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首名為《江南皮革廠倒閉了》的神曲在互聯網上紅遍了大江南北。

溫州/老板/吃喝嫖賭/小姨子，歌詞中充滿了這些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字眼。這首歌影響實在太大，激發了溫州籍商人的不滿和抗議，最終以該歌作者道歉告終。這一切在吃瓜群眾眼中，不過是又一場互聯網狂歡，而中國的皮革生意確實和溫州，和浙江密不可分。

浙江，中國皮革重鎮

皮革產業十分龐大，從產業鏈上下游看，可以拆分為四部分，分別是動物毛皮養殖、成品革制造，皮革制品制造、皮革產品銷售等主體環節，

毛皮養殖業與成品革位于整個皮革產業鏈的上游，企業規模較為分散，議價能力弱。行業利潤主要集中在下游的皮革制品制造和銷售領域。在成品革產量上華北地區顯著占優。

2016年全國皮革產量分省市占比

從產品用途來看，中國皮革產品用于皮鞋和服飾為主，分別占到35%和20%，超過一半的皮革制品用于這兩類成品。如下圖所示浙江省在皮鞋產量中位居第二，在服飾產量中位居第一。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皮革行業共有8114家企業，浙江省也以1728家的數量位居第一。

2016年全國皮革鞋靴類產量分省市占比

2016年全國皮革產量分省市占比

浙江的皮革生產基地遍布全省，分布在溫州、海寧、溫嶺、崇福、平湖等地。以國人喜好冠名的特性，浙江省內的皮革城市實在不少。

溫州是“中國鞋都”、海寧是“中國皮革之都”、桐鄉(崇福)是“中國皮草名鎮”、溫嶺是“中國鞋業出口基地”、平湖市是“中國旅行箱包之都”、瑞安市是“中國箱包名城”、東陽市是“中國箱包產業基地”，這些區域內企業高度專業化協作，形成非常緊密的產業鏈，產生了不可忽視的集聚優勢，這是浙江皮革業獨領風騷的的重要支撐。

與我國眾多輕工業一樣，皮革業在剛剛發展時也是以出口加工的形勢服務于國外市場，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而臨海的浙江省有著交通運輸上的先天優勢。而在浙江的皮革基地中，以溫州、海寧最先崛起，實力最為雄厚，而兩者的發展模式也各有分野，各具代表性。

溫州皮鞋：兩次大火涅磐重生

改革開放前，溫州的經濟無論哪一方面都很差, 人均耕地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國家的投資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 不僅沒有鐵路, 也沒有大工廠。農村約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因缺少耕地和鄉鎮企業, 有三分之二的勞動力沒有出路, 城市就業問題同樣嚴重。

“溫州經濟的發展, 并沒有什么秘密, 之所以取得成功, 不過是人們將深藏在心底的強烈的創業致富的欲望充分釋放出來, 并得益于市場經濟罷了�！� 溫州的皮革產業也是依靠著溫州人強烈的求生欲發展起來。宗族發達的溫州社會是一個十足的熟人社會，在溫州大大小小的村落市鎮中，一旦一個人發現了一種成功模式，周圍的親族都能能拷貝與跟進，并迅速占據一個垂直領域。

溫州的皮革業首推皮鞋，從2002年到2015年，皮鞋占溫州外貿出口的比例一直穩定在四分之一，是當之無愧的支柱產業。溫州的靴鞋自古就有盛名，在明朝成化(1465~1487)年間，曾作為貢品送入皇室。

近代的溫州成為一座開放通商的口岸城市，給古老的皮革業再次帶來刺激。民國時期的溫州鞋革迎來了一波產業熱潮，溫州人伊光如創辦了溫州有史以來第一家現代化制革廠——正華制革廠，1930年代初，一位旅日歸僑在溫州開設了皮革廠，帶動了投資熱潮，接著，浙江皮革廠在溫州開業，溫州的皮革產業也越發興盛。

在計劃經濟時代，溫州的皮革業主國營體制下繼續發展，1978年改革前夕，溫州市區有國營、集體皮19家，年產量達到49.68萬雙。在有悠久手工業傳統的溫州，四周的農村也散落著大量掌握制革制鞋技術的農民，他們卻忍受著貧窮和饑餓。

當禁網松動時，他們就自發地重新操起古老的技藝投入到市場經濟的大潮里。在城郊和鄉村，大量的家庭作坊出現了，幾個親戚朋友一合計就能在家里開干。在物資極度匱乏的情況下，成就了溫州制鞋業的第一波黃金時期。

1985年，解放日報刊登《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并同時配文《溫州的啟示》，至此“溫州模式”被正式提出。

然而家庭作坊的野蠻生長，很快就暴露出巨大的問題。80年代溫州鞋被稱為“晨昏鞋”,意思是只能穿一天就會壞。當時皮鞋脫膠、斷底、裂面現象非常普遍，產品合格率僅為28%。

在皮鞋中加紙，更是當時溫州皮鞋常被詬病的所在。皮鞋的加工制作中確實需要在鞋底加一層紙板，但溫州的小作坊把偷工減料成本控制做到了極致，往往表層的薄薄皮質之下就是滿滿的馬糞紙。溫州自古有紙張加工的傳統，所產稱為蠲紙，制作過程中有打蠟工藝使其光滑。80年代小作坊中出現的紙皮鞋，大概是將溫州歷史上那些精湛的造紙術和現代制鞋業來了一個大手筆的跨界混搭。

當時杭州質檢部門在一次檢查中查出，18種鞋的底板幫頭由紙殼制做，其中16種為溫州制造�？梢�，溫州“造紙術”十分了得。“溫州鞋”成為“假冒偽劣”的代名詞，激起了消費者的巨大不滿。各地的工商執法部門也開始針對溫州假鞋的查抄。

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門廣場前被查抄的偽劣溫州鞋堆積成一座小山，憤怒的杭州人點起大火，將5000多雙皮鞋付之一炬，沖天的煙霧和刺鼻的氣味籠罩在廣場上空久久未散去。

武林門事件直接導致了溫州鞋業的信譽雪崩。溫州許多鞋企紛紛應聲倒閉，勉強生存下來的，則改換門庭貼牌銷售。這場信譽危機又蔓延到溫州其他行業，造成了全國范圍內溫州商人的信任危機。皮鞋的創始人王振滔彼時正在武漢賣皮鞋，他也沒能在這場風暴中幸免。武漢電視臺一則報道——《武漢市民腳踏30萬溫州紙皮鞋》，拉開了全省大清洗的序幕。王振滔柜臺里價值20多萬元的貨也被當作偽劣產品查抄。轉眼間這樣被查抄的皮鞋又被有關部門在長江邊直接以以5元一雙的低價處理。

痛心不已的王振滔怨氣難平，決心討個說法，經過長達半年之久的行政訴訟，王振滔終于贏得了勝利，但也只有2000元的賠償。1988年王振滔回到了家鄉永嘉縣，這個誕生過永嘉學派的地方自古就有著不同于他鄉的功利之心和進取意識。也是在8月8日，就在杭州的大火的同一天，王振滔用僅剩的3萬元錢創辦了永嘉奧林鞋廠(后改名奧康皮鞋)。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里，溫州企業基本完成資本積累。借著92年南巡講話的契機，溫州人掀起二次創業的浪潮。大量粗陋的家庭工廠向現代公司轉型，并開始股份制改革。也越發重視質量和品牌。

也正是在第二次焚鞋大火后，奧康、、哈杉、紅蜻蜓等一系列溫州皮鞋改變了消費者眼中低質劣的低端產品印象。

溫州皮革、皮鞋業能夠勃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溫州有鞣制皮革時所需要的礬和鹽。溫州近海多鹽、下轄的蒼南擁有南宋末期便得到開采的世界礬都，儲量占中國80%、全世界60%。這兩個天然稟賦是溫州皮鞋能夠在歷史上不斷發展并勃興的核心因素之一。

當資源(礬和鹽)，人力(溫州鄉村廉價的勞動力)，組織(宗族互助)和產業基礎(溫州原有的皮革基礎)相互匹配時，便是天雷勾地火一般的迅猛發展，占據了先發優勢的溫州到了當代，搶到了市場經濟的風口，于是便成就了這項產業。

海寧：皮大衣的進擊

與溫州相比，位于太湖平原的海寧在各方面的基礎條件都好很多。與偏在東南海濱的溫州相比，海寧距離全國最大的消費市場長三角可謂近在咫尺。而海寧地區的皮革產業基礎也在國內首屈一指。

1926 年，海寧誕生了全國第一家皮革加工企業。1952 年，創立全國第一家公有制專業生產皮革服裝企業。1984 年，創辦全國農村第一個村辦制革廠。1985 年，創建全國農村第一個鄉辦皮革服裝企業。1993 年，興建全國第一個皮革專業服裝市場。浙北的海寧，在歷史上就與蘇南一體構成江南的核心地帶，在皮革業的發展上走的其實是發展鄉鎮企業的蘇南道路，其核心產品也是皮革大衣。

海寧的紡織業起點較高，離不開原有的紡織業基礎和政府投資。尤其是1973年，海寧的國營制革廠發明了豬皮絨面服裝革，得到國家輕工業部的重視，成為了重點扶持單位，1977年國家投入上千萬元，對該廠進行大規模的技術改造;1979年又投入300多萬元，建成了全國第一批的皮革污水處理站。80年代前的海寧聚攏了一大批皮革產業技術人員與骨干，當他們從體制中脫離，走向市場時，無數民營皮革業就有天然的高素質勞動力來源。

1987年，就在溫州的王振滔賣鞋失利之時，卡森國際的創始人、海寧人朱張金以22萬盤下一家瀕臨倒閉的小型制革企業，開始了他的創業之路。與從家庭作坊辦起來的溫州皮革企業不同，海寧的民營皮革業多是繼承了原有國有企業的的廠房機器和技術人員。隨后他看到俄羅斯市場的巨大利潤，在全市4000家皮革企業中第一個出口到俄羅斯，并在莫斯科創辦了專賣皮革的“海寧樓”。在其帶動下，多家企業紛紛開拓外貿，寒冷的俄羅斯一時之間成為了海寧皮革企業的傾銷地。

隨著皮大衣生意越做越大，海寧商人開始轉向沙發面料等相鄰皮革行業，1993年7月，岳姚祥帶著10萬元資金、15名工人起家，創建了加工沙發面料的蒙努，借著起步雖晚，但借著海寧皮革城的東風，發展速度很快，一躍成為海寧皮革行業的龍頭企業之一。

1992年南巡談話后， 1993年海寧地方政府放開手腳，于1993年投資3.5億牽頭建立起海寧中國皮革城，依托這一平臺，海寧市每年舉辦一次海寧中國皮革博覽會，皮革城的市場成交額連年高升，短短幾年間，便從1994年的5.8億元躍升至1999年的市場成文額分別為36.58億元。

海寧市從20 世紀90 年代初到2010 年初，先后更迭了6 位市委書記、8 位市長，但歷屆每屆領導班子都堅持發展皮革行業，連續18 年將其列為全市第一支柱產業。持續的政策扶持加上原有的產業基礎是海寧皮革業興盛的關鍵。

海寧皮革城興建之后，海寧本土的皮革企業獲得了更多的曝光率和國內外訂單，其發展迅速走向新的臺階。蒙努、卡森、等眾多海寧本土品牌借助著集中展銷的平臺優勢，在大眾中形成強勢品牌。

如今，海寧皮革城已經開遍全國，多數皮革制品商場也喜歡自稱海寧皮革廠，海寧皮革已經成為行業符號。

危機與變局

我國皮革行業起步很晚，在20世紀20年代海寧才出現第一家現代化的皮革工廠，此后歷經戰亂和計劃經濟時代更是與世界市場脫節。

但皮革行業尤其是加工業受限于原材料的非標準化與面料的特殊性，生產過程中人工參與度非常高，這又是中國的天然優勢。憑借著在產業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特征等方面的比較優勢，自80年代以來，短短數十年間我國就成為了皮革制品生產和出口第一大國。

以浙江省溫州和海寧地區的皮革產業更是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然而隨著這些地區勞動力成本升高、土地資源緊張、環保壓力加大、當地政府各項優惠政策逐步取消，當地的皮革行業也面臨著升級轉型的壓力。

2011年清明節后，《江南皮革廠倒閉了》中的溫州龍灣區的黃鶴失蹤了，他扔下拖欠104家供應商的1.63億欠款，以及涉及10多家銀行的債務，全家一去不返。那一年也正是溫州商人資金鏈最為緊張的時刻，在洶涌的倒閉潮中，溫州制造業民營企業內大大小小的老板跑路失蹤乃至于跳樓的悲劇屢屢見諸報端。

在這以后，浙江的皮革業又迎來了一次產業整合，是遷移到異地還是轉型其他領域，當年的創業者們又面臨著一次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