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是一把雙刃劍，有人得益于創富時代不斷增加的就業機會、高漲的工資獎金以及更多的從業選擇；也有人被不斷的技術進步與資本的迅速擴張擠壓到社會邊緣。這時，一部分人要求進一步追逐財富的權利不受限制的公平，另一部分人則要求有在財富擴張之下生存權利不受侵犯的公正。 　　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關注中國先富階層的生存狀態。今年以來，先后有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身價超10億元的民營企業家李海倉遇害、浙江知名企業家周祖豹被刺等事件發生，一連串激起種種猜測和議論的話題，讓大批民營企業家在率先走上富裕路之后，不得不開始面對人們看待財富和“富人”的各種不同心態。 　　財富是把雙刃劍 　　財富是一把雙刃劍，有人得益于創富時代不斷增加的就業機會、高漲的工資獎金以及更多的從業選擇；也有人被不斷的技術進步與資本的迅速擴張擠壓到社會邊緣。這時，一部分人要求進一步追逐財富的權利不受限制的公平，另一部分人則要求有在財富擴張之下生存權利不受侵犯的公正。 　　財富的追逐者希望盡可能多地贏得商業發展空間，追求利潤最大化。貧困生活人群渴望盡可能多地獲得政府資助、獲得更多社會保障權利的要求。一旦上升到平均財富、限制財富創造的時候，就可能導致社會效率低下，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民營企業家被害，讓我們活生生地感觸到社會上個別人的“仇富”心理上升。當務之急，需要我們樹立正確財富觀：一方面，基于尊重財富的制度激勵與引導；另一方面，也根植在對貧困者社會公正的保障中，讓財富能夠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 　　善待財富一個新命題 　　對于任何人來說，生命只有一次，無論貧窮或富有。對生命的尊重和善待，當是對人類最基本的要求。無論有什么樣的理由，以對生命的殘害來解決問題，都是為社會道德和法律所不允許的。民營企業家被害，其中折射出的一個階層的生存文本，也許更值得追思和反省。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論斷以及由他主持制定的“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曾得到過國人的由衷擁護和推崇。改革開放20多年過去了，如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同時也出現了一批私人財富上百萬、千萬，甚至億萬的“富人”。 　　當財富創造的追求在給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推動力的同時，也必然帶來許多問題。就在這些先富者們在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中國社會的走向所產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時候，社會對這個階層的關注也幾乎是必然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更多的時候，相當一部分公眾其實誤讀了這個階層。由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根深蒂固，民諺“出頭椽子先爛”、“人怕出名豬怕壯”所針對的不僅僅是才能，恐怕也有財富上的抨擊，這是導致“仇富”的緣由。 　　不久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做過一項調查，對“您認為在如今社會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過正當手段致富?”的問題，僅有5.3%的人回答“有很多”。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對“富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嫉妒、眼紅，固然是一種不健康的情緒，理應加以克服；但群眾對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對貧富差距過大的不滿以及對不擇手段攫取財富者的仇恨，則是一種正義感。也正因為如此，先富階層的真實生存狀態與他們展現于公眾面前的形象差異較大。 　　對“富人”財富的來源，筆者比較同意深圳市福田區民營企業家聯誼會副會長、深圳中科智擔保股份有限公司張鍇雍博士的分析，即中國私營企業的“發家史”通常分為三個階段：1979－1985年為第一階段，以“膽商”為主，其特征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這一批中大多數已經倒掉了；1985－1993年是第二階段，在價格“雙軌制”的條件下，以“情商”居多，靠人情關系和“后門”掙錢，他們中至今還有一批在掙扎著，發展余地已不大；1993年至今為第三階段，出現了一批技術型“智商”，這個層次中現在已經騰飛了一批民營企業，如深圳華為公司、聯想公司等。 　　不久前進行的第五次中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顯示，私營企業主開業經營時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靠在法律許可的經營范圍之內做小生意、開小作坊，或農業生產的積累以及民間的借貸等。同時，超過九成的私企吸納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且被調查企業的納稅額增長遠高于利潤增長率。這些，無疑為人們正確認識私營企業家提供了客觀可信的依據。 　　社會公眾關心民營企業家被害的原因或許還在于，對于一個私營企業家企業生存狀態的觀察。事實上，學者們對于私營企業的治理結構有種種的議論，對于私營企業的生存狀態有種種的擔憂。對于私營企業家來說，其個人的命運往往就是企業的命運。在他身后，他的企業如何再現往日輝煌，企業命運將面臨如何的轉折和考驗。 　　貧和富之間，是否因為“富人”富了，窮人才窮了呢?目前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困難，并不是因為“富人”富，而是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發展到共同富裕的程度。由于客觀條件的局限，目前中國各地區的發展還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距，如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等。在此過程中，正確對待財富以及先富起來的群體，無疑是極為重要的。中國目前正努力實現全面小康的戰略目標，這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必經階段，中國的發展正是為了實現全民的共同富裕。善待“富人”與保護貧困者基本權利，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無論是從社會角度還是從經濟角度，都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 　　誰是中國社會新階層 　　圍繞民營企業家被害，有一個最為敏感、尖銳的話題：在20多年改革開放中形成的私營企業主，究竟是社會主義建設者還是新興資產階級? 　　如果不近距離接觸私營企業主，人們很可能認為他們大都是一些“經濟動物”，滿腦子為了掙錢。著名經濟學家樊綱教授近日提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人，最大程度地完成了對財富的再認識，截至2000年底，資產性財產總量已達到38萬億元，其中私有財產已成為中國財富結構主要組成部分”。 　　筆者根據有關資料統計，截至2001年，全國登記的個體工商戶為2433萬戶，私營企業為202.85萬戶，從業人員近7500萬人，注冊資金21648億元。李海倉即是這一“社會新階層”的佼佼者之一。這一統計數據說明，中國“富人”僅僅用了20多年時間，就積累了超過人們想象的財富，1999年中國大陸首富企業家排行榜第50名的資產為5000萬人民幣，2000年第50名資產升到4個億，2001年連第100名也擁有5個億的資產。中國“富人”資本積累已形成了驚人的一躍，這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感到難以解釋的一種發展現象。外資企業、個體私營經濟、民營科技企業和中介組織等得到逐步發展，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迅速出現，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與此同時，又有調查顯示，幾乎同私營企業主一道步入社會舞臺的民營科技企業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很多出自知識分子。數字表明，中國民營科技企業已發展到20萬戶。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專家認為，民營高科技企業創辦人員、技術人員，是中國社會中一個與先進生產力保持著密切聯系的階層，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力量。 　　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被確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六大”又進一步肯定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進一步明確提出：要尊重和保護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會的勞動。不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不論是簡單勞動還是復雜勞動，一切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貢獻的勞動，都是光榮的，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我國第一次明確規定了私人所有權，是社會主義的一大進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 　　就在“十六大”結束后的短短幾個月里，一批非公經濟人士迅速登上中國政治舞臺。重慶力帆實業集團董事長尹明善，當選為該市的政協副主席。尹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首位進入省級政協領導班子的私營企業主。不日，在浙江省剛剛結束的“兩會”上，資產超過8億元的私營浙江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當選為該省的政協副主席。北京市今年的“兩會”上，在新選舉產生的代表和委員中，僅民營企業人士就有15人，大大超過上屆；市政協十屆委員中，非公經濟人士有47人，比上屆增加了17人。在上海、遼寧、河北、青海，人們也都看到了同樣的情況。 　　新社會階層尋求社會榮譽和政治待遇的強烈愿望，正在得到國家進一步承認。這是中國推進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體現。這無疑正式確定了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 　　創富時代私人財產的保護 　　在創富時代，究竟如何進一步保護私人財產，從根本杜絕民營企業家被害悲劇發生，這是現實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 　　——切實提高保護私人財產所有權的觀念。過去我們一直講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對私人財產保護不夠重視。今后就是要扭轉觀念，加大對私人財產保護意識的宣傳，強化全民對保護私人財產的認識；破除對私人財富的誤解，形成尊重和保護他人私人財產的意識，營造一個真正能保護私人權益的社會環境；為民營企業遠離財產侵害保駕護航，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安心在國內創業，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建功立業。 　　——加快建立保護私人財產所有權法律體系。許多發達國家的法律對私有財產有著非常明確的保護規定，執行起來也非常嚴格。我國在法律上需要不斷完善發展，要對國有財產、集體財產和私人財產給予同等法律保護。市場經濟是一種平等經濟，明確財產所有權首先是為市場競爭提供平等的法律前提。民法作為市場經濟的最基本法律和社會生活的基本準則，規范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民法賦予每個主體平等的法律地位，使之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展開自由、公平、合理的競爭。物權法就要平等地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的結果。要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將保護私人財產深入、細化地體現在法律上。另外，在法律制定后還須加大執行力度，避免立法與執法脫節。 　　——必須把保護私人財產落到實處。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城市規劃、環境保護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都應采取措施，對發展私營經濟和保護私人財產給予合法的法律保護，以實現公平競爭，保護競爭結果。由于私人財產保護不力，在地方各級政府辛辛苦苦引進外資的同時，國內資本外流現象驚人。比如，一個城市經濟、區域經濟的發展，不能像過去有些地方那樣以損害個人利益和私人財產為代價。在城市改建、房屋拆遷過程中，對受損的私人財產應當給予適當的補償。 　　——提高善待財富的責任感和良知。私人財產再多，在個人名下的企業做得再大，說到底最終是社會的。富有傳奇色彩的美國企業家安德魯?卡內基認為，如果個人的全部財富超出了家庭所需，那么就應該把它當作為社會謀取福利的信托基金，“這樣社會上的其他人就可以長期從中獲益，而他們自身的生命價值也會因此而得到升華。”所以說，衡量一個人是否是真正的“富人”，財富的數量不是惟一標準，還要看其“財富品質”。社會財富是一代代不斷積累下來的，需要一代代保護好。而且財富的積累，也意味著社會責任的積累。因為每個人的財產多了，生活好了，就更珍惜社會的穩定和進步，更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促進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還要注意的是，中國是一個財富稀缺的國家，資本效益是美國的3%左右，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國家，資本收益率非常低。平均收益率是6.4%。其中國有資本收益率為4.9%，鄉鎮企業資本收益率為18.4%，其他企業資本收益率為8.9%。加快提高財富效率，是新時期的新要求。 　　逝者已逝。當今中國，一代民營企業家正走在歷史的轉折關頭，對于財富的價值判斷，也不復往日帶著鮮明所有制烙印的偏頗。善待財富和財富的創造者，已漸成為自上到下的共識，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大進步，也是立于創富時代不敗之地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