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在中國特色環境下，一項事物如果被人們重視到作為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關鍵績效指標）的程度，其生命周期會明顯縮短。這在我們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容易觀察得到，比如：發現一個好東西，于是大家不擇手段地競相追逐，不久，好東西很快“火”起來，再不久，好東西因大家“不擇手段”地追逐而爛掉。改革開放初期，由于長期政治運動和文革，中國高教體系被破壞，人才奇缺，中國恢復高考制度和學位制度后，博士成為一個好東西，教育部門將博士點作為重要的KPI指標評估大學，甚至按博士點配備資源。結果“博士點 ”（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培養單位）、博士導師、博士很快火了起來，各大學“自然而然”地相互攀比博士點的多少，利用各種手段爭取博士點和博士生導師，而隨著博士的數量雪崩般地增加，博士的質量卻大幅度地降低，一度甚至可以用“爛”字來形容。為了刺激學者多發表論文并與國際接軌，中國政府部門和研究機構將國際上常用的SCI作為KPI之一，不僅用之評價科研機構的研究水平和績效，而且甚至根據其進行資源配置，結果導致出現了很多制造SCI的活動和做法，甚至弄虛作假，將好端端的SCI變成了某些情景下人人喊打的東西。GDP成為考核各級政府運行效果的KPI，資源的配置甚至領導的提拔均與之有關，于是GDP 被擺到了一個不合適的位置，GDP上去了，結果卻造成了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生態破壞、可持續發展鏈條被割斷等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一個重要的經濟參數陷入被不斷質疑的尷尬境地。院士本是對學者學術造詣的認可，但在中國大陸，院士承載了遠遠超過其原意的“價值”—副部級待遇、不退休制度、科研機構用來爭取項目和投資的砝碼、各種評估和排行榜的重要依據，結果，不少個人和單位爭奪院士頭銜，不僅扭曲了院士稱號、甚至污染了院士評審過程，嚴重破壞了院士的榮譽和形象，甚至造成了一些不良的社會影響。

    美好的東西，其生命周期本應該是如生命之樹一樣長青，可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為什么竟會陷入“好—火—爛”的無奈循環？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看有關人類生命健康的KPI.在長期醫學研究和實踐的基礎上，身體運行也有很多KPI，如血壓、膽固醇、血糖等被認為是身體健康與否的晴雨表，耐心呵護這些指標，就能延長人類的生命。分析其中KPI的確定過程，我們發現，①KPI往往并不惟一，而且其相互作用關系非常復雜，需要經過大量的科學研究、（臨床驗證）實踐檢驗才能確定下來。②賦予恰如其分的價值和作用，每個KPI可以表明身體的某個方面的狀況，但這僅僅是一種概率意義下的作用關系，還有可能出現異常，所以僅可作為診斷或判斷的重要依據而不是充分必要條件，不能讓其承載超過其能力的重任；高明的醫生在得到化驗結果后，不會簡單根據各種指數生搬硬套地開出處方，而是會根據患者個體特性和自身大量經驗及體悟做出最終決策，這時的KPI僅是重要的參考而已。③對KPI的利用有一系列基本的規則和規范，不得濫用。

    回到我們的問題，至少有三點教訓值得借鑒。一是KPI確定的嚴肅性和科學性，特別是其在整體運行中的價值。在現實中，我們往往是缺什么或重視什么就將什么作為KPI，而對其作用以及其對整體性目標的影響研究不夠。換句話說，KPI設置的科學性和系統性不足，結果對之的重視會產生很多負效應或不良副產品。二是讓KPI承載了超過其能力的作用，例如將獎罰、資源配置過分地與KPI掛鉤，使得不少人不惜違規甚至違法地進行追逐，從而使一個好東西蒙上了不光彩的陰影。三是我們社會對法規、制度、規范、科學的尊重和對違規、違法者的懲罰急需改進，否則社會秩序和持續健康發展會受到嚴重傷害。具體到我們的議題，就是對 KPI使用和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規則的尊重和嚴格執行。實際上我們設立KPI時，出發點、使用范圍往往并沒錯，很多短命是因為我們違規“亂來”導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