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特別是在IT界，像唐駿這樣天價身家的“打工者”雖說不多，但也有一些。比如，阿里巴巴的總裁衛哲，去年一年收入超過5.79億港元。然而，我們卻很少聽到有人說，他們拿得太多了，根本不值這么多錢。

    為什么沒人嫉妒他們？一句話：“物有所值”。唐駿離開微軟中國區加盟盛大時，盛大還是一個虧損的公司。在2007年第四季度財報公布之后，盛大馬上要過季收1億美金大關，成為中國最賺錢的互聯網公司。可以說，在唐駿供職的4年間，盛大在歷經上市到重新規劃戰略的過程中，再到對平臺戰略的堅守中，逐漸成為一家成熟的公司。

    當然這不是說盛大的今天是唐駿一手締造的。但唐駿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如果不是他有很好的溝通能力和在微軟工作的背景，說服華爾街投資者投資盛大；如果沒有他改造盛大的管理結構，將一個家族企業改造成現代企業，盛大的發展可能就不會這么順利。正因為有了這些堅實的業績，人們對他們的天價身價才會心服口服，在收入差距拉大的今天，沒有人對他們的財富“害紅眼病”。退一步說，因為他們服務的“東家”是私人老板，老板愿意給他們多少錢，是人家的事。

    這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呢？我們的社會其實并不存在一般的對富人財富的仇視。只要你的財富來得正大光明，社會對你就是一個正面的評價。當然，這同時也就意味著，如果你的財富來路不正，或者你從國家得到的遠遠超過你所付出的，對于這樣的天價收入，人們肯定會有意見。因為你的收入里很有可能是他上交的一份稅收。這些年來，社會對壟斷國企高管的高薪意見很大，原因就在于企業的業績并非是高管創造的，而是通過壟斷得來的，而壟斷又必定會造成社會福利的凈損失。

    說起壟斷國企的高薪，我想起最近人們對于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高管天價年薪的爭論。據悉，去年上市銀行的高管收入平均達150萬元。最高的是深發展董事長紐曼，其薪酬高達2285萬元，占到深發展去年凈利潤的0.9%，而深發展去年的利潤在整個銀行業中是比較靠后的，與北京銀行差不多，可前者的薪酬比后者要高出很多倍。這種好的銀行高管未必拿的是最高薪酬，而并不怎么好的銀行上市公司反而授予高管高薪的不正常現象，用銀監會某些人的話說，問題就出在“銀行高管們都傾向于給自己定個高薪，只要是這個高薪的議案能在股東大會上通過，外界并沒有力量進行干預，所以導致銀行高管的薪酬水漲船高。”

    不論是壟斷國企還是國有銀行，這種由政府任命的高管與通過市場化方式遴選出來的高管，因為其要承擔的風險、責任、壓力，以及為公司和股東創造的價值不一樣——一般來說，前者要比后者少得多——所以人們對他們的高薪就很有看法。拿銀行來說，成熟市場化國家的銀行普遍以中間業務收入為主，而我們的銀行則普遍以利差收入為主。利差收入來源于國家的利率政策，無須高管付出什么努力。因此，他們拿高薪就顯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順”。

    唐駿的離職是他打工生涯的又一個轉折點。他曾表示，自己要在中國樹立一個職業經理人的標桿，改變中國人過去的看法，這就是：打工有前途，也可以受到社會尊敬，也會很有錢。唐駿能否改變中國人的看法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國家財富的涌現，是私人企業的發達以及像唐駿這樣的職業經理人的貢獻，而不是那些拿著高薪卻依靠壟斷和國家政策的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