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ICB的會員企業中，基本上都有信用管理部門或者專門從事信用管理職能的人員，但中國很多企業還沒到這一步，尤其是中小企業

　　4月6~7日，一場名為“中國出口企業美國法律保障同盟”首次籌建工作會議在浙江寧波市舉行。同盟的第一要務，就是幫助被美國企業拖欠債款的中國企業到美國去追債。

　　而接下來的5月份，又有一場名為“2007中美貿易追債防債論壇”將在廣州惠東鞋業基地舉辦。在谷歌輸入“中美追債”，就有近1700項查詢結果。到美國去追債，似乎漸成趨勢。

　　百億美元海外壞賬

　　中國企業最早集中反映海外壞賬問題是在1991年，商務部和美國征信機構鄧白氏公司召開了一次“國際商賬追收研討會”，會后接到了國內企業100多個海外追款委托。

　　至今為止，中國企業在海外究竟有多少應收賬款，并沒有官方權威數據。而業內比較普遍的說法是1000億美元，且以每年150億美元的速度遞增。

　　這個數字最早源于2004年第一屆國際信用風險管理大會，來自國際金融、信用及商業協會(FCIB)美國ABC公司以及商務部研究院的有關專家，根據國內企業的壞賬率和外經貿業務規模，推算出了這個數據。根據商務部研究院的抽樣調查，當時我國出口企業的平均壞賬率約為5%。

　　美國ABC公司是提供全球范圍國際商業信用風險管理及國際商賬追收等服務的機構。FCIB(中國)秘書長陳曉東介紹說，2006年美國ABC公司處理的中國案子在250個左右，平均標的10萬美元。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在北美、歐洲、南美洲等地的案子，加起來大概400個左右，平均標的6萬~7萬美元。“就此可以大致了解中國企業目前的海外壞賬情況。”陳曉東說。

　　而依據區域國際貿易活動的頻繁和活躍程度，陳曉東表示，中國企業的海外壞賬中長三角地區比例最高，次之是珠三角。主要集中在輕工行業，紡織、工藝、食品、醫療器械等較多。

　　據浙江省貿促會的資料，全省至少有2/3的出口企業遇到了海外壞賬，集中在杭州、寧波、溫州等外貿出口活動頻繁的城市。數據顯示，近年至少有一半溫州出口企業存在“海外應收賬未能按時收回”的問題。而美中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劉海善透露，“中國出口企業美國法律保障同盟”首次籌建工作會議選在寧波舉行，也是因為入盟的企業中寧波企業最多。

　　“2007中美貿易追債防債論壇”項目總監陳巍對《第一財經日報》透露，根據商務部研究院披露的抽樣調查結果，廣東省2006年的出口業務壞賬高達150多億美元。而根據鄧白氏的統計，壞賬實際數目高達300億美元。

　　廣州市惠東縣是國內聞名的“女鞋城”，擁有制鞋企業3362家，在惠東，單單受騙所引起的鞋企倒閉事件平均一個月就有二三十起。

　　而由于中美貿易的頻繁，中國企業在美國的壞賬總量，占據了海外壞賬的主要部分。

　　從去年8月開始成立美中資產管理公司，并聯絡部分美國律師介入中美追債業務，劉海善也坦言其中的巨大利潤對自己有著吸引力。“這是一塊肥肉”。他保守估計，中國企業在美國的壞賬應有100億美元之多。

　　一旦追債成功，企業必須支付標的的40%~50%作為傭金交給美中資產管理公司。劉海善表示，美國律師事務所愿意先墊付費用幫助中國企業追債，相信也是因為看到了這個巨大的市場。　

　　“聚沙為塔”結盟討債

　　但是，在同盟首次籌建工作會議寬大的會場內，參會企業多少顯得有些稀稀落落。而在接受采訪時，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會異口同聲表示，不希望自己企業的名稱出現在媒體上。

　　“有壞賬就表明我們企業的運營出現了一些問題，會讓供應商對我們的安全控制能力產生懷疑。”一位參會企業代表說。而這，也是一些企業不愿參與追債的重要原因。

　　華東政法學院教授張善恭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目前國內企業對于通過司法途徑追討海外壞賬的案子，基本上呈現出“三不”的狀態——不敢打、不愿打、不會打。“不敢打是因為程序多、周期長、成本高，不愿打是因為沒有愿意領頭的企業，不會打則是對美國法律不了解。”

　　據了解，由于中美兩國尚未訂立司法追債協定，因此中國法院的判決和中國仲裁機構的裁定，仍需委托美國律師在美申請生效或強制執行。而美國律師的費用高達每小時300美元左右，很多中小企業難以承受。

　　Jeffrey J.Wild是美國著名的Lowenstein Sandler,PC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他幫助過很多美國企業阻止中國企業追債。而現在，他要加入到幫助中國企業到美國追債的業務中來。

　　“美國一些公司假定中國企業會被美國的法律嚇住，有些中國公司也會希望再等一下美國公司就會付款給它，但是在美國，追債的時候，時間并不是你的朋友。”Jeffrey說。

　　Law Metro Group 律師事務所是美國一個專門致力于小額壞賬追收的機構，Kate Ballengee律師表示，在該事務所長期的追債過程中，他們發現，如果在賬款到期日開始追收的話，最終成功率會在94.9%，逾期一個月時，追賬成功率為89.9%，逾期半年時，成功率急降為52.1%。應收賬款逾期的時間越長，追賬的成功率就越低。

　　而在劉海善接到的案子中，基本上都屬于久拖未決的壞賬。現在，劉海善構想借助同盟的力量，把中國出口企業組織起來，共同追債。

　　在他的構想中，對于已經發生債務的企業，同盟會員比非同盟會員要享受更低的收費標準。非會員的服務費用比例為40%~50%，會員則是35%~40%。

　　對于尚未發生債務的企業，將先由加盟的中國律師審閱符合中國經濟合同法和相關出口法律法規的條件情況；再由美國律師提供從合同背書到事后司法追債一系列完整的法律經濟服務。

　　而每次審閱文件，劉海善表示，一般收費為標的(出口合同和發票上總價值)的1%，部分特別小的標的(總額低于5萬美元)，每一標的收取1000美元。

　　“我們有大量的案子集中在一起，就有可能要求美國律師降低成本。同時，我們也可以對美國企業產生一定的壓力。”劉海善說。他甚至還在考慮同盟業務逐漸發展起來之后，由追債成功企業和律師方面共同出資，成立一個基金，用于幫助困難企業和小企業的追債。

　　雖然目前業務進度并不迅速，劉海善還是樂觀地表示，一旦有了判例，比如美國銀行拒付信用證、中國仲裁到美國申請執行等，那么接下來的案子進展就快得多了。

　　中小企業信用管理軟肋

　　不過，即便是通過司法途徑追討欠款，中國企業也需要付出不小的代價。為了向美國跨商品國際集團追討18.2萬美元的款項，安徽六安華源紡織有限公司董秘李榮先告訴記者，除去45%的傭金后，他們能拿到的只有10萬美元。

　　可喜的是，一些和寧波一出口貿易商成嘉華(化名)一樣受過騙的企業家，開始謹慎行事了。陳曉東表示，從美國ABC的處理索賠的情況來看，中國企業委托海外專業機構在國外維權案件減少，2006比2000年減少了大概40%。

　　不過，陳曉東認為，現在很多企業以安全性銷售為前提，選擇相對安全的業務來做，尤其是私人企業，所以壞賬率相對5年前來說降低不少。“但這并不表示中國企業的風險防范能力提高。”

    從劉海善接受的30多個案子來看，幾乎沒有一個企業在合同上要求對方提供擔保、也沒有人要求對方以有價值資產作為抵押。“說實話，我并不清楚這些保護自己的途徑。”成嘉華說。

　　“因此對于出口貿易企業，最重要的不是追債，而是學會如何防債。”劉海善說。

　　劉海善稱，在自己所接觸的受騙企業中，基本會采取兩種防御方法——保守型防御和進攻性防御。其中前者就是通過減少訂單，減小每單數額來解決；后者是通過在合同中加上保障條款來解決。

　　“事先了解美國公司的資信，是防止債務產生的重要步驟。資信調查要求越高，壞賬可能性就越小。”Lowenstein Sandler，PC律師事務所的Bruce Buechler說。

　　但是資信調查，目前在中國還是一個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領域。據了解，中國最早的企業資信調查業務，來源于1986年外經貿部計算中心與鄧白氏香港公司的合作。

　　不過時至今日，我國企業資信調查機構的客戶仍然以外資企業和外資金融機構為主。只有大約10%的委托是國內的外貿企業、信用保險公司調查海外企業資信狀況。

　　劉海善表示，這個較低的數字是可以理解的。“目前進出口企業的利潤只有3%~5%，這使得他們沒有可能拿出更多的錢來做信用調查等預防性措施。”

　　據了解，目前國際上的征信系統一般有兩大模型。一是由國家組建的公共征信系統，如法國。央行利用這個系統收集所有公司的交易、信貸、稅務信息，形成國家壟斷的公共信息庫。在保護商業秘密的前提下對一些有資格的征信機構開放，企業可以通過征信機構了解這些信息。

　　另外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私人征信系統。國家在保護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的前提下，要求所有的個人或企業必須公開他們的信用信息。私人公司收集和加工這些信息，然后向企業提供信息。

　　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教授朱榮恩表示，中國的征信體系，是把公共征信系統和社會征信系統并行。但同時，企業本身也要建立自己的信用管理部門，在企業投資、銷售的過程中要把信用管理、信用風險評估嵌到雙方的合作環節中。但不管在哪個層面上，“企業應當唱主角，因為它是直接利益主體。”朱榮恩說。

　　陳曉東表示，在FICB的會員企業中，基本上都有信用管理部門或者專門從事信用管理職能的人員，但中國很多企業還沒到這一步，尤其是中小企業。“去年，我們培訓的第一批取得CICA(Certified International Credit Analyst)認證的注冊國際信用分析師，共15人，一半是來自在中國的外企，一半是國內的大型企業，中小企業一個都沒有。”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韓家平曾表示，企業成功的信用管理標準為，壞賬占營銷額的比例介于0.2%和1%之間，平均應收賬款回收天數不超過放賬期的10到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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