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波音，誰知道它的發動機是哪制造的？

    在互聯網反病毒領域，人人都知道卡巴斯基、瑞星、金山、奇虎360.如果把他們比作飛機制造商，那么安天就相當于專門的發動機供應商。

    作為目前國內唯一一家主要面向安全設備的獨立第三方反病毒引擎提供商、國家級網絡安全應急服務支撐單位，哈爾濱安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反病毒引擎供應著國內TOP4的專業防火墻/UTM廠商中的兩家，以及美國、日本的主流安全企業。而聲名如此顯赫的公司卻隱匿于哈市居民區內長達10年———出于行業特性，他們從不掛牌。

    在哈爾濱的網絡安全業內有一種說法：大學畢業，如果你不想去北（京）上（海）廣（州）又想搞技術，最理想的去處就是———安天。安天團隊立足于校園應屆招聘團隊，推崇工程師文化，以“創造就是我們的腳步”為信念，崇尚彪悍、協作、民主、快樂的團隊作風。即便在IT行業的創業團隊中，它也是一個異文化者。以下，是一群理想主義者的10年創業故事。

    “裸奔創業”

    “生存不是問題，發展是唯一的問題”。這是以“江海客”的身份從高中起就活躍在互聯網上的安天實驗室（Antiy Labs）首席技術架構師、主要創始人之一肖新光，對自己和安天的評價。

    1994年，肖新光在工大讀書時已同境外病毒樣本采集者有著密切聯系，在國內也是互聯網上活躍分子，被網友稱為“中國民間反病毒技術界六大游俠之一”。2000年，他離開哈工大軟件工程有限公司副總的位置，自己出來創業。

    當時，剛結婚的他將收到的禮金全數拿出，又與還在哈工大攻讀碩士學位的桑勝田等人湊了3.3萬元，7臺電腦、4個程序員，在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民房里開始了創業之旅。

    與很多人以為的創業需要“有預謀、有準備”不同，安天的“創業元年”是在一無資金、二無背景、三無客戶資源、四無前期準備的情況下啟動的。幾名年輕氣盛的教工、畢業生只想有一個小氣候、小環境，能在這里面發揮技術創造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據說，當時設備差到編譯時內存都不夠用，只得將幾臺機器關機，內存條拔下來湊到一臺上，編譯完再重新拆回去。

    在經過了一年“四處出擊、錢財耗盡”后，安天選擇了“雖然已有前行者，但會少有追趕者”的反病毒領域。彼時，一直對病毒“情有獨鐘”的肖新光，手中的病毒樣本比國內主要反病毒廠商的樣本還多，恰恰已經跨過了進入這個行業最關鍵也是最困難的門檻。

    安天的創業，是實實在在的“裸創”，不僅無資金，產業環境也幾乎為零。

    那時，哈爾濱公眾還缺少對IT產業的基本認知。肖新光他們租下居民房屋做辦公室兼住宿，房東得知是做“軟件”，馬上叮囑“是制造業吧？不要叮叮當當的，影響周圍鄰居。”后來竟有派出所民警登門，說“樓下鄰居舉報你們是邪教團伙”。時隔一年，安天想到政府申報一個扶植項目，有關部門表示沒有信息產業分類，如果想申報，跟軟件有關的只能選擇第九類———其他。

    對于這些來自公眾甚至政府部門的諸多“不理解”，安天抱著樸素的想法：一個城市管理者和職能部門的精力和資源畢竟有限，企業的最終發展不能總是幻想政府無限期地扶植。

    這種“不抱怨、不苛責”某種程度上成就了安天最初規劃的階段性戰略設想的實現———以哈爾濱為起點和大本營，之后在北京注冊實體，實現和信息安全管理部門的互動，再到上海或其他南方城市設點，形成輻射市場的前哨基地。盡管這個過程比想象的慢了一些。

    “四大名將”時代

    安天實驗室目前“隱匿”在道外區南馬路一個小樓的二層，按鈴進門，走廊兩面全是員工們的照片墻：加班時太困趴了一桌子、郊游時瘋成一團、年會上集體惡搞，這個絕大多數成員為“84后”的群體讓樓道里的空氣都充斥著青春的氣息。

    盡管工程師的性質決定了他們幾乎每天起碼得工作12小時，但安天提倡的“快樂生活、快樂工作”使得這里的年輕人并非只會盯住鍵盤編程序，他們中有幾秒鐘完成高級掃雷的游戲高手，也有手持單反拍盡美景的“攝影家”。很多到過安天考察的專家都說，安天是國內最有硅谷氣質的安全企業之一。

    這種氣質來自其開放、民主的環境和對技術創新的不懈追求。

    安天的技術靈魂形成于2002年初———公司內部人稱“四大名將”時代。4人中，桑勝田和邱勇良的加入相對順理成章，他們都是肖新光的同門。李柏松加盟前在一家證券公司工作，收入不菲。一天，也在這家證券公司工作的肖新光的愛人突然對丈夫說：“告訴你一個壞消息，我們工資降了50%.”肖新光忙問“是所有人都降了嗎？李柏松呢？”聽聞確實是集體降薪，以前一直不好意思低薪“挖墻腳”的肖新光激動地一拍大腿：“太好了！終于有機會把他弄過來了。”

    另一位“名將”張栗偉的“10年程序苦旅”更加傳奇。他高中時就自學了匯編語言程序，大學時由于嚴重偏科被學校開除，其后賣過水果、賣過冰糕、修過路、看過游戲機房，加盟安天的前一份工作，是開網吧。來到安天不久，張栗偉就擔任項目系統程序員開發出融合了木馬查殺、應用程序網絡訪問控制，文件監控、注冊表監控和安全工具套件的Antiy Ghostbusters 3.0.該軟件是第一款進入全球知名軟件排行榜An－tiVirus TOP 50的中國軟件產品。

    隨后，依靠信任鏈傳播的方式，早年活躍在哈爾濱地界的互聯網“牛人”幾乎都被安天網羅其中。后來又等到了曾在愛立信做高級市場經理的余彤和另一位非技術型高管方華，安天的7名核心創始人終于聚齊。

    能生存，不妥協

    安天有一個奇怪的傳統———“回歸”。很多人像拋出的飛去來器，不管飛多遠，還是會回來。曾在排名居全球網絡安全行業首位的卡巴斯基進軍中國時參與團隊組建的王義楠，在卡巴待了一年回到安天，現任總經理助理。據說離開安天是“想看看一流的網絡安全公司如何運作”，至于為什么回來，他說，“只有這里能實現我的理想。”

    早年間，由于安天的主創大多來自哈工大，母校的科技園看到他們發展非常艱難，曾經詢問過肖新光是否愿意冠名。肖新光清楚，哈工大是金字招牌，憑借其影響比較容易談成業務。但安天卻追求企業自由，崇尚技術，希望打造核心技術企業的特有文化。所以他們拒絕了冠名。

    這是由一群理想主義者組成的團隊，他們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堅持能改變外部環境。而且他們堅信，形成這種品格的條件之一就是減少依附的心態。

    在只能靠“專人”到菜市場撿白菜幫度日的“困難時期”，曾有人找到安天要做一個教學系統，支付100萬元。但肖新光認為，企業要堅持方向，不能做亂了，“不能今天做個游戲，明天賣個散件。我們叫‘能生存，不墮落’，不做我們理想之外的事情。”

    在安天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3次“彈盡糧絕”，但他們堅持了最初的理想。10年間，安天面對的誘惑也不算少，有“想買的”、有“想給錢的”，但安天一直堅持與資本合作的幾個原則：其愿與實業家共舞；認同安天的公司文化；分工明確，能夠彌補安天在財務分析、海外資源等方面的短板。簡而言之，只有錢是不行的。肖新光堅信：“獨立，是堅持理想的前提。”

    工程師進化論

    即便在IT行業內，工程師文化也是一種愈來愈稀缺的文化。這種文化意味著死理性派、技術狂熱、理想主義……不過在王義楠看來，工程師文化代表著不斷修正和驗證的過程。

    事實上，肖新光等人的創業就是工程師理想的體現：創造一個產品，它可以滿足某種需求，甚至改變這個產業。“安天如果希望在反病毒引擎上崛起，就必須有不怕死在反病毒引擎上的信念。”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的話，曾引起肖新光深深的共鳴。

    在肖新光的辦公室里，記者看到的是如下情景：擺了一圈電腦的辦公桌，桌上還有各種文件以及4個巨型茶杯和一瓶頗顯吊詭的漱口水，后面是一張單人床。據說，他每天工作18個小時，睡眠時間只有三四個小時。

    目前，安天已經是有接近200名員工，產品和核心技術出口到日本、美國，在全國5個城市擁有分支機構，具有專業領域行業影響的初具規模的企業。但創業團隊中還有多人背負外債，肖新光個人一無房產、二無存款。然而，公司卻又能給基層員工提供優厚的福利待遇和地域平均水平中等偏上的薪水。

    對此，肖新光說：“團隊成長并沒有帶動創業者的個人富足，但我們不在乎，正是這種不在乎才是團隊能夠生存到今天最核心的支點之一。”

    這種“不在乎”并非來自肖新光個人，包括整個創業團隊也認為，當初“股東十年不分紅”的原則是正確的。因為他們要成為的是一個“偉大而長壽”的企業，而不是今天賺500元明天就能賺500萬元的暴富奇跡。

    在他們看來，安天10年，如果抱著想讓它活到100歲的信念，那它還只是個小孩，任何揠苗助長的事情都有可能令其夭折。因為擁有共同理想和普世價值，安天成員愿意只要有錢，就用其做出更強悍的技術。領導層則通過坦誠無私的付出讓大家感覺到：雖然目前不富裕，但至少是公平的。

    目前，這個承擔過包括3項“863”項目在內的20余項國家級科研課題的網絡安全“國家隊”、率先解決現有安全設備不能在網絡條件下進行高速準確檢測病毒的世界性難題的企業、研發出國內首款符合公安部要求的互聯網安全檢測設備的團隊，正面臨其產業化發展中的新一個元年。

    隨著規模擴大，實力增強，靠足夠的技術力量而只需要維系住有限的前端客戶就能活下去的年代將一去不返，擁有優良工程師基因的安天團隊，正在試圖引入資本運作等有助于企業發展的外緣基因。“只要你堅持自己的信念，一定會有人認同你的價值。”安天相信，環境是在變化的，而他們總會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采訪后記」

    尋找下一個城市英雄

    記者第一次采訪安天時，恰好是在日本遭遇強震后。安天先是被嚇了一跳，因為他們的幾個大客戶都在日本。隨后，他們接到日本方面提出的請求：對災區免費。安天答應了這個請求，“這個建議是積極的。雖然雙方的收入都會減少，但人道主義精神還是要有的。”

    這不僅是一個滿懷理想的企業，而且是一個集體善良、集體單純的團隊。回想多年前第一次拿到一個省級創業基金，肖新光說，他們的申請書寫了13遍，公司里一個小伙子悲觀地說，“別改了，咱們也沒什么‘關系’，再改能怎樣。”他告訴這個新人，正因為沒關系，才要把這個東西寫得棒。

    那次申請在沒有任何運作的情況下一舉中的。安天相信：“因為我堅持，會有更多的人堅持，如果所有人都堅持，社會就會更好。”他說：“我們所遇到的各個部門負責人，他們做到了哈爾濱這個城市所約定的極限能力上的最多和最好。我們不想呼吁城市能給安天什么樣的支持，而是希望這個極限能被放大。”

    “極限被放大”意味著什么？事實上，隨著更多年輕人想要或正在逃離“北上廣”，二線城市已經開始了一場爭狠斗勇的搏殺———新方向、新定位，每一座城市都在尋找產業標尺，城市英雄。

    所謂“一鳥在手，勝于十鳥在林。”對于像哈爾濱這樣的二線城市來說，產業環境并不是由做什么決定的，而是由手中有什么決定的。

    目前，安天擁有國內最大級別的計算機病毒樣本庫，肖新光告訴記者，如果有一小塊土地來置備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安天就能建設國內最現代化的反病毒分析基地。

    通過對新一批嶄露頭角的二線城市的分析不難發現，當浮云飄過，扎根于本土的創業者才是城市活力的基石，其中那些擁有“國家隊”資質的創業企業更是一張待出的好牌。或許，在尋找下一個城市英雄的過程中，不僅需要政府向創業者施以資金的扶持呵護，更需要強有力的創建有利于本土企業發展的政策、經濟與市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