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鞋網】 始于2007年8月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主要實體經濟造成了自上世紀經濟“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沖擊。受其影響,我國進出口額從2008年11月至2009年10月連續出現負增長達12個月之久。表象上,這是我國融入國際經濟分工所表現出的經濟危機的國際傳導性和全球同步性;實質上,它反映了我國對外貿易模式的粗放型格局仍然亟待改變。

    改革開放為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巨大契機,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出口貿易規模從1978年的97.5億美元快速發展到2009年的12016.6億美元,30多年間增長百倍以上,增速遠高于美日德等發達國家。同時,我國在全球的出口貿易地位也空前提高,出口貿易對我國經濟的貢獻度和拉動度也不斷增強。然而,雖然我國出口貿易總體呈現出良好的發展趨勢,但大而不強的結構性失衡問題依舊突出。

    首先,從出口貿易商品結構來看,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層次和技術水平仍然較低。盡管工業制成品自1981年開始成為出口主導產品,但其中相當一大部分是紡織品、服裝、鞋類和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水平遠不及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據對我國四類工業制成品的貿易專業化指數分析顯示:我國出口商品中競爭力最強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競爭力相對較弱。由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中屬于缺乏彈性產品,同時又面臨諸多后發國家更低成本的激烈競爭,我國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此外,資源消耗高、環境污染重的產品在我國出口中也占有相當比重,這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國際競爭力方面,我國出口商品的設計、開發、生產、營銷、使用及售后服務能力均表現不強。

    其次,從出口貿易方式結構來看,盡管加工貿易在出口創匯、解決勞動力就業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加工貿易對一般貿易的擠出無益于我國貿易質量的改善和提高,并有可能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第一,現行的加工貿易優惠政策易引起稅源萎縮并限制一般貿易發展;第二,加工貿易監管不力易使加工貿易成為走私的重要渠道之一;第三,加工貿易的關聯度較差且增值率較低,對相關產業帶動性不強,技術外溢效應有限;第四,加工貿易出口是造成我國貿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再次,從出口貿易主體結構來看,非持續性問題仍然存在。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均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作為主要推動力量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近些年來,外資企業已成為我國外貿的主導力量并繼續呈現增長態勢,國有企業在我國外貿中的地位則不斷下降,而民營企業也在迅速崛起。截至2009年底,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分別占我國外貿總額的55.2%和23.1%,而國有企業份額則降至21.7%。目前,對外資的過度依賴引致我國貿易安全風險不斷積累和放大。比較而言,我國民營企業出口規模相對較小,而且還受到諸如品牌、人才等內部約束以及反傾銷、特保和技術壁壘等外部約束。

    最后,從出口貿易區域結構來看,我國的外部貿易區域結構集中度過高,貿易區域多元化能力不強,過度依賴發達國家而與廣大發展中國家貿易規模較小。從出口市場看,我國對前五大出口市場出口額累計占比從1994年的79.6%下降到2009年的68.9%,降幅不大,這加劇了市場風險,進而造成了我國對外貿易的不穩定性與波動性。從貿易順差來源看,我國的順差來源地主要集中在美國和香港,這是導致貿易摩擦頻發的直接原因。

    長期以來,我國依靠靜態比較優勢累積了數額巨大的外匯儲備,在此背景下,我國人民幣升值壓力和外貿經營風險驟然加劇。經濟賬戶的持久失衡不得不使我們反思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持續性。

    理論和實踐均表明,當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均GDP達3000美元以上時,經濟將進入關鍵的發展期。由于此階段關系到產業結構能否持續升級和人均收入能否持續增加,因此也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階段。歷史上,轉型失敗與轉型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據計算,我國2009年人均GDP約為3678美元,折合賽爾奎因和錢納里標準產業結構模式1980年的價格水平約為1517美元,這表明我國正處于從工業化中期到工業化后期過渡的“中等收入陷阱”階段。因此,必須對我國傳統的粗放式出口貿易增長方式及出口產業結構進行漸近式轉型,以避免貿易增長動力衰退和貿易模式路徑鎖定。

    2010年2月3日,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就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出了八點意見,其中第八點要求是加快調整出口貿易結構和進口貿易結構。為貫徹落實這一講話精神,我們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通過對外貿易結構的適時動態調整,逐步實現“貿易商品結構戰略化、貿易方式結構一般化、貿易主體結構民營化、貿易區域結構多元化”的戰略目標。

    第一,必須將對外貿易重心放在增強工業制成品出口競爭力上,實現商品的戰略化調整。一方面,在初級產品貿易領域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減少甚至限制資源類產品出口規模,以達到提高出口產品整體附加值和實現資源戰略性儲備的雙重目的。另一方面,在穩定傳統優勢產品貿易基礎上大力發展具有技術含量的工業制成品貿易,由單純地追求靜態比較優勢轉向以動態比較優勢為主的貿易戰略,積極培育和重點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貿易。同時,大力發展污染密集度較低的綠色貿易和低碳貿易,加大對綠色技術和低碳技術研發投入力度,突破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實現我國外貿的綠色化和低碳化發展。

    第二,必須通過延伸加工貿易的產業鏈條和消除不同貿易方式的稅收政策差異,實現貿易方式結構的一般化。要采取有效的產業政策加以引導,使加工貿易由淺加工變為深加工、由勞動密集型變為知識密集型。通過升級加工貿易監管設備和手段以提高加工貿易企業結轉深加工的效率和提高加工貿易的便利化程度,從而達到提升加工深度和延長增值鏈條的目的。同時,必須逐步消除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在稅收政策方面的非對稱性,打破制約我國一般貿易發展的體制性障礙。

    第三,必須加速實現貿易主體結構民營化。政府不但要加大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力度,還應當在政策上引導和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鼓勵民營企業投資于高科技產業。逐步消除對民營企業外貿發展的各種隱性規制,堅決杜絕歧視民企的政策、法規和行為,逐漸降低民企的市場準入壁壘,為我國民企創造良好、公平的外貿發展環境。

    第四,必須著力推進貿易區域結構多元化。既要不斷鞏固傳統市場,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克服貿易壁壘,也要加強對新興市場,特別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開發力度,有步驟、有選擇地開拓那些最具有潛力的市場,從而使我國貿易區域結構形成合理的、層次分明的多元化布局,以此降低市場風險。要對不同國家和地區采取差別的貿易發展策略:在對發達國家進行的貿易中,要以商品結構優化為基本前提,不斷提升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實現由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主導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主導的過渡;在對新興市場進行的貿易中,要根據其市場需求狀況以及我國的產業結構狀況開發出能夠適應不同消費層次的貿易產品,同時實施相對靈活的貿易政策。應積極廣泛地融入區域性貿易組織和開展自由貿易合作,以減少貿易摩擦的發生機會。

    總之,內外部環境日益深刻的變化迫切要求加速我國出口貿易增長方式的轉型,但囿于保增長的宏觀調控目標以及大量的低素質剩余勞動力同高資本有機構成產業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出口貿易必須要經歷轉型之痛。要實現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將轉型陣痛期的不利影響降至最低,并在此基礎上努力加快我國對外貿易由傳統增長方式向現代增長方式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