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居民收入跨越“貧富鴻溝”
當前，海南經濟社會發展還面臨著諸多“不和諧”，突出表現在城鄉之間存在巨大差距，貧富懸殊仍在擴大，如同一道大鴻溝橫在我們面前。如何縮小差距跨越鴻溝，調整好城鄉關系，這不僅是海南５９０多萬農民的迫切要求，也是海南建設和諧社會進程中的重點和難點。
海南省城鄉調查隊的調查結果顯示，２００４年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７７３５．７０元，１０％的最低收入組人均年收入為２３０８．０７元，削除物價增長因素的影響后，實際下降２．５％。１０％的最高收入組人均２１５４９．９６元，削除物價增長因素后，實際增長２．１％。高收入是低收入的９．３倍，比上年的８．９倍增加了０．４倍，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２００４年城鄉居民收入比仍為２．７４１。
調查分析，首先，工薪收入低是造成我省人均收入低的主因；二是家庭人口多就業人數少，２００４年全省城鎮居民家庭戶平均就業人數為１．６３人，占家庭人口的４６．１８％；高收入組戶均就業人數為１．５６人，占家庭人口的６２．６５％；低收入組戶均就業人數為１．３８人，占家庭人口的３１．４３％，是十等距分組里就業人數最少和占家庭人口比重最低的組；三是文化水平低，收入的高低與文化程度的高低是趨向正比例關系的，也就是文化程度越高月工薪收入也越高，反過來文化程度越低月工薪收入也越低。比如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均月工薪收入為５５０．００元，大學本科為１３４７元，研究生為２７２１元。而低收入組的就業人員人均月工薪收入只有４３０．４３元，因此推斷他們的文化程度大部分很可能沒有達到高中水平，這就是造成他們工薪收入低的原因；低收入戶的個體經營收入也低。
企業的管理層最富有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自上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我省社會的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個新的階層逐漸形成，并不斷擴大。這個群體包括企業的管理層和白領工作人員、中小企業家、政府雇員、專業群體比如醫生、律師、ＩＴ工程師等等、自由職業人員等。他們是市場擴展、深化和社會逐漸發育的產物。
有關調查結果顯示，從職業角度看，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和專業技術人員在城市高收入群體中所占的比例超過一半。
調查結果表明，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在城市高收入群體中的比例最大。盡管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在總人口中占有較小的比重，但在城市高收入群體中的比重卻排名第一。專業技術人員位居第二，他們普遍地依靠其專業知識獲得中等以上以至較高的收入，并維持了一種體面的生活。第三產業尤其是ＩＴ產業的專業技術人員比重不斷上升，出現了高素質人才供不應求的局面，其收入也大幅度提高。城市高收入家庭擁有住房、汽車等高檔消費品，在購買保險、子女教育方面舍得花錢，旅游、文化、圖書等新興市場是由他們支撐的。
其他職業人員占城市高收入群體比重依次如下：自由職業者、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商業服務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不便分類的其它從業人員和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
關注貧困的弱勢群體
２００５年５月份民政事業統計月報顯示，我省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為１３７４０１，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為５６６０７。據統計，海南農村貧困發生率在１－５％之間，低收入人口占農村人口的比重在５－１０％之間。至２００３年底為止，全省貧困人口減少到６．１萬人，低收入人口減少到５８．２萬人。
據分析，我省農村貧困主要表現在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各方面。農村人口主要由受過初中和小學教育的群體構成，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體構成，這無疑是中國城鄉之間最大不平等。如一名到外地就讀的本科大學生，每年最少花費１萬元～１．５萬元，４年最少花費４－６萬元，一個４口之家的農村貧困戶家庭，即便有２個身強體壯的勞動力，一年的純收入也供不起一個大學生。其家庭經濟狀況更是苦不堪言。盡管國家與學校都采取措施給貧困生以補助，實施助學貸款，但并沒有解除大多數貧困家庭承擔的經濟壓力。有的家庭為供養一個大學生，不惜變賣牛、羊、房屋等生活生產資料，四處舉債。對有的家庭來說，供養一個孩子上大學意味著家庭長期處于貧困狀態。
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既不能低估，也不能退縮，而是要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在“多予、少取、放活”總的指導思想引領下，夯實農業基礎，確保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努力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有關專家認為，構建和諧海南，就要從根本上扭轉城鄉差距過大并不斷擴大的局面，繼續加強提高農民收入的措施，連接城市生產和農村消費的鏈條，讓貧困群體分享社會進步和改革開放的成果。政府要貫徹落實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不要跟農民爭利、爭地，盡快解決農場經濟等歷史遺留的問題。
據分析，制約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一是農業生產的影響。２００４年農業生產經營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最大來源，但由受旱災的影響，勢必直接影響２００５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二是農產品價格影響。５月份，我省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１３．１％，這是我省農資價格自去年７月以來連續第十一個月以兩位數增長。據測算，農產品價格上漲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影響很大。三是降低農業生產成本的可能性不大。２００４年由于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使農民種糧少增收５４元，如果２００５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繼續上漲，農民的種糧成本還會升高，直接影響農民的純收入。四是農村勞動力就業與轉移的影響。由于我省農村勞動力的就業與轉移能力十分有限，農民務工收入排在全國倒數幾位，但保持著增勢增大的勢頭。
海口居民不敢花錢貧富鴻溝”
有些大城市的的居民是今天花明天的錢，然而海口的居民不但不花明天的錢，而且昨天的收入都不敢花。
據海口城市調查隊對３００戶城市居民家庭抽樣調查，５月份海口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７３３．７８元，比去年同期增長４．３％；人均消費支出５３８．５２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１０．９％，居民經濟收入繼續增加，但消費支出下降，說明海口居民消費疲軟。
據了解，海口居民收入能夠穩步增長，其原因主要是工薪收入和經營收入的增長。５月份海口居民人均工薪收入５５９．５８元，經營性收入４５．０１元，比去年同期增長２０．６％和６３．１％，分別影響可支配收入增長１３．６％和２．５％。其中：工薪收入中的工資及補貼收入人均５４０．０２元，同比增長２４．２％。
５月份海口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５３８．５２元，比去年同期下降１０．９％。為何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４．３％的情況下，人均消費性支出沒有上升反而下降呢？主要原因是：低收入戶消費能力較弱，高收入戶消費欲望不強；傳聞中的陽光補貼、車改方案遲遲不見出臺，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收入無法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人們的消費欲望；市面上的新、奇、特產品不多，彩電、冰箱、洗衣機“老三件”已接近飽和，汽車、房子等高檔消費則需要較長期的積累過程。
低保人員吃“皇糧”
“皇糧”就是國家財政每個月給發出的國家工作人員薪水，他們有固定的收入。然而，在海口一部分不是國家工作人員的困難居民，他們也能夠吃到“皇糧”，而且每個月領取到固定的“工資”。這就是低保金。
低保標準如何確定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又稱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是國家為救濟社會成員收入低需求的人口而制定的一種社會救濟標準。
據海口民政局有關負責人介紹，１９９９年海口市政府確定了海口市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為家庭人月均２２１元，達不到標準的由政府給予差額補助；農村特困家庭人月均９３元，達到不標準由政府給予差額補助。以下這類人可以申請最低生活保障：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又無法定贍養人、扶養人或撫養人，以及雖有法定贍養人、扶養人或撫養人但其無贍養、扶養或撫養能力的城鄉居民；失業人員領取失業保險金期滿仍未能重新就業，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市當年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居民；在職和下（待）崗人員在領取工資或最低工資、基本生活費后，以及離退休人員領取離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月收入仍低于本市當年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居民；其他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市當年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城市居民。
海口每月發低保金１８８萬元
有了低保的標準，海口每月都向低保居民發放“工資”。
據海口民政局統計，今年第一季度海口城市居民領取低保金人數達到１８００２人，農村領取低保金人數１９５１０人，累計發放資金５５１．２８３２萬元。這些領取低保金人員包括在職職工、下崗職工、離崗人員、離退休人員、失業人員、三無人員、孤老人員、因殘致貧人員、因病致貧人員、因災致貧人員、其它人員，其中城市低保金支出３３３．３５７３萬元，農村低保金支出２１７．９２５９萬元。
農村低保金將改為銀行代發放
近年來，一些關于農村低保金發放不到位的事情屢見報端。為此，海口民政局將出新招——統一由銀行代發放。
海口一市民訴說自己的故事：“一天只用１０元”
４７歲的林鴻明身材高瘦，臉色焦黃，眼圈浮黑，聲音有氣無力，這明顯是營養不良。
夫妻２０年前雙雙下崗
林鴻明是個知青，１９７９年返城后進入位于海口市白龍北路海口藤器廠當工人。本以為生活會有了固定收入，可好景不長，因藤器廠效益不好，不得不進行裁員，１９８５年林鴻明下崗，成為該廠第一批下崗工人。而禍不單行，同年，愛人也從人力車廠下崗了。下崗后，單位發不起生活費，只幫繳納社保金。生活來源斷了，一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窘境。好在藤器廠在工廠宿舍區蓋了一些小瓦房，給大家居住，但每月要交租金１６元。
小瓦房面積僅２０平方米，里面最值錢的是一臺２１寸的電視機，還是前幾年買的二手貨。沙發、桌柜、床就把房內占了一半。而本已低矮的瓦房，還用木料隔成“小閣樓”。林鴻明說，他和兒子睡“小閣樓”，愛人和女兒睡下面。“這一片的小瓦房已有十幾年了，已成了危房，怕是也住不了多久了”，林鴻明說。
全家四口一天生活費１０元
夫妻雙雙下崗后，為了養家糊口，林鴻明踩起了人力三輪車，而愛人則打散工。在兒女幼小時，生活還過得去，到兒女入學后，特別是大女兒林蔓嬌上了中學后，加上政府部門加大了對人力三輪車打擊力度后，林鴻明不敢再踩三輪車，全家的收入僅靠愛人打散工掙的三四百塊錢，生活因此越來越緊巴。為此一家人對錢的使用只能精打細算，全家四口人，一天三餐的伙食費控制在１０塊錢以內，魚肉類平時極少買，只有在節假日時才買，換換口味。
盡管全家人省吃儉用，但日子依然過得很艱難。去年３月，林鴻明所在的白龍居委會為林鴻明申請到每月１８４元的低保金，今年１月起，增加到２８４元。
一個農民是這樣成為藍領的
當農民又辛苦，但是當藍領也不容易。然而，當農民很自由和快樂，藍領又多了幾分無奈和煩惱。
來自澄邁的王女士，丈夫和兒子一家三口原來都在農村，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然而，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他們全家人命運，全家人都到海口進工廠打工，全部“農轉非”，從農民一夜之間變成了藍領。
據王女士介紹，１９９５年初，由于村里一位鄰居在海口一國有企業負責綠化和清潔工作，他把整個工廠的衛生工作全部承包下來，然后自己請工人來幫忙。當這位負責人回村招工時，沒有多少人愿意報名，因為這份工作當中有清潔廁所的任務，村里人都說是到海口幫人家沖洗廁所，這樣身份很難聽。然而，由于家里經濟收入非常困難，還要供小孩上學，多辛苦的工作也要做。王女士說，當時在農村一個月很難賺到５００多元，到工廠當清潔工一個月就可以拿到５００來塊錢，這對城里人來說是微不足道，但對自己的家庭來說豐厚的收入，可以解決孩子上學的學費和伙食費。因此，不管村里人怎么評價，最終王女士是冒著不好的名聲來到海口。當時也給家里人很大的壓力，自己也很痛苦，但是一想到整個家庭的發展，痛苦立刻拋到腦后。
來到海口后，王女士開始上班，和工廠的工人一樣按時上班和下班，開始還不習慣，但慢慢來也習慣了。王女士說，當她第一次去廁所時，感覺臉一陣陣紅，好像廠里的職工在后面盯著她指點什么，自己非常不自在。然而，隨著工作時間推移，她發現并非如此，而是廠里的職工非常友好，把自己當做一樣的親人。一有空閑時間，工人都跑過來跟她聊天，還問她需要幫忙就提出來，每到節日工人還送來的一些禮品。同時，一些工人還給予王女士鼓勵，這樣的工作還比不上她們在廠里工作辛苦，相對農村的工作就更輕松了，而且工資也不低，希望王女士好好做。這樣，不知不覺的已經過去十年，王女士已經完全適應自己工作，而且還非常驕傲。王女士說，現在差不多成為工廠的元老了，而且還將繼續做下去，只要工廠不淘汰她。
“打工妹”痛訴拿不到最低工資 “抗議就得走人”
從我省２月２６日頒布《海南省最低工資規定》（下稱《規定》），至今已有四個月有余，其執行情況如何呢？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從事快餐、老爸茶、保姆等服務餐飲行業從業人員普遍拿不到最低工資。但很少有人投訴，媒體在這方面的報道亦鮮見。那么是什么讓“打工妹”們選擇了沉默？
服務員：我拿不到最低工資
《規定》稱，海口市、三亞市、洋浦經濟開發區等一類地區月最低工資標準５００元；瓊海、儋州為４００元；其它市縣是３５０元。但在采訪中，海口市老爸茶等服務餐飲的從業人員普遍反映，自己所拿的工資遠遠低于最低工資標準，大多數在３００至４５０元之間，而工作量很大，大數人工作超過８個小時，有的長達１０個小時以上。在服務餐飲行業中工資最低的應是保姆，有的保姆月工資僅２００元。“這好象不是在發工資，而是給零花錢”，一位小保姆說。
另外促銷人員有時也拿不到最低工資——如果銷量不好提成少的話——她們的工資是底薪加提成，底薪是每月３００元。
抗議：結果可能是走人
《規定》第十五條“用人單位違反本規定……由勞動保障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其限期補發所欠勞動者工資，并可責令其按所欠工資的１至５倍支付勞動者賠償金”，那么拿不到最低工資，而“服務員”們卻不敢向老板提出抗議呢？“如果你敢提出，老板立馬叫你走人”，在某快餐店當雜工的阿珍說，“我們店里有兩名工友認為工作又臟又累，于是向老板提出把工資從３００增加到３５０，結果被老板炒了”。
“３５０元是少了點，但總比在家吃閑飯強，雖然工作累，但再累也比不上干農活累”，在鹽灶一橫路某老爸茶店的阿麗說。
四川一農民工訴說自己的故事 “只夠養家糊口”
近幾年來，進城就業的農民雖然呈持續增長趨勢，但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了許多普遍性問題，其中，待遇低和就業體制是制約農民進城就業的根本問題。農民工收入少是全國的普遍的現象，我省的情況也是如此，農民工是一個低收入的弱勢群體。據調查顯示，我省農民工的年收入在各類在崗職工中的較低，他們主要靠苦力掙錢，多集中在電子、制衣、保潔、餐飲等行業，從事對技術水平要求不高的密集型勞動，平均月收入多在４００元至８００元之間。不僅糊家養小，還要存錢養老。
來自四川廣安的民工陳建華，現年２８歲，初中畢業便到海南打工至今，在府城大園路從事裝修工作。他告訴記者，由于他是技術工人，平均月收入要比一般的農民工收入高一些，每月平均收入有１５００元，但由于老婆只是在家帶小孩，沒有工作，每個月要租房和小孩上學的學雜費，月開支約１０００元，平時購買的東西都是便宜的。每月最多也就存４００－５００元，存錢主要是看病和養老，畢竟我們打工仔幾乎沒有跟老板簽合同，什么事要自己負責。據記者調查了解，大部分民工都攜妻兒打工，家庭負擔極重，其居住環境差，有的租危房或是住一些簡易竹棚。
據記者近日對農民工的收入調查，農民工因工種不同，月平均收入最高的有１５００元，最低的只有３００－４００元。在調查中，記者對２０名農民工進行了問卷調查，有１３名農民工收入在８００元以上，他們大多是掙“汗水”錢的建筑工人或者技術工人。其中７名在餐館、茶藝館等當服務員，除去食宿、吃一頓飯，平均月工資只有４００元左右，每月吃飯和零花，還要往家里寄一些，已經所剩無幾。在南大橋作搬運工的老王，已經４０多歲，但干起活來，比一般的年青人還要來勁，他的月收入多的時候有１０００元，沒有活的時候會少一些。他很無奈地對記者說，這也沒辦法，他的小孩正在讀大學，每個月都要花５００元，再寄一點回家，自己每月只留下１００多元。農民工，多數是因家庭經濟困難，家里人多地少，而棄地進城務工，大多還要養家糊口。何況農民工僅能干到５０歲左右，其每年約存４０００元，如果當民工每月掙不足８００元，那就難于維持生活。
湖北一大學生海南月薪５０００元
十幾年前，談到打工沒有多少人愿意，他們爭著往一處鉆——那就是捧著鐵飯碗的政府機關，要么是國有企業。如今，打工成為很多年輕人擇業時尚，甚至還出現了一些“打工皇帝”。
五六十年代，年輕人以上山下鄉到農村勞動為榮，并美其名曰農村是一所大學。如今，年輕人又以到社會打工為榮，證明自己的人生價值處處能發閃光，并自嘲我打工，我快樂。
劉勇，９０年代畢業的大學生，來自湖北武漢，曾經是一名優秀的畢業生。就在走出校園的十字路口時，一條是通往學而優則仕的通途，一條是自己到社會闖蕩一番的荊途。經過思想激烈斗爭，劉勇最后選擇了“荊途”，到社會當一名一無所有的打工仔。劉勇不但加入打工行列，而且還遠離家鄉南下到海南。
１９９５年，劉勇來到海口。到了海口以后，他舉目無親，身上除了路費就剩下一百來塊錢。海南的熱帶海島風光他無心情欣賞，找工作成為第一要務。為了更有挑戰性，他找到一家酒店銷售部工作，專門做起酒店營銷。由于性別的關系，剛開始業績不是很理想，工資也只能臨時解決溫飽問題，但對自己來說是第一次養活自己，不再由父母供養了。雖然日子過得清貧，但是每一天過得很充實和快樂。接下來幾年，隨著海南的旅游一天天壯大，劉勇的業務也慢慢上升，而且對整個行業操作非常自信，也得以升到銷售部經理，月薪達到５０００多元。
由于酒店行業是一個特殊行業，可以說一個“休閑”行業，他和旅游度假緊密聯系。因此，在酒店當經理的劉勇也沾上行業的光，一邊工作，一邊旅游度假。據劉勇介紹，在酒店工作十年，不要說整個海南島的旅游度假，全國各大城市都走遍，甚至國外，一切美景盡收眼底。打一份這樣的工，不是說快樂休閑，而是已經變成了快樂疲勞。所以從一出來打工，一直堅信“我打工，我快樂”的信條，而且對這十年在酒店打工無后悔，如果下輩還有選擇，還選擇打工。
如今，劉勇已經從海口跳槽到興隆，在一家四星酒店當副總經理，月薪不低于５０００元。談到今后的打算，劉勇打算一直在酒店行業做下去，將來有條件自己開一家五星級酒店，自己跟自己打工，那樣就更加快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