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大學畢業,就到了深圳打工。那個年代,對不少大學畢業生來說,最佳的選擇不是去國有企業得到一個鐵飯碗,而是能夠進入外資企業,或者到特區去闖一闖。除了工資收入的原因,還有一點是厭煩了為得到一個鐵飯碗背后的勾心斗角。到外企,年輕人沒有門路沒有關系,依靠實力,至少還有機會。

　　我的不少大學師姐師兄,畢業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的五星級酒店當門童,或者是客房服務員,不單單工資高,還有小費,還可能認識愿意當擔保人簽字、讓自己可以繼續去海外深造的老外。現在的大學生當然不會這樣選擇,因為五星級外資酒店的工資優勢早就消失了。

　　我到深圳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在一家五星級酒店的前臺工作。記得工資一個月七八百塊,先是住十二個人一間的集體宿舍。因為自己從初中一年級就開始了寄宿的集體生活,所以很快和幾個同事一起,分租了一套農民房。那個時候在深圳,跳槽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而我自己最終也是取得了六大會計師行的一份工作,安定下來,開始規劃自己的職業前景。

　　不過我不知道如果是在現在,要進入這樣的大公司,作為一個本土畢業的大學生是否還有這樣的機會。因為現在的競爭似乎從幼兒園就開始了,能夠進入名校,要交贊助費,對于普通收入的家庭來說,肯定是相當大的負擔。我甚至在想,如果我晚生十年,不知道能不能負擔大學的學費,而且還有那么多“海歸”。不過最重要的是,這些年連原本相當遵守公平原則的外資公司,都開始要看求職者的家庭背景和關系,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已經找不到一個公平競爭的起點。

　　機會越來越少,收入低帶來的生活壓力越來越明顯。和很多上世紀90年代初來到深圳闖蕩的朋友聊天,那個時候,雖然一個工廠的工人只有二三百塊的工資,但還是可以負擔娛樂生活、社交生活的開支。至少那個時候看場電影,不像現在動不動就要五六十塊——翻倍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普遍工資增長的速度。

　　如果拿越南還有柬埔寨的最低工資水平和中國比較,有些人會覺得,中國的工資水平算是高了,卻忘記了把這樣的收入和基本開支進行比較。在這一點上,越南還有柬埔寨,有點像剛剛改革開放的南方,就算是這樣的收入,也能夠維持一種算不上體面,但是卻能滿足基本需求的生活。而且,那個時候的工廠工人,只要努力、敢闖,不少人都能夠成功地經營自己的小本生意,而現在,創業的門檻,也高了許多。

　　雖然越南還有柬埔寨的工資水平不高,但是,因為擁有工會,所以工人們的權益很大程度上能夠獲得保障。這一點,在今年去柬埔寨的時候感覺特別明顯,雖然因為配額以及稅收的優惠,當然還有成本優勢,大量的中國工廠,特別是制衣廠辦到了柬埔寨。但是這些工廠的管理者需要面對讓他們頭痛的問題,就是工會太多,柬埔寨的朋友開玩笑,可能工會的數量,超過了工廠的數量。

　　雖然工會的強大會讓資方擔憂成本增加(歐美工廠的轉移,很大程度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但是跨國企業的這種雙重標準不可能一直持續。那些相對落后的國家和地區,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加,民眾權利意識的蘇醒,或迫使資方提升自己的標準。

　　中國在充當了三十年的世界工廠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這樣的改變。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投資者把勞動密集的加工企業轉移到其它的地方,其實是在用另外一種方式提醒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需要進行轉型。

　　之前,不是很多人提到過“騰籠換鳥”嗎?那些打著高科技產業名頭的加工企業,其實也不可避免地要選擇了。留下來,面對新的勞工環境;或者離開,尋找新的世界工廠樂園。或許,現實在告訴那些跨國企業,依靠低勞動成本的日子,也應該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