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訊，時值抗戰勝利70周年，母親瞅著銀屏里做軍鞋的鏡頭，她少女時代的往事又一次活泛起來：“我也給解放軍做過鞋。”

　　半個世紀前的話題，已是一縷泛黃的往昔，卻鑲嵌于母親永恒的記憶：“我做的是麻鞋。那年，我才十四。”

　　母親以記憶超強、表達生動聞名鄰里。我常想，母親若生逢盛世，甩著長辮子走進學堂，一定是個好學生。

　　軒轅故里眾多母親做軍鞋的事，我童年就有耳聞，但那時懵懂年幼，從不上心。十八歲那年，我背上行囊，坐汽車、爬火車外出求學。畢業后又去秦嶺腳下的山門中學，成為一名高中數學教師。又三年，我調至縣委宣傳部，有機會接觸縣志資料，才知道母親絮叨麻鞋的往事，沉積了一個時代的記憶。

　　二十世紀初，我的家鄉清水縣有條碧波蕩漾、向西涌動的牛頭河。沿河兩岸，有流淌綠汁的山川，遍地四注的清泉。多年后，與天際相接的一川濃綠，是我童年最親切的記憶。

　　而1949年，是我母親花季年輪中永不褪色的年份，清澈的牛頭河，倒映著棉花般的云絮。沿岸的蘆葦林里，水鳥歌喉婉轉，成群的紅嘴鴉兒、青腹喜鵲翕動著翅翼，在晴空下來回翱翔;稻田里尖細嫩葉直刺天際。

　　七月上旬，解放軍即將越過關山的訊息在家鄉傳遞。那時，家鄉雖未解放，但已城鄉紅遍：半公開為將要揮師西進的解放軍籌措糧草，制作麻鞋的熱潮在婦孺手中興起。

　　我外婆對奔赴抗日前線，沒有歸來的遠親惦記于心，因此在做軍鞋上格外認真。她命我未出閣的母親去縣城扯回二尺黑條絨，割來一尺寬松緊。

　　正值農忙季節，又要在稻田里拔除稗子、又要收割即將黃熟的小麥。我外公牽著一對大黑騾，結伴去隴西馱鹽，從不下地干活的外婆，被逼向地頭。我十四歲的母親于是走出閨房，承擔家務，叼空兒打褙子，做軍鞋。

　　家里湊不夠糊一雙鞋底的碎布屑，母親就將我外公一件半新的家織土布衫拆成布片，再將襯蒸籠的籠布做了奉獻。盛夏的陽光，隨了母親的心愿，不到半日，鞋底被熱浪烘干。大麻紙的底樣按在褙子上邊，母親舉起剪刀，旋去邊角。

　　晚上，母親給高腳鐵燈盞里注滿菜籽油，引燃火捻，與我外婆相視而坐。一豆微光映著她的臉龐。纏過布屑的頂針，套在她纖細的手指上，一柄馬口鐵錐子攥在她柔嫩的手心。母親忽而低頭閉氣，用足全力鉆一指厚的布鞋底，忽而用一根粗針將麻繩從錐眼里扽出。那張開的雙臂，如白鶴亮翅，似御風飛翔。燈影朦朧，一對人影在墻壁上錯落起伏，宛若家鄉的皮影戲開啟了大幕。母親的前額浸出了細密汗珠，俊秀的五官閃耀著青春脈動。就這樣鉆透數百個針眼，納實過百印針腳，一雙布鞋底給納了個瓷實。

　　绱鞋幫，母親一針一針地縫密。每绱好一只，她用木楔打緊楦頭，讓鞋挺括俊氣。六天時間，一雙布鞋完工，母親纖巧的雙手勒出一道道紅痕。

　　離交鞋還剩五天，我青春飛揚的母親，還想獻尖逞能，一展她的麻鞋手藝。

　　麻鞋，源于大麻的骨皮，是《詩經》年代的植物。二十世紀中葉，仍是半個中國的工業原料、家鄉父老的經濟來源。我充滿靈氣的母親，整個少女時代，終日坐在簡陋閨房里學繡花、忙紡棉、練裁剪、制麻鞋。

　　母親把麻皮辮成一指寬的麻辮，再把麻辮盤成鞋底的輪廓，伸出一拃，再前跪兩節指節。一尺長的引針綴著一根較粗較長的麻繩，就是這根麻繩的左右橫穿，鞋底才成為一個整體并有足夠韌性。鞋底造成，前后兩端用繩子各納綁一折彎的硬弓——鞋鼻梁和鞋后跟。鞋底外圍栽滿一寸多長、又密又細的細麻繩——麻襦子，再用兩根較長的粗麻繩，把勻稱的麻襦子串在一起就是鞋幫。家鄉的麻鞋，制作工序繁瑣，渾然一體全是大麻，每個環節既講結實耐穿，又求工藝美觀。

　　母親憑飛揚的青春，靈巧的雙手，終于在四天之內，趕出了一雙麻鞋。

　　1949年7月，解放軍將橫行西北的馬匪精銳騎兵14旅全殲于關山，于7月28日踏上了我的家鄉。長期遭受馬匪盤剝欺壓的父老，由此開啟了嶄新生活的序曲。

　　灼熱的氣浪烘烤著大地，在碾子坡黃熟麥田里彎腰揮鐮的我外婆，頭戴草帽，臉上汗水直流。我母親提著半瓦罐午飯趕來，她轉身遠眺綠汁重疊的牛頭河兩岸，傳說中的解放軍半月后真的出現在她的視野。隔著樹冠縫隙，只見前不見頭、后不見尾的隊伍一路向西……

　　傍晚，我母親跟著我外婆回家，村里柳樹槐樹下，拴著成群的軍馬。村巷房檐下、村道旁，全是就地休整的解放軍。中共清水縣工委派來的聯絡員，給住房寬敞的人家分解借宿的軍人。三面環屋，光陰中等的我外婆家，痛快地領走20多人。

　　饑渴疲倦的解放軍，急需一餐果腹。我外婆想給他們搟面，炊事員嫌太耗時，擺手拒絕。奔前顛后的我母親，看到院里那么多的陌生人，樂得雀躍著抱柴火、提水桶如扭秧歌。

　　那晚，星輝滿天，熱浪撲面。我外婆家的鐵鍋里，突擊煮出兩鐵鍋熟包糊(面疙瘩)。

　　肚子稍有安慰，休息成了大問題。我的家鄉，南依秦嶺，夏季雨水充沛，地面潮濕。屋內腳地、屋外房檐下，都用卸下的門扇、窗扇和麥草打了地鋪，仍有數位戰士無地鋪可安。我外婆堅持讓出她母女夜寢的一面大炕，還要把一頭肥豬送給解放軍。衣衫襤褸的文明之師，沒一人答應，堅持要按市價付銀。我外婆拒不接錢，領著我母親，去附近親戚家了。

　　七天后，解放軍拔寨起程，我外婆回來。門扇各歸其位，院子打掃得整潔。廚房案板上倒扣著一只大瓦盆。瓦盆下，一只黑釉瓷盆里，是半盆豆角燉肉塊，案板上平鋪著六枚銀元。“豬最多值四枚銀元。”后來，外公的這句話，我母親銘記了一生。

　　那年，有“關中屏障，隴右糧倉”美譽的家鄉，把為抗戰付出數千棵核桃樹制作槍托的往事拋卻腦后，又忙于給紅日初升的新中國增添力量：只有八萬人口的清水，月余時間，給過境的解放軍籌得軍糧五百萬斤、軍鞋一萬余雙。還為西進新疆的隊伍集得御寒羊皮一萬余張。近萬父老成了西出甘新、南下四川的支前民工。故鄉，以完美的配合，釋放著激情和暢想，給勢如破竹的雄師陡添了激越的力量。

　　今年初夏，我又一次回鄉，親愛的母親，已和我陰陽兩隔。家鄉，已是另一種姿容。熟悉又陌生的縣城，一幢幢高樓，見證著從滄桑中蛻變的繁華。大街上花影搖曳，車流如織，不再是銜支香煙能轉兩圈的小城，已具現代城市功能。迎面而來的行人，皮鞋、涼鞋、運動鞋滿街踢踏。兒時，麻鞋如流的澎湃腳步已無蹤影。

　　穿城而過的黃河，浩蕩而去。家鄉的麻鞋，至今在我的腦海里晃蕩著……(劉經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