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新<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除此以外，環境稅還將于今年研究開征，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已經使“招工難”的現象持續了近四年之久。在環境、資源和勞動力的三重約束下，“中國制造”的整體裂變，已真正拉開大幕。平均利潤率維持在8%左右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正站在生死考驗的路口。此前一年，受人民幣升值、兩稅合一、出口退稅下調等的沖擊，僅僅是珠三角的制鞋廠，已有上千家倒閉。號稱“世界鞋都“的東莞，正和全中國的制造業一起，體驗著轉型的痛楚與希望。

　　搬遷?升級?還是轉行?企業家們和政府必須“殺出一條血路來”。深圳在城市發展方向上的上下求索，是珠三角轉型的一個典型例證。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在土地、水、電等資源約束下，深圳將粗加工業外遷，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從而創造出研發與市場“一張皮”的深圳經驗。機會也正在來臨，創業板的腳步聲已經清晰可聞，這將為深圳的創新體系投下一枚“深水動力彈”，從而使深圳的高科技支柱產業獲得生生不息之根本。。

　　即便是深圳這樣的先行者，企業的外遷歷程依然在繼續。盡管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已經在逐步告別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加工貿易卻在相當程度上依然是其它二線城市企業的經典盈利模式。“血汗工廠“的指責與去年因質量問題而發生的大規模產品召回，都根源于“中國制造“身處全球價值鏈低端的嚴峻處境。不斷加大的生產成本與被采購商殘酷壓低的出廠價格，使得生存，而不是質量、創新與品牌建設成為壓倒一切的首要問題。終端的巨型零售商，掌握著第一手海外市場信息的跨國采購商，切合海外消費者最新需求的設計辦公室，構成了中國制造廠家極難跨越的生死障礙。這就是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的打工者的市場權力結構。

　　也正是由于這種非常不平衡的權力結構，使得作為“中國制造“主體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不得不走在搬遷和升級的路上。據亞洲鞋業協會的統計，去年搬離珠三角的鞋企，大約25%遷到越南、印度等國家，50%的企業則遷入了與廣東臨近的湖南、廣西與江西等內陸省份。這其實是一次相當冒險的躍遷。搬去內地，不僅僅要承受高得多的物流成本，更要面臨產業配套缺失。與沿海相比，內地的市場環境很可能要略遜一籌，而該征的稅卻依舊會征，<；勞動合同法>；也不會有沿海與內地之別。即使遷往越南、泰國或印度這些東南亞國家，除了原材料和人工成本要低廉一些，在產業配套與市場環境方面的考驗，將更為嚴峻。

　　基于產業集群所形成的設計、采購、制造、人力、市場信息乃至商譽所構成的安全性，使得搬遷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只要外部環境不到非常艱難的境地，企業家們一般都不愿意輕言搬遷。對他們而言，更好的選擇是去內地或其他低成本的國家“布局設點“，增加新的產能，而將“大本營“留在產業集群所在地。這也是一個市場拓展和產業轉移的自然過程，政策變動或外部市場規則的變動如果過于猛烈，這樣一個自然過程就會遭到破壞，甚至有可能造成產業鏈條的中斷。

　　按道理來講，“鞋都“、“瓷都“、“家電之都“的誕生，會使得這些產業集群逐步具備與采購商進行市場博弈的能力。制造業的產業集群會逐漸衍生出高端的設計行業，同時，由于產品和交易程序的標準化，以及電子商務在最近幾年的崛起，使得交易費用大為降低，交易渠道日漸拓寬，中國的制造廠家應該取得更加獨立的市場地位，從某種依附型的市場關系向自由選擇采購商的市場關系演變。這也是佛山、順德等城市在產能外遷的同時，著力打造“總部經濟“的決策基礎。既然是總部，就必然是指揮、創意與信息集中的基地，低端制造部分將會向低成本區域轉移。

　　然而轉移到哪里?所謂“先富帶動后富“，改革之初的宏大改革路徑設計的涵義，于今尤顯。這既不是雷鋒式的無私幫助，也并非國家一紙政令所可推動完成。每個企業家都會比政府更加仔細地計算成本、可能的風險與收益，繼“搬還是不搬“的痛苦抉擇之后，“越南還是湖南“又將成為新的問題。謝國忠在2007年9月曾經建議，中國應該建設一條經江西、湖南、湖北直達深圳鹽田港的貨運專線鐵路，并在沿途的主要工業園區設置車站，完成遠洋航運和鐵路運輸的無縫對接。——這未必不是值得認真考慮的建議，它的所指，正是中央政府所力促的“中部崛起“乃至“西部大開發“之實現所需要的硬件建設。

　　實現沿海與內地的產業梯度無縫連接，增加內地居民的消費與生產能力，使中國經濟體在國際進出口的大循環之外，形成一個以13億消費者市場為依托的內生小循環，的確事關中國經濟未來十年的大局。

　　“中國制造“的升級與轉移，一體而兩面。實際上，在“中國制造“的頂端，聯想、海爾、TCL都已經朝海外市場邁出了比較大的步子。而2008年的元月份，更有無錫的藥明康德宣布將收購位于美國明尼達州的生物制劑和醫療器械領域的一站式供應商AppTec公司，“中國制造“正在向全球范圍內的“中國創造“移步換形，而這個并不引人注目的公司所走過的路徑，或許恰好啟示正在經歷痛苦轉型的“中國制造“的未來。

　　最近，關于“中國制造“現狀與產業轉移的方向等問題，本報對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進行了專訪，并整理了綜合開發研究院年會上研究員曲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部副部長隆國強、國家商務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子先的深入探討，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論壇第1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