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神巴菲特：5歲開始做生意，11歲開始炒股

　　沃倫·巴菲特1930年出生在美國西部一個叫做奧馬哈的小城。他出生的時候，正是家里最困難的幾年。父親霍華德·巴菲特投資股票血本無歸，家里生活非常拮據，為了省下一點咖啡錢，母親甚至不去參加她教堂朋友的聚會。

　　巴菲特自小就覺得數字是非常有趣的東西，并顯示了超常的數字記憶能力。他能整個下午和小伙伴拉塞爾一起，記錄街道上來來往往的汽車牌照號碼。到了晚上，他們又開始重復自認為有趣的游戲：拉塞爾在一本大書上讀出一大堆城市名稱，而巴菲特就迅速地逐個報出城市的人口數量。

　　巴菲特的一個朋友回憶說，5歲時，巴菲特在家外面的過道上擺了個小攤，向過往的人兜售口香糖。后來，他改為在繁華市區賣檸檬汁。

　　鋼鐵大王：轉讓兔子的命名權養兔子

　　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很小就表現出商業天賦。有一次，他養的母兔生了一窩小兔子，他沒有足夠的食物喂這些小兔子，又沒錢買。卡內基心生一計，他對鄰居小孩子們說，如果誰能弄來金花菜、車前草喂養他的小兔子，將來他就用誰的名字來稱呼這些小兔子作為報答。這一計策果然產生了奇效，整個暑假，小朋友們都心甘情愿地幫他采集金花菜和車前草。

　　卡內基早年曾做過一份負責遞送電報的工作，每天的工資只有五角錢。那時他渴望自己能成為一位接線員，因此他晚上自學電報，每天早晨提前跑到公司，找機子練習。

　　一天早晨，公司忽然收到了一份從費城發來的電報。電報異常緊急，但是當時接線員都還沒有上班，于是卡內基代為收了下來，并趕緊將其送到了收報人的手中。之后，他就被提升為接線員，薪水也增加了一倍。

　　一個偶然的機會，讓卡內基走上了致富之路。有一次，他坐火車去某地的途中，一位發明家坐在他的身邊，拿出了自己發明的新臥車模型給他看。卡內基特有的機警和遠見，使他看到了這項發明的遠大前途。于是，他借錢購買了擁有那項發明的那個公司的股票。當卡內基25歲時，他每年從這筆投資中所拿到的分紅就達5000美元。

　　維珍集團創始人： 從2塊巧克力餅干賺起

　　英國維珍集團--一個擁有350家分公司的商業帝國，涉及航空、電信、火車、信用卡等多個領域，其創始人及CEO理查德·布蘭森，全家都充滿冒險精神，特別是布蘭森的母親，常會故意給子女制造挑戰。

　　布蘭森的父母從小就很注重培養孩子們的獨立精神。布蘭森4歲時的一天，母親開車帶他回家，在離家幾公里遠的地方，突然停下車來，要求小布蘭森自己走路回家。面對一望無際的田野，小布蘭森迷路了。

　　布蘭森從小就具有商業頭腦。一次，父母送給他一部玩具電動小火車，他自己動手改裝小火車，提高車速，并定下每人2塊巧克力餅干作為門票價格，請小朋友觀看。結果，一連半個月，布蘭森都不愁沒有餅干吃。

　　17歲時，布蘭森終于離開學校，拿著老媽給的4英鎊贊助在一個狹窄的地下室里創建了《學生》雜志。布蘭森負責雜志的商業運作。當合作伙伴們還在熱衷于政治時，他就在考慮如何充分利用學生這個品牌進行多種經營了。拉廣告時，他對可口可樂公司假稱百事可樂已經預定了雜志的廣告版面；他在來訪的記者面前偽裝忙碌；他找來甲殼蟲樂隊的成員約翰·列儂等名人做專訪，還派出記者去世界各地的熱點地區進行采訪，自己出人和品牌，由別人出錢--所有這一切，讓《學生》的發行量一度激增到20萬份。
比爾蓋茨:童年也不修邊幅

　　童年時期——即使成了了大人——比爾也不修邊幅。據說為了改此習慣，瑪麗為他制定了一周著裝計劃。周一上學他穿藍色裝，周二綠色，周三棕色，周四黑色，等等。周末用餐時間也布置得細致入微。每件事都要井井有條。比爾·蓋茨討厭浪費時間，無論是在工作中或閑暇時。

　　在比爾家中的餐桌上討論總是既生動又富有教育意義 。“那是個內容豐富的學習環境，”比爾回憶道。

　　比爾的同代人，即使是在那個年齡，都能看出他的與眾不同。每年，他和朋友們都要去夏令營。比爾特別喜愛游泳運動等。他的一位在夏令營的朋友回憶道，“他絕不會是個不足掛齒或無足輕重之人。我們都曉得比爾比我們聰穎。甚至在更早的時候，當他九、十歲時，言談就如同成人一般他說的話有時我們感到高深莫測。

　　在數學和自然方面比爾比同班同學也更勝一籌。他需要上一所對他充滿挑戰的學校。隨即父母決定送他去湖畔中學—一所專門招收超常男生的學校。這是西雅圖一所限制最嚴的學校，它以嚴格的課程要求而著稱，是個“連啞童都聰明的”地方。

　　李嘉誠：辛酸的童年

　　1939年6月，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開始踐踏這片寧靜的土地。整日整夜，日本的飛機對潮州地區狂轟濫炸，寧和而美麗的潮州城成了一片廢墟。李氏一家冒著隨時可能被殺的危險，躲著不時而來的流彈，爬過一道道封鎖線，步行十幾天，一路風餐露宿，歷盡千辛萬苦，輾轉到香港。一家人寄居在舅父莊靜庵的家里。禍不單行，這時候李嘉誠的父親李云經因勞累過度不幸染上肺病。身為長子的李嘉誠一邊照顧父親，一邊拼命地溫習功課。他知道父親是給累病的，因此，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學習，以取得好成績，讓生病的父親能獲得一份精神上的慰藉。

　　為了給父親治病，李嘉誠一家的生活過得相當清貧。兩頓稀粥，再加上母親去集貿市場收集的菜葉子便是一天的美食。全家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李嘉誠的父親身上，希望他能盡快把病養好，讓全家能度過這一難關。父親沒能熬過那年冬天，還是撒手歸西了。作為長子，李嘉誠從此不得不眼含熱淚，無奈地結束他的學業出來打工，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父親死后，14歲的李嘉誠被迫離開了心愛的學校用他還很稚嫩的肩膀，毅然挑起贍養慈母、撫育弟妹的重擔。

　　李嘉誠先在舅父莊靜庵的中南鐘表公司當泡茶掃地的小學徒。李嘉誠到這里之后，學到的第一個功夫就是察言觀色，見機行事。他每天總是一個到達公司和最后一個離開公司。

　　辛苦而困難的3年過去了，當年那個14歲的少年已經長成精瘦但結實、英氣十足的小伙子了。17歲的李嘉誠在一家五金制造廠以及塑膠帶制造公司當推銷員，開始了香港人稱之為行街仔的推銷生涯。

　　霍英東：苦難的童年

  　霍英東原籍廣東省番禺縣，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個水上人家。祖父霍達潮，曾擁有大風帆船，來往于省港澳之間，從事貨運生意。但當霍英東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家境已相當困難，全靠父親租船駁運貨物維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艱辛，他們全家窮得連鞋都穿不上，無論寒冬酷暑，都是赤腳行走。有一次過舊歷年，他父親第一次穿雙新鞋上街，在小攤檔把鞋脫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雙腳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發現竟然沒有把鞋穿回來，因為向來沒有穿鞋的習慣。

　　那時沒有天氣預報，水上人家生命毫無保障。霍英東的兩個哥哥就在一次臺風中沉船喪生，一個5歲，一個7歲。他的母親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風浪中翻船淹死。大約是在霍英東7歲那年，父親患病不幸去世，年僅40多歲。因為染病時間很長，天天用中草藥治療，把本來就很有限的一點錢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島上。

　　父親去世以后，霍英東一家生活更加困難了。那時，他還有一個9歲的姐姐，一個5歲的妹妹，生活的重擔全落在他母親身上。

　　母親是一位頑強、刻苦、勤奮的人，在那多災多難的日子里，她沒有被生活的重壓折服，而是挺直腰桿，辛苦操勞，把丈夫遺留下來的駁運生意繼續經營下去。這駁運生意就是與外海的貨輪接洽，代它們把貨物用小舢舨運到岸上來。當時接運的主要貨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沒有駁船，從輪船貨主那兒把生意接下來，然后分給舢舨客駁運，從中賺取微薄的傭金。因為霍英東父親在世時人緣很好，母親又豁達得體，多數的貨主和舢舨客都頗為同情這一家孤兒寡母，日子倒也還能勉強維持下去。

　　霍英東的母親雖然自己目不識丁，但希望自己的兒女知書識墨。大約在霍英東6歲那年，便由別人背著去拜師啟蒙。接著在帆船同業義學就讀，那是免費的，他家住在船上，隨處漂泊，上課很不正常，有時放學后連船也不易尋找。到第三班時，轉入敦梅小學。這間小學是要收費的，其中有一個免費班，但僅招收30人。學生要作一篇文章應考，霍英東還是考上了，而且在錄取的名字中，第一個便是他。后來，他又轉讀皇仁書院。書院的學制是倒過來從第八班開始的，相當于初中一年級。那時，書院的第八班，共招三個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數是經過老師、家長及各種關系介紹入學的，真正通過考試錄取的不足10人。應考時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東也是第一個被錄取了。

    馬云：頭腦簡單的孩子

　　馬云從小就是一個傻孩子。小時候愛打架，打了無數次的架“沒有一次為自己，全是為了朋友”。“義氣，最講義氣”。打得縫過13針，挨過處分。被迫轉學杭州八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家庭壓力大，父親脾氣火爆。馬云在父親拳腳下長大，呆不住家卻特別愛交朋友。

　　他說：“我大愚若智，其實很笨，腦子這么小，只能一個一個想問題，你連提三個問題，我就消化不了。”從小，馬云功課就不好，數學考過1分。只有英語特別好，原因竟然是：“爸爸罵我，我就用英語還口，他聽不懂，挺過癮，就學上了，越學越帶勁。”從13歲起，馬云就騎著自行車帶著老外滿杭州跑。

　　從小到大，馬云不僅沒有上過一流的大學，而且連小學、中學都是三四流的。初中考高中考了兩次。數學31分。高考數學21分。高考失敗，弱小的馬云做起踩三輪車的工作。

　　直到有一天在金華火車站撿到—本書，路遙的《人生》，這本書改變了這個傻孩子：“我要上大學。”

　　1984年馬云幾番辛苦考入杭州師范大學外語系——是專科分數，離本科差5分，但本科沒招滿人，馬云幸運地上了本科。

　　史玉柱：不爬山太另類

　　從初中開始，到18歲離開故鄉，史玉柱不為了什么，就為幾個要好的同學都去爬山，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覺得好像太另類，就養成爬山的習慣。”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懷遠縣城。“爸爸是懷遠公安局的，我媽媽是一個工廠的工人。”

　　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績不好，貪玩，愛看小人書，經常被媽媽訓。1977年恢復高考，讓史玉柱開始認真學習，因為“學習可以考大學了。”此前，高中畢業，就‘下放’了。

　　18歲之前，史玉柱隨父親兩次見識過大上海的繁華。基本印象是“太大了。”最深印象是南京路上24層的國際飯店。“還有外灘。”“外灘的樓和懷遠的樓是不一樣的。非常洋氣。”此刻，盡管走在南京路上，史玉柱依然覺得他離大上海很遙遠。

　　1980年，史玉柱以全縣總分第一，數學119(差1分滿分)的成績考入浙江大學數學系。但在浙江大學數學系剛過了一學期，史玉柱就放棄了成為陳景潤的理想。

　　“從圖書館借到《數論》，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數學是那么得難。”和周圍同學比聰明，也讓史玉柱壓力很大。“尤其是長江以南的，成績好的并不想上清華、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們那個班里聰明人太多，學習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數學理想破滅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識到我做不成這件事情。”這是“我理想破滅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滅后的史玉柱開始跑步，培養各種愛好。他每天從浙大跑到靈隱寺，18里，然后，再跑回來，堅持了四年。

　　丁磊：第十名現象

　　我們在浙江省奉化中學找到了丁磊的足跡。1986年9月，丁磊考入奉中學習，成為當時高一(2)班56位同學中的一份子。江鴻跟他是同班同學。

　　在江鴻老師的記憶里，10多年前的丁磊學業平平，入學時在班內的排名只有四、五十位，跟當下“首富”名號很不對稱。“可喜的是，每次考試，他的排名總有進步。不過最好也只在第十至二十位之間，從來沒有殺進班級前十名，更別提在年級內的排名了。”

　　3年后的高考，丁磊交出的成績同樣貌不驚人：他以高出重點分數線1分的成績有幸被成都電子科技大學錄取。只不過，這是丁磊喜歡的大學，他很早就被西部這所藏著大量電子類書籍的高等學府迷住了。

　　“教育界現在正熱衷探討‘第十名現象’，說的是，在一個班級里，學習成績排在第十位上下的那幾個，有望成為日后最出人頭地的一個。我現在想想，丁磊這個個例也是符合‘第十名現象’的。”江鴻老師這么評價他的老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