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打開福建之門，閩商從蛇到龍
閩字是個十分有趣的字：門內關著一條蟲。這是它的本意嗎?沒錯。而且，這蟲還真就是指一條蛇。蛇被關在房子里，怎么也難有出息。但如果游出門外呢?那就是另一番氣象了。
事實會讓人吃驚。豁然面對東海，蛇躍龍門大不同，小蛇立時變大龍，只在開關之間。看來，閩商的命運，與福建的門，還真會有某種直接的關系。
2006年10月7日，在香港的一個拍賣會上，發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一個叫蔡銘超的福建商人，毫不猶豫地砸出1.166億港元，拍得了明永樂鎏金銅釋迦牟尼坐像。
三年后，蔡銘超又掀波瀾。在2009年2月的法國巴黎佳士得拍賣會上，他又以3149.12萬歐元的天價，要競買圓明園鼠首、兔首。雖然弄到最后因為拒付而導致流拍，但輿論沖擊力實在太大：蔡銘超此舉，竟然直接被江西省拿去，做了當年高考語文卷作文材料。
蔡銘超只是當代閩商的一個代表，放眼望去，閩商群體蛟龍逐海，踏浪前行，已經形成了一個壯闊的整體場面：
在省內，閩商已創辦了一大批企業，形成一個個產業群，光是一個小小的晉江縣，就產生了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晉江”模式，培育出了“安踏”、“安爾樂”、“七匹狼”等中國著名品牌。
在省外，福建民間投資的擴張速度也在加快。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省外投資的福建人數，已經超過250萬。他們的房地產擴張，更是讓人吃驚：在2010年房地產行業實力榜中，地產閩商縱橫捭闔，一舉打破了原有的競爭格局。
在國外，從蔚藍海岸出發的閩商，也積極開拓進了海外市場。有統計顯示，改革開放以后，福建籍新華僑華人，紛紛走出國門創業，如今，福建籍新華僑華人已接近1100萬人。生在異國他鄉，拼得怎么樣?相當不錯。以事實例證，2004年僅福清一縣，從日本匯回福建的人民幣就高達三十億元。
在地球村內掃描一下，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閩商已遍布地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港澳約120多萬人，在臺灣地區有900萬人。全部加在一起，資產存量估計已超過3000億美元。
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現任世紀金源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如論。這個1951年生于連江縣的福建人，從1986年開始，創辦了北京、云南、重慶、上海等八個區域集團，五十多家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超過2000億元，繳納各類稅費超過300億元，無償捐資捐款貢獻社會超過34億元。2009年，福布斯發布的中國慈善榜，黃如論排在榜首，他同樣又成為胡潤“2009慈善榜·單年子榜”第一名。成為胡潤和福布斯發布排行榜以來極為罕見的榜首為同一人的現象。
在中國廣袤的山山水水中，閩商憑借他們定音的金錘，已經占得一席之地。如此卷海翻瀾，志得意滿，熟悉它歷史的人，不免都有點感嘆噓唏了。感嘆是因為，閩商在歷史上經歷曲曲折折，出沒于浩瀚煙波，又經過了一長段時間的沉寂。噓唏又因為，福建處在窮山僻壤之中，每天打開大門，面朝茫茫大海，時刻一臉茫然，不說自己，別人聽來都感到失魂落魄。
事實正是，閩商之魂，歷史以來，飄蕩不居。走進福建之門，看閩商其人，我們于是更想知道，他們是怎樣一群人?
“亦商亦盜”說閩商
福建最早簡稱閩，閩字“門”是聲旁，里面的蟲字念做虺(huǐ)，蛇的意思。這個字最早出現于周朝。古閩人以蛇為圖騰，常將蛇奉于家里。
福建的大門一開，蛇就入海成龍。事實是，早在三國時，這里造船業和航海技術就十分發達，福建一度成為孫吳的一個水軍基地和對外通商口岸。到了南宋和元代，泉州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商港之一，與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有通商關系，形成了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
看來，閩商行不行，就看這扇門。省門洞開的時候，閩商總能搏浪急流，龍飛鳳舞。還在宋元時期，閩南男兒就試圖征服東海。到了明清時期，閩南人開始了大規模地往海外移民。據福建省統計，漳、泉二地有海外移民540萬人，相當于本地人口55%;如以泉郡計，則相當于本地人口的80%。
寫這篇文章，我并沒有找到有多少福建人在漂洋過海時葬身海底和魚腹的統計，想來也是個嚇人的數字。這時，我們都難免會納悶：閩商之所以樂此不疲，拿生命賭惡浪，除了“我的眼里只有錢”、“敢冒風險”，難道就沒有別的原因了嗎?
原因在于，福建跟中國南方多數地方一樣，同是窮山惡水。窮則思變，中國人多是環境逼出來的，古來如此。而閩商被逼闖蕩全球，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時期。這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自東晉到唐宋，尤其是五代，中國戰亂不止。此外，福建天氣溫暖，海風涼爽，許多北方人南遷，都朝福建方向趕，這直接導致福建(還有廣東)人數激增，人口過剩。
福建地處山區，土地本來貧瘠，平頭百姓一年到頭背把鋤頭在土里刨食，還經常弄得吃了上頓沒下頓，現在中原地區人(客家人)還趕來跟福建人爭土刨吃，沒法活了。
“寸板不許下海!”朱元璋這樣一口命令。
朱元璋為什么對海禁如此有興趣?有學者分析，這可能跟朱元璋的出身有關。朱元璋從小家里窮得叮當響，自己要過飯，還當過和尚，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出身赤貧的皇帝，他既然做了皇帝，從小沒花錢，對錢沒感覺，對權力有興趣。或許，在他的社會理想中，是想將中國引向老子勾畫出的那種“雞犬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簡樸農業社會。
當然，從朱元璋個人出身分析，是十分淺表的理解。海禁如此嚴網高壓，有社會制度的深層原因。明朝是帝國制度嚴重走下坡路的時候，它的墮落本性開始曝露，皇帝為了保住那“閉目塞聽”的冠冕，官僚為了保護自己的位置不被挪掉，都同心協力，加緊中央集權，分秒沒有分心。
糟糕的是，具備財力社會模式雛形的閩商，在這時冤家聚頭，狹路碰上了權力大王朱元璋，結果不難想見。但權力大王朱元璋高興得太早了，他不知道，“自然之天”的安排，平頭百姓往往只能聽天由命，但“人為之天”的安排，卻不是“天大由天”的，老百姓除了陽奉陰違，還可以起來反抗。
閩商當面不能反抗，背后總有形形色色的反抗。這也難怪，他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從事漁業生產，或從事海上貿易，海就是他們的糧食庫，就是他們的血液�，F在好了，朱元璋飽漢不知餓漢饑，海禁命令一下再下，等于將他們的糧食庫貼上封條，血管里裝上開關，從根子上堵絕了他們的正常謀生之路。閩商除起來進行斗爭之外，難道還有第二條路可走?
閩商反抗的結果，是弄得朝廷扛不住了。1567年，福建巡撫涂澤民上書皇帝，“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私販指走私商，公販指合法商人)。隆慶皇帝一看形勢，順水推舟，宣布解除海禁，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隆慶開關”。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從此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再次迅速興起。但好景總是不長，后來清朝又鬧海禁，最后還鬧成了海防。
閩南的反抗意識，分好壞兩面。好處是既讓他們積累出了冒險賭一把、搏一下的精神，也鍛煉了他們主動適應異地環境的心態和能力，培養了兼容和開放的精神。壞處是，這種水邊人的狡黠，加上山地人的蠻執，合起來很容易產生商人加強盜的組合，這就是后人詬病的“亦商亦盜”。
最不像商幫的商幫
“打拼”是福建人發明的一個十分奇怪的新詞。翻遍《現代漢語詞典》，上百個有關打的組詞，就是沒有打拼這個詞。
現在閩人既然造出了這么一個詞，我們大致能猜得含義：不顧一切地干，闖出去，聯合起來去做事，拼命也要做成功。這頗有點“不成功便成仁”的味道。但純粹的商業，與社會道義不搭邊，所以翻譯成現代話，準確點說是“不賺錢，毋寧死”。或者套用一句歌詞，“死了都要錢”。這種極端的功利驅動力，讓閩商的膽量大得叫人看不懂。
福建人本來是沒什么膽量的。中國地域性格，南北劃分，北方人膽大，南方人性柔。當然，南方人也有大膽，但跟北方人有別。比方說，東北人武膽大，廣東人文膽大。福建人不能說他們有武膽，所以也只能叫文膽。
這可真難為了只有文膽的閩商。闖也要闖，不闖也得闖，于是只好麻起膽子，去冒險賭上一把，企圖控制住它，像用舌頭在刀尖上舔蜜。
會哼幾句歌的中國人，大都聽過閩南語歌曲《愛拼才會贏》，有人說，《愛拼才會贏》是“福建省歌”。閩商的成功，就用“不怕”兩個字概括：沒文化不怕，照樣能做外貿;沒經驗不怕，一樣搞開發;沒有錢也不怕，照樣搞投資。這種“不怕”走到極端，就是閩人和閩商冒險精神與馬克思那句“資本家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就甘愿冒著上絞刑架的危險”一致了。
有人認為，改革開放初期，福建曾經出現過的制造假藥、走私販私等等，就是閩商這種冒險性走向極端的表現，這給絕大多數遵紀守法、按照商業規則出牌的閩商聲譽造成損失，也在客觀上對福建的經濟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可見，任何地域性格，都不可以鼓吹到極致。天使與魔鬼是鄰居，中間只隔一扇門，就看相信打拼的閩商，是不是從天使的房子里再激進一點，走進魔鬼的黑屋。中國的中庸之道哲學，在這里可以作為一根標尺。
但閩商是不大知道中庸之道的。他們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并不深，他們是財力社會模式的雛形，而不是權力社會的附庸。正是因為這樣，所有中國傳統文化基因里包含的群體意識(詳見易中天的《閑話中國人》)，到了福建，也是觀念淡漠。閩商因此被人看作中國最不像“幫”的商幫。
那么，關注與分析略有特色的閩商，在中國商業正小心謹慎地摸著石頭過河之時，我們今天可以得出一點什么啟發?
最無幫派意識的商幫
值得今天借鑒
地域影響文化，在閩商得到實證。閩商可能要算中國最全球化的一個商幫。自古以來，熱衷于移民的福建人，哪里可以找飯吃，他們就義無反顧地奔向哪里，這一特性，頗似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的性格。浩瀚的海洋這一背景，使閩商的遷流，具有更濃郁的變幻不定的漂泊色彩，他們的漂泊歷程中潛藏著更多的兇險，福建諺語“行船走馬三分命”，正是這種對兇險不定的描述。宋代詩人劉克莊在《泉州南郭二首》中就這樣形象地描述說：“海賈歸來富不貲，以身殉貨絕堪悲。似聞近日雞林相，只博黃金不博詩”。
只博黃金不博詩。說白了是“只愛金錢，不愛文化”。這也構成了閩商一個十分獨特的地方。
文化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影響現實。很少有人去總結，這種基于地域優勢而自發形成的并未體系化的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曾一度構成巨大的沖擊。
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是內斂、保守、安靜。這是農耕文明的痼疾�？鬃佑芯涿�，叫“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以這句話為基礎，構成的儒家孝道，成為傳統文化“安土重遷”理論。但這句話在福建幾乎沒什么影響力。這是財力社會的市場平等意識對權力社會等級觀念最直接的沖突。它直接拔到了帝國制度里儒家文化的根。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莊國土就認為：相對于民風較為保守的北方和內地，閩商更具開放和向外開拓意識。
今天的開放時代，經濟上顯赫、文化上邊緣的閩商，醒悟之后，正在著力強化。2010年5月17日至19日，第三屆世界閩商大會，活動明確以“弘揚閩商精神，加快海西建設”為主題，活動規格之高，居全國商會之冠，向外界展示了他們強大的經濟實力。
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中西文明經歷碰撞、火并之后，如今正朝著融合共生的方向發展，“開放”成為世紀主題詞，也是時代關鍵詞。蘇文菁教授在《福建是世界海洋文明的發源地》一書中論證：閩商是歷史上最能夠體現中國內發性的海洋文化的群體。而王魯湘在鳳凰衛視《縱橫中國》的福建特輯中干脆這樣說：“如果不是有數千年農耕文明和內陸文明作羈絆、拖后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種崇拜海洋、勇于漂洋過海打拼的創業精神充分發揮的話，今天的中國絕對是海洋強國!”話雖偏激夸張，但思考帝國制度下閉關鎖國的中國，確能發人深省。
今天看閩商，作為一個最無幫派意識的商幫，它接近現代商會的真義。因為中國傳統的商幫，都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產物，它過分強調血緣與地域，而忽略文化與共同認同，置市場理性與法制觀念于不顧，導致商幫一不小心就墮落成黑社會組織。
而且，從傳統帝國制度過渡而來的中國商人，今天依然還沒有跟上時代，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所以，在共和制度下，我們看到的現實，依然是底層的暴發戶主要是靠改革開放初期的政策漏洞、監管不嚴，依靠造假售假、走私販私、偷稅漏稅發展起來;中國底層的老板們利用改革過程中企業轉型，大量竊取國有資產，先富了起來;中國高層的國企白領利用國企的股份制改造和市場運營，自我定價，拿天價年薪，弄成了變相的國有資產流失，等等。
財力社會在文化上沒有多少可以拿得出手，但在經濟與制度的設置上，卻有許多值得今天我們借鑒的地方，而閩商作為市場化與國際化走在中國最前列的商幫，本身就值得今天各大商會參照。就宏觀來看，閩商的實績已啟示我們：閩商前途在海洋，華商出路在開放。 (-最權威最專業的鞋業資訊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