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鞋網11月10日訊：2006年，歐盟對中國皮鞋及童鞋征收為期兩年的16.5%反傾銷稅。對此，溫州制鞋企業積極行動起來，走上了追求質量效益型的轉型之路。隨后，溫州鞋出口增長中呈“質優價升”的態勢。

    專家們認為，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隨著中國商品結構的升級和對外貿易的進一步擴大，國際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案例在數量上將保持上升趨勢，涉及的領域將繼續擴大，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形式將趨于多樣化，反傾銷、反補貼案件將不斷增多，保障措施和特別保障措施及數量限制也將被經常使用，甚至技術壁壘、環境壁壘、公共利益等因素也將更多地誘發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對此，我們宜保持清醒的認識，及早未雨綢繆。

一位溫州制鞋企業的設計師在設計出口皮鞋。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在世界范圍內抬頭，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案件數量明顯攀升，形式和手段也趨于多樣化。

    未來5-10年將是我國由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的關鍵時期。面對不斷變化的國際經貿環境和對華貿易保護行為增多的態勢，有關專家認為，我國宜加快外貿發展戰略的調整，加強貿易支持體系的建設，實現國際和國內貿易的均衡協調發展。同時，宜積極爭取各國早日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合理運用WTO規則，重視和發揮行業組織、研究機構及媒體的作用，形成應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合力，并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等手段，多措并舉，重點遏止和應對美國的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為外經貿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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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態勢和特點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在世界范圍內抬頭，并呈現出明顯針對中國的態勢。

    倫敦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近期發布《未實現的承諾：關于G20峰會的報告》指出，G20峰會以來，各國采取的經濟措施大多包含保護主義內容，G20成員普遍未能遵守2008年11月峰會上各國領導人關于不實施保護主義的承諾，而中國則成為各國實施保護主義措施的首要目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胡江云介紹說，有研究顯示，全球56個國家和地區采取的99項保護主義措施中包括損害中國商業利益的內容；134項尚未實施的措施中，77項影響中國利益，影響美國和德國的僅分別為19項和30項。2009年1月至8月，共有17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79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約為100.35億美元。其中，反傾銷案件50起，反補貼案件9起，保障措施案件13起，特別保障措施案件7起。與上年同期相比，涉案數量、涉案金額分別增長16.2%和121.2%。從發動對華貿易救濟調查的主要國別來看，印度22起，美國14起，阿根廷10起。

    綜合中國社科院、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等多位專家的意見，近期國際對華貿易救濟措施及中外貿易摩擦呈現出以下主要特點：

    案件數量急劇增多。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從遭受反傾銷立案數量來看，2007年至2008年，中國遭受調查案件數量從62起增加到73起，占世界比重持續超過35%。

    案件對我國影響廣泛深遠。

    從總體來看，隨著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發生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領域正從貨物貿易領域向服務貿易、知識產權和投資領域擴展，爭端的內容正從主要集中于關稅壁壘的削減向非關稅壁壘的拆除轉移，貿易摩擦的爭執點也從單個產品逐漸擴散到整個產業，由低附加值產品向高附加值產品擴展，最后直抵政策和制度層面。

    反傾銷、保障措施、技術性壁壘成為三個新動向。

    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際上針對中國的特別保障措施呈現上升態勢，技術性壁壘更加成為我國對外出口難以逾越的障礙。例如，中國近期所遭遇到的歐盟反傾銷訴訟，更多是由于技術和環境標準引起的。

    主觀性和歧視性明顯增強。

    在經濟衰退背景下，不少國家和地區為了保護本地市場和就業，常以WTO中某些模糊性規則打“擦邊球”，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濫用反傾銷措施和保障措施。安全標準、質量標準等技術壁壘激增，“兩反一保”、動植物衛生檢疫等非關稅壁壘不斷呈上升趨勢，新的道德標準、社會責任、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等被用作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同時，在對華實施反傾銷過程中，不少國家始終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堅持使用替代國的價格進行判決，帶有明顯的不合理性、不公平性和歧視性。

    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形式

    一是采用所謂的合法方式。

    這主要是指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以反補貼為例。中國自2004年起開始遭受反補貼立案，2007年、2008年分別遭受8起、10起，分別占當年世界反補貼立案的72.7%、71.4%。

    二是特保措施漸多。

    采用反傾銷、反補貼方式，要經過立案、調查、產業損害以及傾銷與產業損害的因果關系等，經歷初裁、終裁程序，而保障措施等方式十分便捷，沒有復雜的法律程序。因此，對華奉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近年往往采取保障措施等最便捷方式，甚至直接在其WTO減讓表許可范圍內提高關稅或實施進口許可。

    三是采取更加隱蔽方式。

    通過動植物檢驗檢疫、技術性壁壘、低排放和環保標準要求等，實施一系列看似合理、實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例如，近來西方國家試圖實行“碳關稅”，設置“綠色鐵幕”打壓發展中國家。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成為21世紀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經濟訛詐。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倪建軍認為，美國放任美元貶值推動美國出口，利用國際壓力迫使人民幣升值，提出所謂世界經濟均衡增長，正成為美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隱性形式，值得關注。早前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薩默斯宣稱，美國必須成為以出口而不是以消費為基礎的經濟體，借助弱勢美元的推動力成為美國最方便的選擇。而今年10月初舉行的七國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將人民幣匯率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相關聯。可以預料，倘若人民幣不按美歐的意思升值，美歐將可能以此為借口，對中國實施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舉措。

    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增多的原因

    專家們認為，近年來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增多的態勢，這主要是由兩個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從外部因素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胡江云、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倪建軍認為，近年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抬頭，從國際大背景看主要源自三個方面的因素。

    一是國際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出現衰退。

    為了保護本地市場和就業，各國政府更容易屈服于本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就業市場持續低迷誘發各國國內社會和政治矛盾，不少政客及各種利益集團傾向利用貿易保護主義將矛盾焦點轉移到國外。

    二是不少國家對我國市場經濟認識存在偏差。

    包括歐盟、美國等在內的許多經濟體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反傾銷調查等貿易救濟措施中往往視我國為“非市場經濟體”。

    三是國家經濟和戰略意圖方面的考慮。

    有研究顯示，在反傾銷政策等貿易救濟措施中，戰略關注具有很強的驅動作用，因此不能僅僅把各國反傾銷政策的強化歸因于不公平貿易實踐。例如，美國發動反傾銷行動，經濟因素并不是唯一動因，還受國內政治壓力、國家安全利益和歷史經濟關系等因素的影響，而且有時戰略因素在反傾銷中比經濟因素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從我國自身因素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隆國強、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認為，長期來看，我國之所以成為多個國家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靶子”，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中國貿易規模龐大。

    近年來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增長很快，而出口商品結構總體來看低價產品較多，本身就容易遭受反傾銷。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一旦進入國際市場，很快便能占有一席之地，從而影響相關進口國和出口國的同類工業者的利益。

    二是中國企業謀略不足、理念落后。

    不少企業不能正確處理外銷價格與外銷數量之間的關系，一味停留在價格競爭的低級出口策略上，片面追求出口數量，不僅經濟效益欠佳，而且容易授人以柄，遭到反傾銷的非難。

    三是與中國反擊不力有關。

    從政府層面看，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在與他國的貿易爭端中較少使用貿易報復措施，不少貿易報復措施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使得別國政府和企業忽視了中國采取斷然措施保護自己利益的決心。從企業層面看，當遭到別國貿易救濟調查或實施時，往往對此認識不足，應訴不力，甚至根本不去應訴，從而造成中國企業軟弱可欺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別國的對華貿易保護主義。

    貿易保護主義增多對我國的影響

    胡江云等專家認為，我國外向型制造業基本上都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國際競爭力不強，國際上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增多，對我國的產業造成非常嚴重的沖擊。總體來看，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加大了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國外貿發展外部環境的惡化，中國出口出現大幅度負增長。2009年全年出口下降幾成定局，這將是中國自1994年以來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

    二是致使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調整壓力加大。我國出口結構性問題凸顯主要涉及兩類商品：一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二是資源型、高耗能型和高污染型產品，對“兩高一資”出口商品的調整壓力，基本符合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的需要。但勞動密集型的下調壓力加大，對中國宏觀經濟穩定的負面影響較為突出。

    三是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復蘇。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使得中國具有競爭優勢的部分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有所下降，包括食品、紙制品、動物產品、鞋帽傘、木制品等。貿易保護主義的持續抬頭，不僅不利于中國經濟持續復蘇，而且不利于整個世界經濟整體復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增多和中外貿易摩擦不斷加劇，我國外部經濟風險開始向宏觀層面滲透，并成為影響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政治經濟關系的重要因素。隨著宏觀層面利益沖突的凸顯，國際上“中國威脅論”再次抬頭，并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如何應對對華貿易保護主義

    綜合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清華大學等部分專家學者的意見，遏制和應對國際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我們應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調整貿易戰略，加強貿易支持體系。

    一是今后我國宜由關注貿易順差轉向關注貿易平衡，由關注貿易額轉向關注提高生產率，使傳統的貿易戰略向促進國際競爭力的貿易導向戰略轉變。出口政策宜轉向側重以質取勝，減輕出口與內需的資源爭奪；進口政策宜轉移到進口國外資源與技術設備并重上來，形成內需與外需對立統一的局面。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特別指出，我國應該鼓勵出口，但必須保證這種出口經濟的效率。我國長期以來在土地、原材料及環保執行標準等方面對制造業的要求不夠高，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對制造業的一種保護，但這種保護是沒有效率的，因此過去對出口和制造業的補貼政策亟待改變。

    二是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健全貿易救濟體系。商務部產業損害調查局巡視員宋和平認為，我國宜加快制度調整和創新，盡快建立符合WTO規則的、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消除可能誘發他國對我國實施貿易救濟措施的制度因素。同時，宜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救濟機制，進一步完善我國應對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技術性壁壘的法律法規，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濟體系，加快與國際貿易摩擦相關的產業損害預警機制的建設，健全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快速反應機制。

    三是建立和完善國際貿易摩擦預警機制，學好用好WTO爭端解決機制。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于立新認為，今后一段時期內，如何充分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遏制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最大程度地維護中國的自身權益，成為我國政府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為此，必須加強對WTO爭端解決機制和程序的研究預判工作，并成立監督其他國家履行WTO義務的專門信息情報機構，合理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對其他成員方對我國實行的各種不公平的或者歧視性待遇及時提起反訴訟。

    四是支持和壯大中國研究機構和智庫的力量，增強它們對政府決策的智力支持，并組建專門的中介組織、咨詢企業或機構，為外貿企業提供全面的國際貿易咨詢服務。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認為，我國宜在政府主導下組建智庫，組織有關專家學者就國際貿易問題進行綜合性研究，并在其間形成分工合作的研究機制，為我國政府和企業應對國外保護主義做好前期研究，提供對策建議。農業部國際司原副司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兼職教授趙龍躍認為，鑒于中國的政府機構受編制所限，應該發揮高校和研究機構的智力支持作用。由經貿研究機構定期收集、整理、發布國外各種貿易壁壘的最新動態，研究主要貿易對象和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提示有關企業及時采取防御措施。

    爭取市場經濟地位，合力應對貿易保護。

    一是積極開展政府間雙邊和多邊貿易談判，爭取各國早日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近年來，一些國家已宣布不再視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我國政府在談判、簽署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議時，宜把不對我國實行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反傾銷措施作為一項重要內容。肖耿認為，我國宜考慮利用奧巴馬下月訪華的時機，積極促成美國早日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并對歐盟等其他經濟體形成示范和帶動效應。

    二是合理運用WTO規則，回擊國外對我實施的貿易保護措施。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認為，當我企業遭遇國外貿易救濟調查時，在積極準備磋商解決的同時，可靈活運用WTO規則，盡快擬定出一個短期的反制措施預案清單，對那些對我國濫用貿易保護的國家起到威懾作用。

    三是重視和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增強企業應訴能力。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陳文敬認為，我國企業必須學會在規則下競爭，并密切配合政府主管部門和行業組織，積極應訴，據理力爭，將損失降到最低。同時，宜規范出口商的市場行為，避免授人以柄，并通過行業組織協調本行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防止出口商之間的惡性競爭，尤其是杜絕個別企業的低價傾銷行為，降低國外對中國反傾銷指控的幾率。

    四是借鑒WTO機制，加強國際貿易機制建設。王勇、肖耿等專家認為，遏制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要重視加強國際協調，盡可能地通過多邊渠道予以解決，促使貿易摩擦非政治化，盡量避免雙邊貿易戰。

    重點應對美國的對華貿易保護主義。

    面對美國利益集團驅動的貿易政治特點，專家們認為，對于美國的對華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中國當采取以牙還牙的對策，調動希望穩定中美關系、繼續立足中國市場的力量，讓他們更加積極地向國會、總統游說和施壓，參與到美國對華政策制定當中。

    對此，肖耿認為，美國的選舉政治決定了其有關政策并不一定代表美國的全局利益，其國內政治角力的解決有時需要一定的國際壓力。因此，對于美國的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提案，中國一定要在第一時間作出強烈反應，為美國總統否決提案營造合適的國際環境。

    宋和平、梅新育強調，遏制美國的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應注重加強中國的反制能力和企業的應訴能力，增強貿易報復的威懾力，這將決定談判的力度。而增強貿易報復的威懾力，歸根結底需要將其落實到美國決策者個人的政治利益，使其真正感受到自己的政治利益面臨受到損害的威脅。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張立平認為，中國遭受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是美國多個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做好美國國會的游說工作也非常重要。鑒于這當中一些美國利益集團與我國有著一定的利益一致性，宜充分發揮這些利益集團的積極性，由其代表我方進行游說公關，其效果將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