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鞋網-經典案例】據媒體披露，觀瀾湖馮小剛電影公社“1942民國街”已建設完成，將于6月7日正式開街迎賓，屆時華誼兄弟傳媒20周年慶典活動也于當日舉行。這是否標志著馮小剛與華誼兄弟合作的新階段尚不得而知，但聯想到馮小剛在馬年春晚遭到的吐槽，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馮小剛與華誼兄弟之間有著利益情結，但他畢竟是個智慧人，在主導春晚履行職責時進行正當管理應當是他的理性選擇。這種邏輯在業界絕非個案，理應得到理解。

　　智慧人不乏應有的理智

　　有關資料表明，馮小剛的確是華誼股東，且投資于海南旅游業;但如果以此斷定其在春晚中履行的是華誼兄弟公司演員經紀人的職責，把馬年央視春晚導演成了華誼兄弟公司的股東擴大年會，那也失之偏頗，至少是低估了央視的智慧。馮小剛的個人意志未必能左右整個晚會的價值取向，不能不兼顧央視的包容性。用人性假設理論來說，央視對馮小剛的聘用是基于他是一個智慧人，不乏應有的理智。

　　迄今為止，西方的管理理論對人性的假設都是針對勞動者的，如果將行為科學學派曾先后提出過4種有關人性的假設：“經濟人”、“社會人”、“自動人”、“復雜人”用在管理者身上，頗令管理者尷尬。然而，當“國家治理體系”理念的提出，需要對管理行為進行“治理”的時候，管理者的人性假設就難以回避;如果我們想避免在性善性惡的紛爭中無休止的扯皮，求同存異，那么將管理者視為智慧人則是必要的。智慧不僅僅是聰明、機心，還包括對原則的設定與變通的理智。當然，智慧相對于道德判斷而言是中性的，既可能表現出真善美的一面，也可能向假丑惡方面演化。至于顯露于外的是善還是惡，除了個人品質，正取決于外界環境與當事人對外界環境的理智判斷。

　　趨利避害是人的行為的最基本的出發點和動力，智慧人的理智是由趨利避害的心理特征所決定的：在“獲得收益”的條件下往往采用充分必要性論證策略，而在“避免傷害”條件下則采用充分性論證策略。相對于馮小剛而言，假如組織春晚對華誼兄弟公司有利，他就沒有理由不加以利用。然而，這僅僅是就其本能而言。馮小剛的理智會告訴自己，即使想在春晚中為華誼兄弟的利益代言，那也必須是正當的，即進行正當管理;否則在眾目睽睽之下反而會偷雞不成蝕把米，得不償失。這實際上是理智層面的趨利避害，與質疑者按照其本能做出的判斷不是一回事。所謂正當管理，指的是管理行為中具有相當程度的正當性。只要質疑者無法就這種正當性本身進行證偽，馮小剛趨利避害的價值取向就無可厚非。

　　取之有道才是根本出路

　　從財報的角度進行分析，華誼兄弟似乎陷入了在影院急速擴張中出現虧損等困境。但這不能作為馮小剛一定要在主導春晚時進行不正當管理或者不當管理的必然理由。作為一個智慧人，需要理智分析華誼兄弟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假如華誼兄弟出現虧損是影院急速擴張造成的，那么他在春晚中為華誼兄弟代言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頹勢。組織行為學的研究告訴我們，當管理者遭遇了不當對待，比如受到權力尋租的阻擊等等時，他們會轉移這種攻擊行為，由此構成不當管理的前因變量。實施不正當管理的前因變量同樣如此，但也不能無的放矢。

　　應當承認，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中存在著市場不夠規范的情況，導致在吸引外資、鼓勵投資的過程中讓管理者產生某種心理契約破壞的感知;而有這種體驗的管理者不太可能直接對投資環境進行報復，因此會將這種報復轉移到自己所負責的職權范圍內的弱勢者，獲得某種轉移補償。問題在于，這種前因變量本身也在變，中國的市場經濟正在由不夠成熟逐步走向規范，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更加明顯，管理者作為智慧人不會看不到這種趨勢。即使在權錢交易比較猖獗的情況下，管理者的理智仍然會告訴他們，取之有道是時代的主流，撥亂反正的力量總有發力的時候，只有堅持正當管理才能經得住歷史的檢驗。

　　事實上，管理者在不正當管理或者不當管理的前因變量面前并非可以隨心所欲地實施報復轉移。只有性格比較消極的被管理者那里，他們受到傷害也無力保護自己，才會構成不當管理或者不正當管理的前因變量;否則恰恰可以抑制不當管理或者不正當管理的發生。馮小剛對參加春晚的演員與節目雖然有相當的取舍權，但春晚既定游戲規則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覷。誠如馮小剛自己所說：“我對春晚的改變，遠不如春晚對我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他即使“對春晚的改變能有5%、10%”，作為“個人能力的突破”也必須保持取之有道的理智。

　　利令智昏將會自毀前程

　　假如真像一位清華大學教授所質疑的那樣，馮小剛利用春晚爆斂紅利，把馬年春晚辦成“史上最爛文化爛尾樓”，那就說明，馮小剛在主導春晚中失去了理智，忽視了進行不正當管理或者不當管理后因變量的存在，忽視了實施不正當管理完全可以預料到的負面、消極的影響。可惜的是，質疑者只是列出了馬年春晚推出的節目與演員;假如能夠列舉應當推出而中途被“斃”，最終不能與觀眾見面的節目與演員;由受到不正當管理侵害的相關利益主體主張權利，要比以旁觀者的身份提請相關部門問責要給力的多。

　　組織行為學的研究表明，管理者對相關利益主體實施了不當管理，至少會造成彼此心理契約的破壞。按照美國管理心理學家施恩教授的說法，心理契約是“個人將有所奉獻與組織有所獲取之間，以及組織將針對個人期望而有所提供的一種配合。”尤其像春晚這樣的舞臺，組織者與參與者之間沒有經正式書面確定的心理期望成分更多。假如馮小剛在主導春晚時完全置參與者之間的心理契約于不顧，等于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必然會引起眾多參與者的不滿，不僅會在當時的演出中出現很多的不和諧，而且也會為以后在江湖上混下去增加障礙。據媒體披露，馮小剛是習慣于向強權妥協的一個創作者，為了照顧更多人的感受和意見，他很有可能將自己的審美標準放寬到另一個尺度。這多少可以被視為努力減少不當管理的表現。

　　不正當管理要比不當管理在性質與手段上更惡劣，在引起的反彈上往往更強烈：在企業管理中不僅違背了職業道德，而且是對成文職責、規范、流程的挑戰;更重要的是在被管理者面前樹立了一種惡的榜樣。管理者當然不會在企業內部公然煽動不正之風，可以用漂亮的詞句來裝點企業文化;但是言教不如身教，當管理者在不正當管理中說一套做一套時，就很難讓被管理者堅守誠信。盡管按照管理者的想法，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實際上做不到。被管理者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執行中與管理者進行博弈。在自己的專業范圍內，被管理者的智慧并不比管理者遜色。況且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是一對多的博弈，具有再多的智慧也難免顧此失彼。

　　在正當管理中不辱使命

　　應當指出，智慧人不是圣人，管理者在行使職權時的趨利避害并非天然就會進行正當管理;作為理智地選擇，正當管理更多地取決于環境和監管的力度，馮小剛也不會例外。或許作為投資者，其原始積累中不乏資本原罪;然而，作為中國的一位著名導演，馮小剛有自己值得稱傲的過去，當他作為“在野”的文藝工作者終于登堂入主央視春晚，沒有理由不珍惜這樣的機會，以體現自己的智慧人生，繼寫輝煌。畢竟其人生價值并不局限于華誼兄弟的投資。

　　管理者過去的成功在今天能否獲得人們足夠的尊敬，正與他們在當下是否堅持正當管理有關。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在快速發展中在成就了眾多造富神話的同時，在粗放的增長模式中難免泥沙俱下，理智在機會不平等的狀況下甚至會成為一種羈絆。分析起來，無非有這么幾種情況：一是過去堅持了正當管理，也獲得了成功。那么即使在商言商，呀應當善始善終，保持晚節，避免前功盡棄。二是堅持了正當管理，卻沒有獲了成功。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堅定信念、信仰，再接再厲。三是在不正當管理中獲得了偶然的成功。隨著環境向健康的方面凈化，管理者在經濟轉型面前應當進行自我救贖，不能把偶然的成功當做普適的模式。四是在不正當管理中沒有獲得成功，那就更應當改弦更張，以適應經濟從投資拉動向內涵式、和諧式增長轉變的需要。

　　智慧人的趨利避害與價值觀的形成、觀念的不斷更新有關。在價值觀的形成過程中，智慧人固然逐步確立了對利害的認識，習得了趨避的方式，并逐步穩定地指導自己的行為(言行)，從而形成了一種生存智慧。然而這種認識盡管有相當的穩定性，卻并非不可改變，關鍵在于管理者能否在與時俱進中恢復或者保持敬畏之心。正是有這種敬畏之心，才是我們所說的智慧人的根本標志;成王敗寇的體驗不可能在管理中顧及什么正義感。當然，有作為的管理者的敬畏并非一時一地的謹慎，而是對歷史負責。所謂天道崇善、天道酬正，在致力于走得更遠的努力中，理性地選擇顯然不能逞一時之快，只能努力堅持正當管理。 (中國鞋網-最權威最專業的鞋業資訊中心。合作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