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練的大衛·馬赫蒂摩(David Martimort)有著偏瘦的身材，那淺淺的胡子，似乎有意把自己的真實年齡隱藏起來，但他的手和眼鏡片后的目光卻無法隱瞞他的年輕。這是一個充滿激情又略顯老成的青年經濟學家。

　　馬赫蒂摩1989年畢業于法國理工學院，1992年獲法國圖盧茲社會科學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法國圖盧茲大學教授、法國產業經濟研究所(IDEI)研究員。他還是世界銀行與“Inter American Bank of Development”顧問，美國哈佛、MIT等名校的訪問教授，《激勵理論》一書的作者之一。因為《激勵理論》，年輕的馬赫蒂摩被譽為世界經濟學激勵理論大師。

　　日前，《商界名家》特派記者與馬赫蒂摩有了面對面的對話。

  　激勵理論的中國化

　　《商界名家》：大衛教授是激勵理論方面的巔峰級專家，能否請您用通俗的語言簡單介紹一下什么是激勵理論。另外，以您個人的觀察，激勵理論對中國的哪些實際問題有應用價值，能否舉出一些例子加以說明。

　　馬赫蒂摩：用一句話說，激勵理論就是考慮當委托人不能親自從事某項任務時，他需要把這項任務分配給別人(代理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存在不對稱信息，因此委托人就要提供某種激勵來讓代理人去好好完成工作。所以激勵理論研究認為對所有的人都采用同樣一種政策是不妥的，比較好的做法是提供一組選擇，讓人們自己去選擇對自己最優的方案。

　　一個例子就是法國很多大學要求所有的老師每年都要教學，并且教學的時間要基本相等。其實這是很不合理的。因為每個教授的個人能力不同，有的教授是好的授課者，有的則是好的研究者。所以正確的做法是提供一組選擇，每個教授可以選擇多授課和少研究，或者多研究和少授課。但現在出現的問題是存在不對稱信息，我們往往難以判斷哪些教授是好的授課者，哪些教授是好的研究者。這時候就需要提供合理的激勵機制讓適合的人去做適當的事情。當然這個恰當的激勵只有經過制度設計的創新，才能使現行的大學體制得到改變。這是很有挑戰性的事情。另外一個例子也是如此，一個公司里面有設計部門、營銷部門，我們就需要分配恰當的人到恰當的崗位去做恰當的事情。

　　至于對中國的應用，我想舉一個例子。考慮中央政府和兩個地方政府，出于激勵的考慮，我們應該讓地方政府做一些決定，比如該以什么方式發展當地的經濟，一些地方法規該不該制訂等。這是因為地方政府對地方的事物要比中央政府更加熟悉。當然，這種分權也不能太過分。我們仍然需要一個中央政府來控制指導地方政府，讓它們考慮它們所作所為可能產生的外部影響。比如說某一個省市發展工業可能會給河流帶來很大的污染，這會嚴重影響到下游的省市，這時如果讓他們自己作決定他們是不會考慮到對下游省市的影響的。這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約束上游省市的決策。

　　《商界名家》：我有一個關于中國的實際問題。中國近年來一些城市房價飆升。很多想買房子住的人買不起房子，而另外一些人買房卻不是為了居住而是為了炒房。像這樣一種情況，是否也存在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用您剛才所說的理論能不能設計出一種制度，使得真正想買房的人買到居住的房子？

　　馬赫蒂摩：要解決這個問題，一般人很容易會想到限制每個人買房的數量，認為這樣可以抑制為炒房而買房的問題。事實上這樣做沒有什么好的效果，因為炒房者可以花錢雇人去買房子，最終，房子仍然落到炒房者手上。

　　這種問題非常嚴重。我對中國的具體情況不太熟悉。在我的家鄉法國的圖盧茲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我住的地方不在市中心，在過去3年內，那里的住房價格上漲了40%。圖盧茲的情況是這樣的：市中心的那些老房子不斷的被人買走拆除，重新修建更高的大樓以利于投機。很多人投機于房地產，其結果是其他越來越多的想買房子的人被迫往城外遷移，最后造成一個很嚴重的直接的問題就是城市交通壓力增大，這導致很多人連正常上班都很困難。

　　從激勵理論的角度來看，可以提供兩種不同的選擇給買房的人，這也是我們激勵理論中逆向選擇的問題。你可以設計兩種不同的合同，第一種是長期合同，你可以買這個房子，比如10年后才能賣它，賣的時候不用繳稅；第二種是短期合同，你可以在買房2年后賣掉它，但賣時你需要繳一筆重稅。這樣的話，投機者和普通的買房者就會自動選擇不同的合同。

　　《商界名家》：有沒有哪個國家真的采取這種方案？

　　馬赫蒂摩：(笑)實際中有所不同。在法國采取的是類似的合同方案，在買房后5年之內你不能夠賣，除非你能證明你要搬到別的地方去工作。

　　“道德風險”和 “共同代理”

　　《商界名家》：關于您的理論中的“道德風險”問題，我想問一下它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否有一些現實意義。是否有好的方法解決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問題？如何調動那里的職工干活的積極性？讓他們感覺到不是干好干壞一個樣。您能不能談一下您的看法，我想這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會有所啟發。當然，中國私營企業的這方面問題也是存在的，但可能要好一些。

　　馬赫蒂摩：我首先談一下“道德風險”在國家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問題，如果他們之間可以簽訂一個非常完全的契約，即概括所有可能的情況下，這就不存在道德風險問題。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由于很多原因，比如私人部門的經費問題或者由于私人部門是風險規避的，從而在任命或者代理的過程中，總會存在一些摩擦，這就是這個問題的關鍵所在。

　　現在我們把國有企業加進來。比如我們有一個不太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和一個有效率的私營企業，它們的中間是國家或政府。作為一個政府來說，我們又不能只考慮效益問題。這幾天我在給學生講課時也講到，我們需要考慮其他方面，比如說社會福利等。如果我們僅出于效益的考慮把所有的合同都給了私營企業，那么國有企業最后很可能會破產或者倒閉，然后這就會導致大量的職工失業。而且一旦我們強迫私人企業要有更高的效率，他們往往就會解聘更多的職工。這就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對這個問題，不光是在中國，在全世界許多地方都存在爭論。解決這個問題的一種方法是，我們在考慮效率的同時，應該把社會福利的因素加進去。

　　再讓我們看看國有企業的雇員問題，他們存在非常少的激勵去努力工作，這是因為缺乏競爭。在一個國有企業，職工的業績往往缺乏參照對象，但在私營企業，由于存在很多的競爭者，經營管理人員做得好不好，可以和類似行業公司的業績進行比較，不好的話就會被解雇。所以在國有企業之間也要形成一種競爭，這樣相互之間就有一個比較，從而對管理人員進行篩選。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關于軟預算約束問題。所有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都知道，一旦自己陷入危機或者快要破產的時候，國家政府肯定會全力幫助。這樣就會使得整個激勵被抹去。這是一個非常基礎性的問題。而在私營企業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知道政府不會去幫助他們。

　　另外一個也是關于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問題，我聽說過去中國很多國有企業的經理不管做多做少，做好做壞都是一個樣，甚至企業破產也不會受到什么影響。這個問題也會使得激勵大大削減。所以中國政府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著眼于上述方面。

　　還有一個是關于腐敗問題，這在國有企業并不少見，因為東西是國家的，不少管理人員會偷偷把國有企業的財產轉移到自己手中。而在私營企業，公司本來就是自己的，當然沒有動機去做這種事情。當然，在西方社會，也可能存在幾個不同的私營企業之間的腐敗問題。

　　《商界名家》：關于“共同代理”問題，我知道大衛您是這方面的專家。“共同代理”問題在中國非常普遍。比如一個人為一個單位服務，同時也為其他雇主工作。而這些單位之間可能存在競爭和利益沖突。顯然，這個人對單位不會隱瞞一些重要事情，他的行為可能給某一方帶來損失。請問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馬赫蒂摩：舉一個例子，比如說父母和小孩之間，有時小孩會跟媽媽說，我爸爸要我這么做，從而爭取到更大的自主權。而當涉及到CEO時，如果給CEO過多的權力這樣做，就很有可能產生一些負面影響。

　　“共同代理”問題的一個很重要應用就是關于下游企業問題。比方說，兩個競爭性的公司通過同一個代理商進行代理的話，這就會對消費者效用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它削弱了競爭。此外，共同代理唯一可能會帶來好處的情況就是在兩家公司進行聯合項目時對同一個代理商進行委托。當然這還需要一個前提條件，就是這兩家公司彼此非常熟悉，只有這樣，他們才可以制訂一個聯合策略讓代理人去完成。另一個例子是不少大學教授自己辦公司，這也是一個共同代理問題。面對這個問題，一種做法就是把教授在學校的職責規定得非常詳細，這樣您才能知道他每項工作完成得怎樣。

　　其實，我覺得教授在外面有職務有時也是好事。比如說，一個物理學教授在實驗室得出了一個很好的成果，通過創辦公司可以把它投入生產，這樣可以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樣當然是有好處的。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不能讓這個教授去做公司的管理者，他的身份還應是教授，他所提供的也只應是一些知識和技術上的支持。比如在法國，一個教授如果有一個好點子想投入市場，就會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幫助他進行融資，負責管理等等。教授可以從公司處獲得報酬，但是他不能做管理工作。如果他成為這個公司的管理者，他就必須辭去教授的職務。

　　經濟學家的好與壞

　　《商界名家》：您這么年輕就走上了產業經濟學研究的高峰。我想問一問關于經濟學教育方面的一個問題，這也是您一開始就談到的一個問題。現在，很少有學經濟的學生甘愿去做純粹的理論研究，他們絕大多數人希望從事于實際應用方面的工作，因為這可以給他們帶來更好的前途和收入。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您對年輕學生有些什么好的建議？

　　馬赫蒂摩：其實這個問題在法國也存在。最有才能的年輕人往往都跑去做生意了，而沒有去搞學術研究。這就產生一個惡性循環：現在去做研究的人并不是最有才能的人，讓他們去教下一代年輕人，只會使整體素質變得越來越差。解決這樣問題的一個關鍵就是增加教授的工資。在我看來，法國教授的現在的工資至少要增加三倍以上，只有這樣才能留住人才。

　　《商界名家》：現在一個法國教授的平均工資大概多少？

　　馬赫蒂摩：在法國，比如像我，一個月的薪水大概是3000歐元，當然還需要繳納各種稅。其實包括很多私人部門在內都在享受大學教授的研究成果，他們理應為此付費。中國可能和法國存在相同的問題，我們的解決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不過最后結果應該是差不多的。

　　《商界名家》：在中國現在有這么一種現象，一些經濟學家不停地在新聞媒體上露面，發表不痛不癢的看法，有時候還嘩眾取寵，似乎對國家經濟的好多事情都能做出解釋，幾乎無所不知。結果使一些學生認為經濟學家就是這樣的，而不是沉下心來做學問。在您所了解的法國和其他一些國家，是不是也同樣存在著這種現象？

　　馬赫蒂摩：法國在這方面又和中國類似。在法國，也有一群不學無術的所謂經濟學家，整天在網絡、電視和報刊上大放厥詞。你可以做一個試驗，你到法國一家書店去看經濟類的書，都是那些所謂“經濟學家”制造的一些垃圾。但是你如果去一家英國或者美國的經濟學書店，你會發現那里有不少好的經濟學書籍。

　　所以，作為一個真正做學術研究的經濟學家，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我也上媒體，去打敗那些家伙，把他們趕出去，但這樣我就沒有功夫去做學術研究了，背離了我原來的職責；另一種選擇就是教授自己的學生，告訴他們真正的經濟學應該是什么樣子的。從長遠來看，只有第二種辦法才能使那些在經濟學上不學無術的家伙逐一下臺。

　　《商界名家》：那您能不能告訴大家一種比較好的方法來區別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和一個不學無術的經濟學家？

　　馬赫蒂摩：我覺得好的經濟學家和壞的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區別是看他們是否謙虛。一個不好的經濟學家總喜歡在媒體前大放厥詞，似乎對什么問題都要談出自己的見解來，好像無所不知。但一個好的經濟學家一般比較謙虛，自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