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更多的中國人獲得了享受奢侈品的權力，但卻失去了創造奢侈品的能力。盡管今天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們更愿意把時間、空間、閑適甚至健康當成“奢侈品”看待，那些純物質概念的奢侈品，依然從古至今不斷地被創造著，現在，全球奢侈品的年交易額大約是680億美元。從曾經的帝王貴族專有，到今天普通人也可以偶爾買一次。據說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個日本女性都擁有一只路易威登的手袋。

    倫敦的Lobb男鞋店從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就有了，創始人JohnLobb是當時的威爾士親王愛德華的制鞋匠。Lobb皮鞋店秉承了手工制造傳統，時至今日，仍有王室成員光顧。法國頂級奢侈品品牌LouisVuitton（路易威登）今年將滿150歲，而意大利的頂級奢侈品品牌Gucci（古奇）也已經80多歲。在歐洲，歷史悠久并且“秉承傳統”，被認為是所謂奢侈品的一個重要特征。

    如此算來，真正屬于中國人的奢侈品，應該是同仁堂的丸散膏丹了，至于有上百年生產歷史的醬菜或者花生糖，畢竟算不得奢侈品。而躺在故宮博物院里的那些用名貴材料和精湛技藝制成的帝王遺存，當然是奢侈品，但它們也許只是一頂皇冠，從未進入市場。

    《巴黎，人比香水神秘》（馬振騁著，1997）書中說—“法國人不論什么階層，對奢侈享受都有一種復雜、奇怪、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一只塑料電子表值300法郎，一只機械表值3000法郎，一只旋轉機械表值30萬法郎。甚至連旋轉機械表的設計制造者丹尼爾·洛特也說；‘一只電子表是有用之物。我的旋轉機械表是無用之物。可是就是有人需要。’……名貴表的愛好者、收藏家往往是上了歲數的人，相當有文化。眼光掃過對方的手腕，相互會意地一笑。幾十萬法郎買的就是這個。”

    幾十萬法郎買個相視一笑，法國人的確浪漫得很，但這也說明，奢侈品生產商能以昂貴的身資活這么久，他們在骨子里依賴的，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是一些人對某種令他心儀的奢侈的迷戀，不管這種奢侈在另一些人眼里是否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世界名表俱樂部的愛好者據說以意大利人居多，他們掏出巨額里拉所購買的，可能不過是跟法國人一樣的相視一笑，但他們愿意，就像全世界的人們都愿意看《007》這部純屬虛構的電影，因為詹姆斯·邦德不僅帶來驚險的刺激，同時還為我們大家展示最新時尚。

    德國人沃夫岡·拉茨勒擁有多個世界頂級汽車商的董事職位，他在自己所著的《奢侈帶來富足》一書中說，“詹姆斯·邦德不但是四十年來上演的20部影片中那位優秀特工，而且他在世界范圍內也成為人們稱之為新興奢侈品的代言人。”—因為在1964年上映的《金手指》這部影片中，詹姆斯·邦德換掉了他“從未離開過的”賓利車，代之以新興頂級品牌“阿斯頓·馬丁DB5”。

    在久遠的文明史中享受奢侈帶來的愉悅，好像是一部分歐洲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內容。然而，舊夢似乎正在被打破。作為歐洲奢侈品制造大國和原發地的法國、意大利的生產商們正驚訝地發現，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正迅速改變著奢侈品生產的歷史格局，高傲的歐洲奢侈品制造商也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壓力，對低成本的追求被排上包括許多著名奢侈品集團總裁的工作清單。

    筆者曾在海南三亞的一個度假酒店里買到過只打一折的范思哲牛仔褲—也許，就其實際的生產成本而言，如果它是“中國制造”的話,一折的價格也還是貴的。但在北京的名牌店里，這條褲子的價格不止10倍，而到了歐洲，是否要更貴些？作為歐洲時裝業旗艦品牌的范思哲對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來說，還是當然的奢侈品，但由于這個奢侈品有可能為了降低成本而轉移到中國生產，它們被得到的可能性就無限增加了。因為中國人使它的價格變得很低。

    道瓊斯通訊社曾經報道，意大利企業現在認為，在全球市場，中國產品正“威脅”著意大利經濟的支柱產業—紡織品和皮革制品，這令意大利家族企業、紡織業為主的地區以及意大利政府憂心忡忡。盡管意大利威脅要提高關稅和實施其他貿易限制，某些中型企業仍可能被迫出局，而意大利的奢侈品制造商也許最終不得不把部分業務外包到中國制造。去年8月，意大利財政部長甚至很干脆地說，“很明顯，只要是中國產品進入的市場，意大利就要被迫退出”。

    不擁有任何一個赫赫有名的奢侈品品牌的中國，也許馬上就變成一個奢侈品生產大國了，這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盡管全球第二大奢侈品集團古奇的現任總裁明尼科·迪梭斬釘截鐵地說：“中國消費者不會去買‘中國制造’的古奇產品。”

    迪梭認為，人們購買奢侈品就是花錢去買法國和意大利富裕人士的生活方式，而在中國生產節省的成本可能被質量監督帶來的間接成本所抵消。事實上，就顧客的心理而言，比如筆者自己，花一筆不小的錢去買一件古奇上衣的話，當然更希望它來自遙遠而浪漫的佛羅倫薩，而不是中國的東部沿海。法國零售集團巴黎春天的首席執行官瑟奇·文伯格說，即使中國的制造水平提高了，巴黎春天也不會把旗下古奇公司的生產移到那里。他說：“如果一個真正的奢侈品品牌只為了增加毛利就把生產移至低價勞動力市場，那會毀了這個品牌的價值。”

    但是也有一些生產商不那么看，有趣的是，意大利威尼斯附近的小城維琴察的制造業行業組織目前正在推行一項“馬可波羅”計劃，該計劃的目標，是幫助一些企業像他們的先人馬可波羅一樣，到中國去，在中國重新建立意大利企業聚集地。

    其實，歐洲人的憂慮甚至“恐懼”也許還太早，在全球680億美元的交易額中，中國人從中分得的利潤可能只是一點點，因為在這個領域，中國企業正身處價值鏈的最末端。

    而另一方面，中國又確實在變成現代奢侈品的新興消費市場，據說上海目前月收入超過10萬元人民幣的金領階層大約100萬人，他們是奢侈品的最主要消費群。是的，古奇太陽鏡、普拉達手袋、路易威登箱包幾乎已成為成千上萬的上海中產階層購買的必需品，擁有這些東西，甚至無須成為“富人”。這樣的人，北京有多少？廣東有多少？全國有多少？好像難以獲得確切統計，但法國高級時裝公會主席迪迪埃·戈巴克說，“法國高級時裝公司每家都向中國消費者出售過頂級男裝和頂級男用系列產品，中國消費者也將成為法國高級女裝的重要顧客。”

    《經濟學家》雜志評論說，“一個新型的奢侈品消費者群落正在全世界不斷壯大。他們可能資產平平，但卻會去享用奢侈品。他們可以花500美元買一只古奇手袋，也會只掏10美元在普通的服裝連鎖店挑上一件頭飾”。這種所謂的“新型的奢侈品消費者群落”仿佛就是指今天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這些人，可能與傳統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那么，他們將幫助奢侈品生產商創造怎樣的未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