逼進了一個沉沉的文學大夢里，而且因為我天性愚氓，這個夢做得這么長，這么疲憊......

　　來到都市，別人都在為了生存四處奔波，我卻仍在不顧一切地涂抹著夢中的顏色。我相信自己很會掙錢，但我在為了趕寫一篇小說而晚到了一步，白白損失了九萬多元錢之后，我才明白：在白天忙碌之后坐到深夜家里的那盞孤燈下，我依然在癡心不改地徘徊在少年時那個遙遠的夢境里......

　　我這時在某報舉辦的一次母親節征文大賽中獲了個二等獎，并由此和那家報社的編輯部主任成了朋友。他力邀我加盟這個剛創刊兩年多的報社，但我卻舍不下跟著我從老家來到城市的十幾個親戚鄰居。我一旦不干裝修工程這一行了，他們就會立即失去掙錢養家的門路。然而，能到報社做編輯、記者，卻是那時我認為十分神圣的職業。因此，我權衡之后，跟那家報社達成了一個現在看來很虛榮、也很迂腐的協議：他們承認我是報社的一員，給我辦理了工作證和采訪證，并封了個編輯部副主任的虛銜，但不給我發薪水。我在幫他們組稿子的同時，每月至少給他們寫一篇文章，他們給我開高于一般作者兩倍的稿酬。什么時候，我能夠脫離正在干著的裝修行當了，再去正式供職。就這樣，盡管我那時成了一個有名無實的編輯、記者，但我一直視為再一次有了“單位”，而且是一個很受人羨慕的單位。

　　我那時其實很敬業，在忙忙碌碌地維持著自己的裝飾公司的正常運轉時，確實寫出了一組像模像樣的報道。報紙的第一版，隔三差五被我的長篇報道占據，后來，我又開設了一個“河南人”的專欄，連續發表了我對河南籍十幾位知名人士比如李德生、姚雪垠、魏巍、柏楊等人的專訪。而且，為了維護一位受了工傷、高位截癱在工地上無人問津的打工者的合法權益，我還為那家報社掙來了第一面采訪對象送來的錦旗。

　　漸漸地，單位的同事們都知道了有這么一個不拿薪水、卻比他們發的稿子還多，而且稿件分量即使他們再怎么努力，也難望其項背的同事在威脅著他們各方面的利益，并且因為我是個小老板，他們見了我還一臉訕笑地喊我“板兒記”，并用欣賞怪物的眼光看我。也開始有人在報社的各種場合說我“一個民工隊的頭頭居然成了記者，像什么話”、“撈取政治資本”、“不要工資肯定別有所圖”、“小心給報社惹禍”之類的話。這些，都是我那位編輯部主任老兄告訴我的。但最終，給報社惹禍的不是我，而是那位新來的社長。這位急功近利的社領導，因為急于改變報社經濟效益不好的局面，竟把一份周三報分七塊把版面承包了出去，其直接后果，是那些承包者不顧報社長遠的發展而使盡各種手段地搞“創收”，不到一年，就使這份本來發展前景很不錯的報紙�？�了。我第二次的“單位生涯”當然也就很干脆地劃上了句號。

　　——我的第二個單位使我明白了一位朋友說的“找個好單位不如找個好領導”，真的有幾分道理。而且也使我領略了當你很熱愛這個叫做“單位”的地方時，你就會不計個人得失地去為它奉獻你的熱情和智慧。

　　1998，朋友的幾句話讓我終于真正地踏進了一個單位一呆四年

　　1998年10月5日這一天，是我人生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日子。因為從那一天起，終于有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單位。剛進城市時，我曾經很羨慕地看著整天騎車上下班的人們而渴望自己有朝一日也有個單位，也能夠在對別人介紹自己時，很牛地說那種“我們單位......”之類的話。那時候我認為，城市人和農村人最大的區別是，城市人是屬于單位的，而農村人是屬于村莊的。城市人在自我介紹時說“我是某某單位的”，農村人在自我介紹時說“俺是某某村的”。如果我能也對別人說“我是某某單位的某某某”時，那么我就真正由一個莊稼人蛻變成了城市人，而這種蛻變，在我們那個三千多口人的村子上，是一件很令人向往和羨慕的榮耀啊！

　　那個最終停刊的報社，卻使我在失去單位之后，陷入了一種極端浮躁的狀態。我緣于那個文學大夢而派生的激情，在當時燒灼得令我寢食不安。盡管我在那家報社時，發表的許多東西都與文學不沾邊，但那種出于自己筆下的文字變成鉛字流傳到社會之后的愉悅，卻讓我幾乎可以舍棄一切，而帶著一種激情投入到這個行業里。終于有一天，我的一位很鐵的哥們兒在了解了我的苦悶后，對我說了幾句話：“干自己不喜歡干的事兒而不得不去干，是為了生存；干自己喜歡干的事兒而又能夠身心暢快地去干，那才是真正的生活。你現在生存問題已經解決了，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意愿好好活幾年呢？”

　　這句現在看來很理想主義、甚至有些幼稚的話，在當時卻使我立即下定了決心，拋下了剛剛結束的一個造價100多萬的工程的裝飾公司，迅速而又堅決地處理了遺留問題，加盟一家雜志社做了一名聘用編輯。剛上班的幾個月，試用期過后，月薪600元，根本不夠我一個人每月的消費。

　　但自視已經過上“真正的生活”的我，卻全身心地投入進去，并很快在那個雜志社站穩了腳跟，一年不出，已經是大家公認的能編、能寫、能獨立策劃并操作一些角度很獨特的新聞選題的主力編輯、記者了......

　　當年的“文學大夢”，最后竟陰差陽錯地使我走上了期刊編輯這樣的一個社會地位還算可以的崗位。

　　說實在的，這家雜志社的領導都很好。這使我當年那個“找個好單位不如找個好領導”的認識更為深刻和具體了。在我心中，社領導都是一個個很稱職的老大哥，尤其是我的頂頭上司－－編輯部主任，對下屬的一些很細微的生活問題，幾乎都關懷得無微不至，令你天天都懷著一種感激和報恩的心情去工作。一開始，我就是天天在這種十分慶幸的心情中玩兒命干活的。就這樣一口氣干了四年零兩個月，直到我宣布辭職的前天晚上，我還加班到夜里10點，甚至在當天上午，我還趴在電腦前，認認真真地處理著幾篇來稿。

　　但我最終還是在羊年春節到來前辭職了。我突然宣布辭職的那一段時間，也正是我在這個單位四年多來最“輝煌”的時候－－剛剛被任命為走向市場的、肩負著雜志社以后生存使命的上半月刊編輯部的副主任不到3個月，剛剛被社里評為當年的“先進職工”。因此，我在那天當著一起吃飯的社領導、同事的面突然宣布我要辭職時，幾乎沒有一個人認為這是真的。當他們看到我流下了眼淚，并確認這的確不是在開玩笑時，幾乎每一個人都一臉吃驚的表情。那天中午，我說出辭職的話時，不能自己地在同桌吃飯的社領導和同事面前淚如雨下。兩個多月了，有關辭職的原因，就因為我對這個付出了四年多精力和汗水的單位留下了太多的牽掛和遺憾，而反思了很久，最終也沒能說得清楚。

　　但是，這四年多卻使我明白，真正成為“單位人”的時候，單位給了你精神上的依附感、安全感和自豪感，但單位也能把你從一個自由人束縛成一個仰人鼻息的奴才。一團和氣的單位其實有時候是一潭沒有生機、甚至能夠令你窒息的死水。 　　

　　2003，等待報到的日子我開始反思“單位”是個什么東西

　　從過了春節到現在，我一直在為去北京一家再度收留我的報社報到作著準備。這段時間內，我一直貓在家里，有時間靜靜地對自己這么多年以來的奔波輾轉反思。我想過很多，當然也想過這個叫做“單位”的地方與每一個人的種種關系。

　　最后，我為自己這樣總結：

　　在單位里，只有傻瓜才去玩兒命干工作，而希望領導因此去賞識你。

　　在單位里，直言不諱的人都和歷史上的諫官一樣，是傻瓜才干的事兒。最終的結果，是你灰頭灰腦地走人。

　　在單位里，別以為你自己有多大能耐，更別在單位自命不凡。因為單位的職工是餡兒，而單位的領導則是皮；皮一旦包不住餡兒了，肯定會掐掉一些，直到包住你為止。

　　在單位里，不要試圖去為你自己和單位之間營造什么平衡，最終的努力會使你與單位失衡。

　　在單位里，你的熱忱、你的所謂的事業心，隨時都有可能被悄悄出賣或者被單位領導熟視無睹。你如果為此而生氣，最后傷害的肯定是你自己。

　　在單位里，領導就是領導，不要試圖讓領導變成你的鐵哥們兒。當領導真的和你成了鐵哥們兒了，那離你抬腳走人也就不遠了－－無論你自己走，還是領導讓你走，你肯定要走人。

　　中國人的“單位情結”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無論什么原因，你一旦失去了單位，就會像一只喪家之犬，急著去尋找新的單位。結果，下一個單位的“皮”說不定還沒有上一個單位的“皮”大，你這點兒餡兒說不定還得露在“皮”外頭......

　　我就這樣亂七八糟地想了很多，也理不清“單位”這個大怪物的頭緒。但我最終弄明白了，本來，我就是個莊稼人，屬于養育我長大成人的那個村莊的黃土地。我這樣在一個個單位之間漂來漂去，也許本身就是在背叛自己。

　　漸漸地我有了個預感：我將來無論再進進出出多少個單位，終歸會像兒時在河面上打水漂的那個瓦片一樣，在一個個單位之間一路跳過去，除了每一個單位就像那個瓦片擊起的漣漪那樣，留下一些漸漸消失的痕跡之外，瓦片最終會沉入水底。

　　——而我這個瓦片最終下沉的地方，就是我魂牽夢繞的那個生我養我的小村莊！

　　當然，我之所言，乃一己之見，偏頗之處在所難免。

　　世間萬物，悉各有得，如此，曰：“豐富多彩也�！�

　　其又奈何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