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左看像商人，右看像文人
前兩年，繼《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發表后，有人又寫了本《中國不高興》。書中提出一個鋒利的觀點：中國應該“持劍經商”。就是右手跟你做買賣，左手始終抓著一把劍。
“持劍”主要是針對美國來說的。李敖在《陽痿美國》一書中說，今天美國人花一塊錢，有四毛一分錢是中國人的。此言一出，輿論嘩然。中國人發現，我們現在經商總吃虧：先交出血汗創造的產品，換回的只是一堆綠紙;拿著這些綠紙，又想不好換點什么，就存著;等到印綠紙的人破產了，趕緊再用綠紙換回一堆白條，回去后放進保暖內衣里，哈口氣說：“盼老天保佑我們投資安全。”
發現自己連連上當的中國人，今天再也不想做小二、冤大頭，于是想到“持劍經商”。被騙醒后的經驗就是，不公平的經商環境要依靠暴力來做后盾。
當中國人渴望寶劍出鞘寒光閃閃時，卻沒想到，這種血腥的、隱含民族主義情緒的情結，在中國歷史上怎么也找不到根。早在三百年前，徽州商人經商也帶東西，但那是“棄劍經商”，他們以書為劍，開創了中國“帶書經商”的傳統。
一部以中國近代商業先驅為主角的大型電視紀錄片《百年商海》記錄了一個叫“胡開文”的名字，“徽墨世家胡開文”的說法不脛而走。之后“胡開文”三個字再度飄遍中國，商務部公布全國老字號和所屬企業名稱，“胡開文”名列其中。
“胡開文”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墨業的名稱，它的創始人名叫胡天柱。
胡天柱是個有想法的年輕人，為了創出高質量產品，他挑選舊墨模中的精品，花大錢購買上等原料，聘良工刻模制墨。有一天，他在徽州府孔廟看到匾額上的“天開文運”幾個字，頓時受到啟發，于是改店名為“胡開文墨莊”。
1808年，胡開文墨業已經積累了相當可觀的產業，有田地、山塘、屋宇以及海陽、屯溪的墨店。胡天柱做文化生意，賈而好儒，致富后，捐資得從九品，被賜封奉直大夫。
胡天柱去世后，胡開文墨業由次子胡余德主持。其后，胡開文墨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到了胡余德的孫子胡貞觀主持店務期間，胡開文墨業的生產規模得到更大的發展。
胡貞觀左手從商，右手從文，開始走一條“以商養文，以文謀商”的新路。1851年，他去參加舉人考試，一舉高中，五年后，他援例補戶部員外郎，隨后被遷戶部貴州司員外郎。
胡貞觀這種左看像商人，右看像文人的特別之路，還在越走越遠。到1862年，他又轉任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到1890年前后，胡開文業務發展到了頂峰。它的資本從創業時50元，已積累到3萬元，發展到擁有44個工人的大型手工工場，胡開文墨成為名滿南北的皇家貢品。
今天來看，胡天柱的產業并不算最大，他引人注目的，正是其亦儒亦商的特色，用今天話說，叫帶書經商。
士商合一的雙面人生
有歷史以來，書與商，從來關系不大。商人讀起書來了，這就讓人有點摸不清方向了。因為在帝國制度下，這是嚴重越位。人們不免好奇，他們為什么想到要讀書?走進去一看，還真是五花八門。有學魏晉風度的;有為讀書而讀書的;還有走“商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商”之路的;最奇特的還是商人讀書最后將自己讀成了文化人、政論家。
徽商在中國開創了一個新做法，就是士商合一，讀書經商兩不誤。
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的大明星胡適曾經這樣說：“我將來如有工夫來寫自己的傳記，要用很大的一章來寫我那個時代徽州的社會背景。”他還特別指出，徽州故里的生活是他“個人的文化背景”。
如果我們細看地圖，會發現安徽處在一個很奇特、很微妙的地理位置：往北看，一眨眼就望到了山東。山東什么地方呢?孔子故里，儒學的故鄉。
但安徽人不會只盯著一個方向看，他們還會臉朝東邊看一看。這一看，又瞥見了江蘇與浙江。江浙地區屬于江南吳越文化圈，燕趙尚武，吳越尚文，這里流行吳儂軟語，民風細膩、溫潤、靈秀，是歷史上才子佳人盛產地。最關鍵還是，這里是個手工業發達，對權力歷來沒什么概念的地方。
安徽再往西邊瞅一瞅，正眼碰上了河南。河南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發源地。古時候的中國又叫九州，“中州”、“中原”和“中土”，說法一大把，很有點以老大自居。
安徽感到有點壓力了，這比看山東還不爽。再往下看，這一看呢，就看到了江西。江西歷史上可是個很有文化的地方。滕王閣、白鹿洞書院，這些不說別人都知道。
孔子說“里仁為美”。這么多鄰居，個個風格氣質不一樣，你說安徽該學誰?結果誰的優點都沾染了一下，自己就變得立體多面起來。事實正是，歷史地理上的這些復雜的因素，直接導致了安徽全省分為若干不同的文化區域。
另一個讓它復雜的原因，是徽州可耕土地非常少，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稱。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質非常差，“骍剛而不化”，不適于耕種。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中，要活路，經商富。
不經商難有活路，這不是夸張。即使三十年前，安徽的地薄人窮在中國仍是首屈一指。1978年12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小崗大隊的18個社員在生產隊長嚴俊昌的帶領下，偷偷摸摸簽訂了一份“文書”，自發實行包產到戶，個個摁上手印，把生產隊的地給分了。這份中國第一張“包干合同”，如今已成為一個新時代開啟的先聲。
安徽人既要讀書，又要從商，這是現實。作為文化禮儀之省，不讀書會與山東、河南老鄰居隔膜太深，臉上沒面子。不做生意更不行，不賺錢養家糊口，老婆孩子就會挨餓。
讀書可以做官，成為貴族;從商可以賺錢，卻是草民。貴族式草民，或者說，草民式貴族，就是徽商最醒目的特點。
將書與商結合起來，帶書經商的安徽人，發展速度很快。到了明代，徽州商人已經形成一個人數眾多、勢力較大的商幫。有人叫他們徽州商人，有人稱他們新安商人，后來統一叫徽幫。
官商配是喜是悲
徽商的產生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既不像晉商那樣，是完全被權力與環境逼迫出來的，也不像閩商那樣，是一種自發與自覺，而是介乎兩種情況之間。這可以看做徽商雙面特性的延續。
安徽畢竟是個中國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地方，安徽人從小飽受儒學的熏陶，在他們內心里，大家都完全相信，商是從來不可以與士相提并論的。為什么經商呢，本來就是用來打秋風一樣，賺點吃喝的本錢，一旦吃飽了，穿暖了，也就差不多了。如果說飽暖思淫欲，那么，對安徽人來說，這種“欲”也只會是官欲。于是乎，從“亦儒亦商”到“亦官亦商”，是徽商一定會走的路，事實證明，這也成了他們經常走的路。
安徽績溪大商人胡雪巖，作為近代中國頂級徽商，走的正是“亦官亦商”路。
在《經營天下的湖南人》一書中，我用了詳細的篇幅，專門分析胡雪巖與左宗棠的合作，將他們簡稱成“左胡配”。這里沿用一下，他們的搭檔原則，就四個字：窮官富商。
我們發現，胡雪巖開創了中國商人在帝國制度里的奇跡，他將經商弄得同讀書一樣，達到了影響國家、名垂青史的效果。這真是史無前例。作為一名商人，他備受器重，被御賜二品頂戴，賞黃馬褂。
其實“賞穿黃馬褂”正是“賞穿人肉炸彈衣”。道理很明白，商人擁有的只是財力，現在帝國要獎賞他武力的榮耀，這本身不就是一種深度的嘲笑?結局自然可以想見，胡雪巖只能是一夜之間財毀人亡。這與其說是徽商的悲劇，不如說是“官商配”必然的結局。
“賈而好儒”
造就了低調的徽商
安徽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地方，它的奇特與微妙來自其地域文化。與它略能相比的是湖北襄樊一帶，那里是中國平原與丘陵的過渡，也是地域文化的過渡。安徽更龐大，它融合了東南西北四種文化，因此，深度剖析徽商，對它的歷史作出反思，對今天全面地看清華商，有很大幫助。
安徽與湖南，同處于中國中部。如果說，晉商開創了傳統中國商幫成就的最高峰，閩商拓開了現代中國商會國際化視野。徽商與湘商呢?它們加在一起，則在事實上起到了統領中國的作用。
近代以來，湖南人意在經營天下。天下其實就是人，但天下要通過事來體現。
圍繞人要不要做事，中國有兩種極端的觀點：孔子說要做，要當仁不讓地做，于是儒家的人，主張仁愛、正義、剛強。但孔子的觀點遭到老子的反對。道家是反對做事的，他們主張消極、無為、柔弱。
從反面去看一個東西，往往能看得更透徹。對想做事的人，老子有個觀點，叫“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即以無為的態度去有所為，以不生事的方法去處理事，以恬淡無味當有味。簡單說，人要有“三不要”：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成就感。
可是，名、利、成就感，人活在世界上，做的一切事情，都離不了這三點。徽商誕生以來，意在成為巨富大賈，這是利。湘商追求成就感、理想情懷，至于名、利，則對不住，他們往往不大在乎(這也是湖南實業不大興盛的一個性格原因)。如果說，湘商高蹈，徽商則低調。
近代以來，最先登上歷史舞臺的“湘徽組合”，是曾國藩與李鴻章，曾是李的老師，他們共同開創了洋務運動。與曾、李同時，是左宗棠與胡雪巖，左前胡后，他們合伙開創“官商配”模式，做起搭檔，做起士商聯姻開路先鋒。再后是陳獨秀與毛澤東，陳前毛后，他們在新創辦的中國共產黨內相互呼應，成立之初，一個傳播，一個行動，開創了文化運動與革命運動的新事業……
徽商稱雄，得益于它具備中國全部商幫的共性，就是吃苦。徽商吃苦叫駱駝，湘商吃苦叫騾子。但兩者也正在此處產生了分別：湖南在蠻荒之地產生了湖南蠻子，吃苦升華為霸蠻的精神特質。安徽在邊緣山區吃苦，則產生了“徽駱駝”和“績溪牛”，徽商精神升華成忍辱負重、堅忍不拔。我們知道，霸蠻者大氣，忍辱負重者務實。
兩地更有意思的分別，還在于地域性格不同。地域上兩地的相似處，在可耕土地都非常少。安徽是“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湖南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窮則土，土則思變，湖南人的特點是，會讀書、會養豬，能吃辣椒會打仗。他們當中那些耕讀傳家的優秀讀書人，既不想發財，也看不上當官，而是一心想做大業，追求成就感，這是直接的三級跳。安徽人不同，他們都會讀書，但他們止于湖南人的第一步，讀書是為了發財。
徽商特色，儒賈歷來以經商為名，行儒教之事;賈儒以崇儒為名，行經商之事。要么是有相當文化程度的商人，要么是有經商才干經驗的文化人，文商交融，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名利同收。可見，徽商在名與利方面，已做到了一個巔峰高度。
單純就讀書來說，徽商倒是有非常大的可取之處。家家讀書，給徽商帶來了哪些變化?一是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提高了，他們雖是商人，但談吐都有書卷氣。官僚士大夫跟他們交往，就不覺得他們是暴發戶，更不是剛洗刀捧書的殺豬佬;二是書中自有黃金屋，讀書使得徽商從歷史上汲取了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他們可以史鑒今，相當于今天商人讀EMBA之類;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以“儒道”經商，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試想一下，一個有文化的商人，無論如何壞不到哪里去，因為他的骨子里有文化人的良知。
徽商為什么如此“賈而好儒”?除了安徽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商人的自發熱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商業無法幫商人解決賺錢的歸宿問題。
在以胡雪巖為例證時，我們已可以看出這點。當年他就遇到這一麻煩：他的錢富可敵國，但錢既無法讓他取得尊嚴、地位，也無法實現社會理想，更幫不了他實現人生價值。假定他是暴發戶，則不存在這些顧慮，但徽商多是真有文化的人，像胡雪巖就必定會考慮商業價值、考慮財富的社會意義。這一想就通了，只有跟左宗棠合作，資助清廷、輸款籌餉，士商捆綁，借左獲得與經濟地位相稱的社會地位，對天下進行干預和影響。胡雪巖如愿以償，獲得特賜紅頂子、黃馬褂，成為炙手可熱的紅頂商人。渴望權力，又抗拒權力;成于權力，又毀于權力，這是徽商作為雙面人的矛盾與教訓。
徽商身兼武力社會、權力社會、財力社會三大特性于一身，它的消亡，能最透徹地反映出中國傳統商幫在帝國制度里的命運路線，它對于我們厘清財力與武力、財力與權力的關系，有著最重要的參考價值。這也是它留給今天的一份沉甸甸的遺產。
當代徽商中有過教訓的，巨人集團的史玉柱是最醒目的一個，從他身上，我們可以解讀出市場與權力交替時當代徽商轉型期真實的面目。
“巨人”從輝煌的頂峰走向了大潰敗，史玉柱堅持挺了將近一年，到1997年，危機全面爆發，盛極而衰，史玉柱人間蒸發。
“巨人”說倒就倒，比較一致的定論是：這是投資重大失誤造成的，樓高70層，涉及資金12億，1994年2月動工到1996年7月，史玉柱竟未申請銀行貸款，全憑自有資金和賣樓花的錢來支持，而這個自有資金，來自“巨人”的生物工程和電腦軟件產業。但以巨人在保健品和電腦軟件方面的產業實力根本不足以支撐住70層巨人大廈的建設，當史玉柱把生產和廣告促銷的資金全部投入到大廈時，巨人大廈便抽干了巨人產業的血。
史玉柱幾年后又東山再起，但15年前的失敗，與其說是投資失誤，不如看作放棄權力背景，在真正走向市場化的時候，新徽商的商業經驗十分陌生。在帝國時代跪得太久，哈腰時間過長的徽商，一旦站直身子，就像滿清的奴才那樣，說自己跪慣了，不習慣站，一站起來就像在扭秧歌、打擺子。
史玉柱沒有傳出綁架權力的事實，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徽商擺脫路徑依賴的影子，可惜沒有成功。
今天，新商會正在生長，徽商商幫與今天的徽商商會最大的不同，就是所處的時代變了。在今天的共和制度下，在市場經濟體制里，如何把握好財力與權力的關系，如何讓安徽這樣一個得地利之先的奇特地域，能有一個徽商現代商會的全新成長，這是今天的徽商應該去反復思考與實踐的話題。 (-最權威最專業的鞋業資訊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