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鞋網-要聞分析】今年35歲的劉文釗正帶著3個員工打包所有的公司貨物，他打算從溫州市區的寫字樓撤離，搬遷到靠近郊區的雙嶼街道。這位身材瘦弱的溫州個體老板，做了十多年服裝外貿業務的沙場老將收縮戰線以降低一些房租成本。

　　“如果不搬遷，房租將占到今年公司利潤的30%，公司的經營根本難以為繼。”他告訴本刊記者。

　　隨著這幾年的樓市暴漲，日漸高企的租金，最終波及實體經濟的生存，從制造企業到商貿公司的運營成本節節攀升，堅持或者搬遷，如何抉擇?

　　從市區搬遷到郊區

　　劉文釗從1999年開始做外貿，主要做服裝和鞋子的出口，是溫州比較早做外貿的一批人。當年才20多歲的劉文釗，每年都跑兩次廣交會，拿著樣品鞋在廣交會上擺一個攤位，外商訂貨后，他就拿著訂單，到溫州的各個中小鞋廠下訂單，在約定的時間內，將貨做好后，交給物流公司，將貨出口到歐美客戶的手中。這個行業讓他過著體面又低調的生活。

　　但這幾年來，因歐美國家遭受金融危機，訂單下滑。“以前能做到120萬美元一年，現在差不多也是這樣的數字，因為人民幣升值和國內人工成本的增加，我的利潤越來越少，現在凈利潤只有4%左右，而最高時有10%左右的利潤。”劉文釗表示公司經營的壓力非常大。

　　他考慮搬遷辦公室。他的公司一共有4個辦公人員，屬于典型的小微公司，原先在溫州馬鞍橋附近租住100多平方的辦公室，一年的租金就接近12萬元，按照簽訂的合同，房東還要每年遞增15%的租金。

　　“我這里的地段，寫字樓的價格，從2000年的不到1萬元一平方，漲到現在的每平方4萬元左右，400多萬元的房子，房東收10萬元的房租，也不算太貴，但公司真的已經無力承受了。”劉文釗說，他也能夠理解房東。

　　在雙嶼街道，劉文釗租住到一個二樓的廠房內，有300多平方的面積，租金7萬元左右。他的公司里還有3個員工，他們都是外地到溫州來工作的年輕人。劉文釗說，在溫州一套像樣的公寓，租金都要3000多元，現在這些員工的工資只有5000元一個月，只能做到拼租搬到郊區后，他將辦公室隔壁的100多平方廠房挪騰出來，裝修成宿舍，安排這些工作人員的住宿。他表示，雖然地方遠一點，但是員工的生活環境會寬松一點。

　　來自湖南瀏陽的員工劉萍告訴本刊記者，她現在每月的工資是5300元，與2005年剛到溫州時的1800元相比，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但除去房租后，凈收入的增加幅度并不大，現在搬到郊區后，房租由老板承擔，每個月能省1200元錢，也就是增加了1200元的凈收入。

　　類似劉文釗這樣，為降低成本，將公司從市區搬遷到郊區的現象，這兩年在浙江地區并不少見。

　　“雞肋”廣交會

　　剛剛從廣交會回來的劉遠顯得灰頭土臉，這次他幾乎顆粒無收，連參展費都收不回來。

　　在寧波做外貿公司的劉遠自稱外貿個體戶，他形容自己的廣州之行是“打醬油”，即便是打醬油，也花掉了5萬多元的費用。

　　“在廣交會，與人合租一個攤位，與老客戶見見面。”劉遠說。

　　作為外貿企業的重要平臺，被稱為“世界第一展”的廣交會，是外貿企業交流的重要平臺，劉遠說，廣交會如果不去參加，老客戶也無法維系;去參加，發現也是疲于奔命，收獲不多。

　　劉遠的公司在寧波市江東區的一幢寫字樓里，浙江寧波被稱為外貿企業最集中的城市之一，這里依托有利的港口和長三角地區發達的制造業，在服裝成衣和燈具電子等產品出口業務上，有著強大的競爭力。

　　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11年，寧波進出口總額達到980億美元，其中出口605億美元，寧波出口總額位列全國城市第五，是一個經濟外向度很高的開放城市。寧波的外貿企業以民營企業為主，有著上萬家的外貿公司和物流公司，5個寧波人中幾乎有一個人從事外貿行業。

　　劉遠說，在廣交會，到處可以看到寧波交易團的身影，但是許多人跟他一樣，都是單干的掛靠個體戶。

　　回顧這些年的外貿行業發展過程，劉遠告訴本刊記者，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外貿行業一直高歌猛進。2009年，外貿行業訂單有一定的復蘇，但是到2011年，訂單又急速下滑。

　　這些年來，人工成本不斷增加，“美元對人民幣從當年的8.20到現在的6.25，這損失的全部是利潤。”劉遠告訴本刊記者。

　　掛靠節省費用

　　劉遠告訴本刊記者，他的公司為了降低成本，采取類似掛靠的方式來經營，以降低成本。據本刊記者調查，這樣掛靠的外貿公司，在寧波有一定比例。

　　掛靠外貿公司的運作模式在寧波比較成熟，找一家大的外貿公司，在其公司內部設立部門，一個部門其實就是一個合伙制的小公司，三到四個從事外貿公司的個體戶，一起租賃該公司的一個辦公室和樣品陳列室，就將公司組合完畢。

　　合伙人共同雇用數個辦公室工作人員，平攤這些人員的工資和辦公費用，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的開支了。“公司需要會計，如果不掛靠，必須自己請，找一個兼職會計，也需要1500元，這些都是開支，掛靠后就能節省這些費用了。”

　　外貿從業人員張國慶告訴本刊記者，掛靠公司不僅降低成本，關鍵還能省去一些麻煩。“如果自己開公司，每年的工商稅務和銀行，這些都要去搞好關系。這對我這樣的個體經營者來說，是為了省事省時間。”

　　據張國慶介紹，掛靠公司的主要利潤來源是出口退稅的人民幣兌換業務。按照掛靠的協議，部門所有的資金往來都通過掛靠公司走賬，一般出口退稅在三個月后資金能到賬，掛靠公司則可提前把貨款和退稅給掛靠的個人。按照簽訂的掛靠協議，掛靠公司收取合同金額的1.6%作為掛靠費，這也是掛靠公司的主要利潤來源。

　　張國慶和劉遠等4個人成立一個部門，掛靠在寧波某外貿公司名下，他們一起雇用了7個員工，據2011年的財務統計資料，每年花費房租10萬元，人員工資25萬元，辦公費用6萬元，分攤后，每人承擔的費用是10萬元左右。

　　2011年，張國慶的外貿營業額做到80萬美元，除掉辦公成本后，毛利為人民幣42萬，凈利為32萬元。

　　據張國慶介紹，為了避稅他們4個人還在香港成立一個離岸公司。按照每個人每年5萬美元最高金額，通過離岸公司將美元打到個人賬號，進行合理避稅。比如，一筆金額為20萬美元的合同，有3萬美元是利潤，讓客戶打3萬美元到離岸公司賬號，17萬美元打到掛靠公司賬戶，工廠的發票也是17萬美元，這樣就將利潤留到離岸公司，再轉移到個人賬戶內，避免交個人所得稅。

　　“開設離岸公司，將利潤轉移到離岸公司再打入國內個人賬戶進行避稅，這是一些外貿掛靠公司的潛規則，在江浙一帶不是個別現象。”張國慶說，他周圍的同行，沒有一個不開設離岸公司的，一個朋友每年離岸賬戶的資金達50多萬美元，不得不借用親戚的身份證開設賬號來收美元。

　　高昂的渠道費

　　來自重慶的王文亮在浙江寧波從事外貿行業有10多年時間，從2005年他成立自己的公司運營至今，今年是他第一次虧損，這讓他始料未及。

　　王文亮主要做灌溉用具的出口，是一個比較新興的行業。2005年，王文亮與妻子一起到寧波來創業，成立公司時只有6個員工，當年的業績是80萬美元，毛利達到15%到20%左右，凈利潤是40萬元人民幣。2011年，公司營業額達到350萬美元，員工有12個人，毛利6%，凈利潤是100萬人民幣。

　　2012年，王文亮的公司是虧損狀態，公司的日常經營都難以維持，這讓他開始算起公司經營的成本。

　　“2005年時，員工是2萬元一年，現在是6萬元一年，還不包括每個月500元的社保，房租從6元一平方，上漲到11元一平方，這還是在偏遠城郊。”王文亮感慨這些年的經營成本提高。

　　王文亮告訴本刊記者，這些年來，企業產品的利潤在逐漸降低，公司的經營成本卻在提高。不僅如此，因產品缺少技術含量，還面臨著國外同行的激烈競爭。他告訴本刊記者，現在泰國、土耳其的工廠也開始生產同樣的產品，人工成本遠遠低于中國國內。“東南亞一些國家，只要700元人民幣就能找到一個成熟的生產工人，在中國沿海，至少要3500元，這造成一部分的訂單流失。”

　　在毛利和匯率降低的時候，王文亮想到去開拓內需市場，但是高昂的渠道費用和不確定性，讓他望而卻步，他寧可做外貿，也不想去做內需市場。

　　“內銷的渠道費用很高，需要墊付大量的資金，這樣反而增加了成本。外貿雖然利潤比較低，但是客戶比較有信譽，不存在拖欠款項的問題。”王文亮說。

　　本刊記者調查獲悉，寧波一些生產型企業正在轉內需的過程中，也遇到渠道費用過高的問題，但是同樣面臨的嚴峻問題是，一些生產出產品，在內需上很難取得市場。

　　寧波一家服裝企業的老總告訴本刊記者，為避免高額的渠道費用，現在不少寧波服裝企業都做起了淘寶網[微博]店，但是成功者也是屈指可數。

　　這家企業的老總曾在寧波開設服裝專賣店做試驗，出售自己工廠生產的服裝，最后面臨關門的窘境。

　　“房租太高，一般的門面都需要10多萬元，再雇用兩個員工和管理費，一年就要30萬元的費用，賣衣服能賺多少錢?”他現在專攻電子商務，認為只有靠此渠道，才能讓自己的企業轉型。

　　棄店與空置

　　在房價節節攀升的江浙，房租成為開店最大的成本。

　　福建某知名服裝品牌曾在寧波萬達廣場開設一家服裝旗艦店，一年的服裝銷售利潤是120萬元，但是房租也是120萬元，除去房租后，凈利潤為零。今年，這家專賣店搬到萬達廣場對面的小廣場，一年租金30萬元。

　　老林在寧波做瓷磚銷售生意，門面房租一年是15萬元，兩個員工一年的工資是15萬元，外加其他開支15萬元，一年成本接近45萬元。老林說，今年的銷售利潤大概是80萬元，還有35萬元凈利潤。但是，老林在銷售渠道內投入的流動資金是200萬元。

　　“200萬元的投入，一年只賺35萬元，這還包括我們夫妻兩人的工資在內，這么低的利潤，我真沒心思做下去。”老林說。

　　據老林介紹，他的店面在2005年的時候，租金只要6萬元，隨著城市發展，這里的店面價格節節上漲，租金也水漲船高。但即便是經營得不如意，老林也要堅持下去。

　　“我的200萬元流動資金全在里面，如果我不開店了，人家欠我的貨款，我沒法去要了，而我給廠方進貨都是現金，這等于血本無歸，這么多年辛苦收下一堆欠條。”老林說。

　　相比老林，郭浩就慶幸自己能夠成功撤離。今年40歲的郭浩經營紅酒生意，他的店從去年11月開業，到今年10月，恰好一周年，經營利潤為30萬元，除掉房租和兩個員工的開支后，剩下2萬元。

　　在建立熟悉的客戶群后，郭浩把店關門，將公司搬到寫字樓，新的辦公地點有50平方，租金3萬元一年。郭浩說，他現在只雇用一個人，開設網店，到寫字樓散發傳單，并提供紅酒送貨上門服務，如果運營得當，至少一年能賺10萬元。

　　“相比開門店，壓力小多了。”郭浩說。

　　據媒體公開報道，溫州的店面房出現大面積的空置現象。本刊記者調查獲悉，這一現象在寧波和杭州等地也有出現，只是未像溫州那么嚴重。

　　寧波21世紀不動產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銷售經理告訴本刊記者，隨著經濟下滑，店面和寫字樓的出租生意確實受到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一些大面積的店面房，空置率有一定的提升，但是遠未達到媒體報道溫州所說的60%的空置率。

　　“很多店面房的房東不愿意降價，因此產生空置，比如300萬元的店面房，租金是20萬元一年合理，現在升值到900萬元，那租金不可能到60萬元，這中間有一個期望值無法滿足的問題，這是房價虛高帶來的后遺癥，商業成本通過房租轉嫁給經營者，現在經營者無力承擔，只能棄店離去。”上述銷售經理說。(中國鞋網-最權威最專業的鞋業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