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很多學者鼓吹企業的社會責任和企業倫理，希望讓更多的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他們認為，經濟責任和社會責任是企業的雙重責任，企業在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同時，也具有獨立的道德人格，它不應只關心利潤的最大化，還應該承擔除經濟責任之外的更為廣泛的社會責任。并且提出，重視社會利益，對社會負責，可以樹立企業良好社會形象，獲得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為自身創造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反過來可以促進企業利潤的進一步增長。 這些觀點很容易引起人們的贊同，因為它看上去如此的善良和完美。他們背離了企業本身來談企業責任，僅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談企業責任，容易把本應由社會承擔而不是企業來承擔的的責任安到企業頭上去，為企業經營者樹立了新的價值觀，引誘企業患上“良心肥大癥”。 我并不否認企業的社會責任，但應該嚴格界定企業責任和社會責任，以免“社”“企”不分，職責不清。社會與企業在責任劃分上歷來存在嚴重分歧，舉例來說，某大型國有企業門前修路，政府讓其捐錢，企業不捐，很多人不滿意，說他為富不仁。企業感覺非常冤枉，我已經為作為股東的國家上繳了利潤，又為國家上繳了稅收，盡到了社會責任，修路是國家的責任，不是企業的責任，我有財力我就掏，我沒有財力我就不掏，沒有必要非得攬到身上來。 我認為企業責任對外包括守法經營、公平競爭與誠信，對內要求以人為本，為員工提供實現價值的環境。但企業最基本的責任是贏利與納稅，贏利是對股東的責任，納稅是對國家應盡的社會責任。其中“稅金”是值得仔細思考的一個名詞，它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高度濃縮，教育、行政、國防、甚至對外援助等等都是從稅金中提取出來的，只要企業合理合法的納稅，它就已經基本盡到企業對社會的責任，有權對其他額外的社會責任說不，不應該被指責。如果一個企業既偷稅漏稅，又每每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你說它是盡到社會責任了么？ 為了進一步區分社會責任與企業責任，我們可以看以下幾個例子。 捐資賑災是社會的責任，不是企業的責任，企業可以捐資，可以發動員工捐資，但不是必須捐資。我看到，許多企業每當社會需要的時候都站出來承擔社會責任，捐款捐物，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這本身無可厚非，但必須有一個標準，必須在股東的同意條件下進行，必須對股東負責。某國家政策性銀行，對印度洋海嘯災難捐款1000萬人民幣，這筆錢是誰的，不是銀行的，實際上是股東的，股東是國家，國家是人民的，這種捐款，對社會而言是道德的，對股東而言是不道德的，它違背了企業的本質，患上了“良心肥大癥”。 增加就業是社會的責任，不是企業的責任，企業只應根據需要來增加工作崗位，經濟滑坡時必然要裁減員工，企業不能因為增加就業的社會責任而造成機構臃腫，這樣企業最終也是倒閉。國有企業就是這樣的例子，社會負擔過重，不能輕言裁員，最后發明了“下崗”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詞語，是有典型的“良心肥大癥”患者。 教育公民遵紀守法是社會的責任，不是企業的責任，企業對員工的責任就是提供合理報酬及良好的工作環境，支持其發展。員工在8小時工作時間內是企業人，在8小時之外是社會人，一個人下班去賭博，是他犯法，跟企業沒有關系，企業不應該受到牽連，企業沒有教育員工在工作范圍之外遵紀守法的責任。如果企業將管理的職能延伸到工作之外，必然是干涉人權，導致員工的抗議。 中國改革最大的成績之一就是確立“市場經濟”，放棄計劃經濟。確立“市場經濟“的重要步驟就是還原“企業”的本來面目，讓企業輕裝上陣，專注競爭，減少社會負擔。市場經濟最大規律是優勝劣汰，企業最大特征是追求利潤最大化，這兩者都是冷冰冰的，沒有人性可言。但中國歷來有泛道德化的傾向，不容易承認赤裸裸的責權利關系。以至于營造一種道德至上的氛圍，讓企業患上 “良心肥大癥”，行動左顧又盼，疲于應付。企業出名之后，政府、工商、稅務、派出所、街道辦事處、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都涌上門來，以各種各樣的名目索要，其中承擔社會責任就是最大的借口。在我看來當前需要警惕不是為富不仁，而是殺富濟貧，為企業發展提供干凈的社會氛圍。（王吉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