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鞋網9月8日訊，最近國務院發布了《國務院關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其中提到，“產業轉移是優化生產力空間布局、形成合理產業分工體系的有效途徑，是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發 展方式轉變的必然要求。當前，國際國內產業分工深刻調整，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步伐加快。中西部地區發揮資源豐富、要素成本低、市場潛力大的優勢，積極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不僅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區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而且有利于推動東部沿海地區經濟轉型升級，在全國范圍內優化產業分工格局。”

　　從字面來看，上述文件措辭得體，使用了諸多經濟學話語，看起來似乎無可挑剔，但是這種四平八穩的行政文件會帶來什么后果呢？我最近聽到的兩個朋友親歷的故事，也許能給這些掛以“產業轉移”之名的宏大敘事提供某種注解。

　　朋友甲先生在溫州擁有一個大型鞋類加工企業，長期從事出口代工業務。2009年以來，企業經營面臨重大問題是，工人很難找，或者很不穩定，由于招工不足，企業運作不正常。

　　為了招工，甲先生去走訪了江西，湖南一些身份，并且找到機會和當地官員進行溝通。由于勞動力的市場化流動， 在招工問題上，當地官員其實也無能為力。不過官員們卻主動的邀請甲先生到當地投資，把企業遷移到當地。為了招商引資，當地政府可以在財政，稅收，信貸和土地方面給予諸多優惠。如果投資到達一定額度，地方政府甚至愿意主動建好廠房，租給他們使用。同時，地方政府會給予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等政治待遇。

　　更重要的是，由于臨近勞動力輸出地，勞動力供應似乎不成問題。勞動力成本也可以得以大幅下降。比如在溫州，鞋廠普通工人月薪起碼要到一千五，還招不到人，但是如果到了湖南，湖北，江西，招收一些本地工人的話，月薪一千就是比較好的收入了。如果按照一千名員工來計算，那么每個月能省下來的工資就是50萬，一年在勞動力上的成本節約就是600萬，這已經超過目前企業的利潤總額了。

　　當地政府官員開出的這些條件，當然讓甲先生很動心。在他看來，沿海人工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制造業向中西部遷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再說，最近這些年，國家在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使得中西部的運輸交通條件大為改善，因此這種產業遷徙是必須要面對的一個選擇。

　　當然，讓甲先生擔憂的問題，除了企業遷徙本身費心費力外，需要面對的是當地環境的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湖南，江西等地缺乏必要的配套產業，而制鞋業是需要很多配套行業的一個產業，除非當地政府主導打造一個完整的配套產業鏈條，否則一家企業孤伶伶的遷移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乙先生在浙江桐廬經營一家大型服裝企業，多年經營下來，事業上有所成就，不過最近數年，同樣被勞動力短缺，利潤稀薄等問題所困擾，因此也在尋找著轉型機會。四五年前，他前往安徽某地出差，恰好碰到當地主管招商的一個副市長，雙方言談甚歡，對方邀請他前往銅陵投資設廠，并承諾會給予最大的優惠。乙先生是個做事干脆的人，很快他就在銅陵買地，建設廠房，安裝設備，一個投資數千萬，嶄新的服裝加工企業就在當地運營起來。自然，這個過程中，拿到的土地相對廉價，在副市長的關照下，企業的固定資產也可以作價抵押，獲得企業急需的流動資金貸款。雖然缺乏一些配套產業，使得管理成本和運行成本都比預計的高很多，但是剛開始的半年，由于宏觀形勢不錯，出口成衣總量攀升，因此企業運作似乎頗為正常。

---

　　但是問題很快接踵而至，那就是當地的政府機構，工商稅務，環保勞動監察，衛生公安等等很快就瞄上了這個企業，他們以各種形式展開執法檢查，而來的每一個都是得罪不起的爺，每個都要陪笑臉，吃飯喝酒是不必可少的項目。連番累月的應酬讓乙先生覺得疲于應付，想尋求那位副市長的幫助，希望他能幫助打個招呼，阻止這些上門的蝗蟲。不過戲劇化的是，他自認為是哥們的這個副市長因為另外的腐敗案件，東窗事發，而被捕入獄了，而當地的幾家銀行也非常勢力，馬上把原來給予他們企業的信貸額度給取消了。經營成本上升，交際成本上升，同時資金鏈開始出現緊張， 與此同時，由于2009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原來的出口訂單忽然一下子消失了，這多重打擊之下，這個朋友再也無法支撐，使勁全力，了清債務，遣散工人，然后關門大吉。

　　我再見到乙先生的時候，他甚至把原來在桐廬的服裝企業也轉賣給了別人，手上握著一筆現金，正在了解新能源行業的一些信息，希望將來在這個領域能逮住一個好的投資機會。回首往事，這個朋友的感慨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千萬不能去投資，否則就很容易被人關門打狗，很多政府官員在招商引資的時候，像是你的孫子；等你真正投資下去，你就是他們的孫子了。

　　對于乙先生的經歷，甲先生顯然并不意外，他當然也明白在中國這個人治社會，異地投資的風險。但是像乙先生那樣，把企業快速變現，然后去搞資本投資，他覺得也不靠譜，畢竟經營企業那么多年，更熟悉的還是實業領域。但是現在實業經營，卻日益進入困境。怎么辦？是固守困局還是冒險去中西部投資，順著所謂產業轉移的潮流漂浮？

　　對于甲先生的困惑，我當然無法給一個明確的意見。不過我倒是提出了幾個簡單問題，比如為什么不漲工資來吸引更多勞動力呢？為什么不采取措施穩定工人？為什么是搬遷企業去追逐工人，而不是工人流動來追逐企業？

　　甲先生的回答雖然不完整，但是大致的厘清了導致目前困境的“政府因素”。 首先，許多傳統意義上的所謂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是沿海地方政府眼里的雞肋。雖然他們知道GDP還是靠這些行業支撐，但是在節能減排，環保，維穩等等硬性指標考核下，勞動密集型行業往往讓地方官員承受壓力。如今地方官員更加偏好的是大型國企，財富500強，高科技，新能源之類充滿噱頭的企業，這些企業能夠更快的帶來政績收益。因此，沿海地方政府對出口加工企業原來給予的諸多優惠措施慢慢回收，這意味著在稅收，用地指標，用電指標，信貸安排等方面，這些企業都受到某種歧視性的待遇。

　　至于勞動力成本，原來只占總成本的20%以下，但是經過最近兩年數輪工資上漲，勞動力的成本已經接近FOB價格的30%，擠占了原來大部分的毛利潤。于此同時，稅收成本和原材料成本都不降反升，加上人民幣匯率升值，出口退稅降低，而這些行業，國內企業往往沒有定價權，意味著成本上升無法通過出口售價上漲來轉移，也意味著企業沒有空間來支付勞動力價格的進一步上升。

　　而在另外一方面，為什么工資漲價幅度接近30%，比如一般工人月工資從原來的1200元漲到1500元，也無法留住工人呢？自然，這和消費品物價上漲息息相關。最近兩年以來，水電媒氣，柴米油鹽等日用必需品價格輪番上漲，由于政府對土地的壟斷，沿海地區普遍房價高漲，房租也水漲船高，外來工人的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因此對工資漲幅有了更高要求。再說，在目前的戶籍制度下，外來工人無法落戶，在子女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方面都面臨歧視，因此工人都像候鳥，不可能真正在就業地定居下來。

　　簡單的說，由于政府成本的上升，由于政府政策所造就的惡劣環境，東南沿海地帶很多傳統的中小企業已經很難維持正常的經營，如何解釋目前這種困境的成因和今后的出路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而客觀來說，大部分企業家對于宏觀經濟政策（比如貨幣政策）和社會政策（比如戶籍制度）和企業經營成本之間的關系鏈條缺乏深入的了解，總是想當然的認同輿論和官僚唱和的所謂區域經濟轉型，產業轉移，或者騰籠換鳥等等形象的說辭，認為所屬企業已經不適合環境，從而在政府政策的指揮棒下輾轉到中西部尋找生存空間。這是一個艱辛的過程，很多象乙先生那樣的企業家已經付出代價，而很多象甲先生那樣的企業家還在迷惘的道路上。

---

　　不過對于甲先生企業所面臨的這種困境，以及更一般意義上的現象—沿海出口加工企業的生存空間越來越逼仄，以致政府大張旗鼓的主張產業轉移，騰籠換鳥等等行為，顯然是個值得探究的話題。我并不會在一般意義上反對產業轉移。事實上，在市場主體追逐利潤的驅動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產業集群等等現象都是自主發生的。但是目前沿海地區許多企業的生存困境和中西部地方政府變態一般的招商引資行為互相作用下，所謂的產業轉移完全可能畸變，成為某種歧途或者陷阱。越來越多的例子表明，當產業轉移變成政府的特定政策，成為鼓勵政府干預經濟的堂而皇之的理由，禍根就埋下了，就變成了對市場運行機制的粗暴干涉了。甲先生所敘述的故事證實了政策環境越來越有“敵意”。

　　回溯甲先生的分析，其實完全可以找到另外一條應對目前所謂產業困境的道路。那就是降低政府的費用，規范地方政府的行為，讓一個競爭性的市場去決定企業的生存機會，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通過種種歧視性的措施，強行逼迫所謂的產業轉移。另外，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很多歧視性的社會政策，尤其是戶籍制度，醫療教育制度等等，這些歧視性的制度人為的增加了勞動力流動的成本。畢竟在所有要素中，勞動力的流動性是最便捷的，現在的政策在勞動力方面的壁壘越筑越高，卻鼓勵所謂的產業轉移，這不是舍本逐末，南轅北轍嗎？

　　因此，公眾必須對政府高調推動的產業轉移政策保持謹慎。很多時候，這種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其實是一個陷阱，是為了回避更實質性的政治和社會政策改革的同時，繼續保持對經濟體的掌控而推出的措施。企業家們如果對此有充分的認識，那就不會簡單的配合政府意圖而翩翩起舞，因為對于企業經營來說，這很可能會是一個低水平的重復， 或者是一個從痛苦到更痛苦的過程。

　　那么企業經營者應該如何回應？表面看來，單個企業家影響政策和環境的能力是有限的，也是不現實的。 但是畢竟經濟政策層面，社會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參與空間與博弈能力。 企業家階層如果有明確的認知和充分的自覺，完全可以聯合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辯論，讓問題背后的問題得到呈現。 以產業轉移為例，問題決不僅僅是出口加工產業需要轉型，其實更需要轉型的是政府和政府的運作方式。 如果政府運作成本能夠顯著降低，宏觀經濟政策更加合理有效， 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夠減少，同時一些不利益要素流動的政策能夠被移除， 那么在沿海地區，很多行業還有長期存續的空間。比產業轉移更重要的是政策環境的改善，而政策環境的改善離不開企業家階層的積極參與。企業家如果主動放棄在公共領域的博弈能力，那么在權力面前，永遠是弱勢群體。經營企業就像一群鴨子一樣，被權力之棒趕來趕去。

　　日前在日前舉行的中國民營企業發展論壇上，全國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先生談到中國民企安全感和社會責任時說道："民企的社會責任，不等於和不止於捐款和濟困扶貧，更應該是通過有效的有序的政治參與，大力推動中國的民主政治進程，在源頭上和根本上，在體制和法律層面，謀求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

　　我十分認同保先生的說法，為了企業的自身利益，為了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的商業環境，企業家們需要承擔與其相適應的社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