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這樣一個畫面讓人頗受感觸，甚至帶有一點傷感：2009年的第二屆香港華語紀錄片節上，紀錄片《父親》獲得了最佳短片大獎。而片中的韓培印在現實里卻沒有同樣好運。當兒子大學畢業，作為父親似乎終于可以停止奮斗坐下享受的時候，他卻吃驚地發現，大學畢業的兒子每月工資根本沒辦法還掉之前欠下的債——兒子的收入甚至還比不上當農民工的老韓自己。韓培印說，“我現在覺得上大學也沒什么用，是不是?”

韓培印的話似乎再次向教育者與被教育者拋出了一個難題：知識能否改變命運?現在，相信很多人都不會輕易而爽快地給出自己心目中的答案。不容否認，當前，不少農村地區的家庭不再以有大學生為榮耀，很多家庭都陷入“不讀書永遠窮、一讀書馬上窮”的悖論中。而“知識改變命運”曾經振奮無數寒門學子的口號如今似乎已成為一種奢望。

面對新的讀書無用論，不僅對于廣大農村學子而言是一個拷問，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同樣是一個深思的問題。在如今遍地大學生的時代，知識還能改變我們的命運嗎?面對如此沉重的問題，我們很難用簡短的幾句話來回答。但是，對于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民族而言，不讀書的民族絕對不可能站上世界民族之林。

可以看到，由于前幾年的教育產業化，大學擴招，大學畢業生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大學生的平均起薪與農民工接近，這早已不是新聞。然而，對于這一現象，至今沒有理性的梳理。普遍的觀點是，大學生貶值，高等教育需要提高教育回報率，否則就會出現上大學無用到讀書無用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寒窗苦讀十余年，在就業的現實社會壓力下卻毫無應對之策，造成這樣的悖論根源在于，中國的單一升學教育體系以及單一的成才模式。在這一教育體系和成才模式之下，受教育者關注的是“升學”福利，而非求學本身。一直以來，在談到教育與人才發展時，不少專家呼吁，社會應把上大學作為成才的選擇之一，而不是唯一，在上大學之外，應該還有其他成才選擇。但具體到教育政策和人才政策時，卻依舊把上大學作為“唯一”的成才路徑作為決策依據。《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顯示，89.1%的人感嘆當今好老師不常有，66.7%的人感覺當下大學生不認真上課情況普遍。不僅本科師生，而且不少碩博師生，一定程度存在“教師混課時，學生混學分”的現象，“老師與學生一起應付”上課。試問，這樣的老師，能教出有價值的東西嗎?這樣的學生，能學到真知嗎?一旦日后走上工作崗位，如何勝任工作?老師不負責任、學生自我放逐，再加上大學課程設置脫離現實，難怪用人單位常常埋怨當今的大學生眼高手低。

當然，由于我們的社會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學歷情結，把學歷作為上升的“敲門磚”，以及嚴重的行業、崗位收入待遇、社會保障差距，沒有高學歷者很難獲得體面工作機會，也難享有平等的社會保障，這就使得整個社會的多元化成才模式難以形成。據一位網友披露，自己多么辛苦的考大學拼搏五六年一個月才3000多元，而他的一位高中同學沒有上大學，其父親是某鎮一官員，工資卻輕松超過他很多，還有很多福利。這種案例很多，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之所以愿意考公務員，就是看中其背后的福利和權力。屁股決定腦袋成為了社會財富分配的一個關鍵因素，這扭曲的社會激勵模式使得整個社會都不屑于去學習去創新，從而導致這個社會無法向前發展。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也是造成大學生就業難的因素，就是從全球產業鏈環境來看，中國目前是全球制造業的大國，但是這個產業鏈上，中國處于中低端，大量的加工制造業需要的是藍領工人。舉個例子來講，就說工廠，從董事長到門口的保安，可能沒有一個大學生，為什么?因為它的本質是不需要大學生。那么真正需要大學生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產業鏈里面包括產品設計、倉儲運輸、原料采購、訂單處理、批發經營、以及終端零售，這些中國都沒有掌握在手里。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一個就是適應產業鏈，另一個就是實行產業升級，這兩個在目前的情況下，哪一個都不可能短時間內解決。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經濟復蘇不力的背景下，全球性的就業危機已經成為全世界的難題。中國制造，最應當警惕這種轉移機制，防范金融風險，從根本上拯救中國制造，不要再步日美后塵。

現實而言，大學生果真與農民工只有三兩百元的距離嗎?在“起薪”之外，人生中還包含著更為重要的“發展機會”、“后賦潛能”等。農民工的人生往往是直線的，沿著起薪的不堪，舉步維艱;而有真才實學的大學生的人生是曲線的，也許會有起落，但未來預期相對更好。從社會的發展而言，大學教育仍然是進入醫療、法律和學術這些能夠提供較穩定和收入較高行業的必要條件。所謂知識改變命運，其實改變的是人生向上的機會，而不是立竿見影的知識貨幣化的能力。（—最權威最專業的鞋類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