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這是一群在意“人品”的商人
2010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有一個排名第四的人物列于其上，使我們借以看清當代蘇商的臉孔，他就是張近東。
1984年，21歲的張近東走出南京師范大學的校門，進入一家南京鼓樓區屬企業。那段時間，中國出現一股“下海”潮流，張近東也躍躍欲試。工作之余，他承攬了一些空調安裝工程，這使他攢到了10萬元資本。
1990年12月，憑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張近東辭去了固定工作，在遠離鬧市的南京寧海路上租下一個小門面，面積不足200平方米，專營空調批發。下海第一年十分順利，做到了6000萬元營業額，純掙1000萬，張近東時年28歲。
誰也不會想到，十幾年后，這家并不起眼的“小門面”竟能成為今天門大店大的蘇寧電器，而張近東則成為“中國連鎖風云人物”。
如今，蘇寧電器一躍成為中國家電業的江湖大佬，然而，走近張近東，我們感受最深的卻是傳統中國的士大夫情結。
業內人士評價張近東，與他自己看重的方面如出一轍，世人除了欽佩他經商的才華、膽識和魄力，更多是贊賞他的人品：堅韌執著，低調實在，非常有親和力。
事實上，這一點并不是張近東的獨有品質，而是蘇商身上共通的一種特質。以“商品”來追求“人品”，以“人品”作為一種人生價值實現，似乎成為當代蘇商們不約而同的選擇。
說到慈善，我們必然會想到如今很著名的一位江蘇人——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光標，他是江蘇泗洪人。2011年他面對公眾的詐捐質疑，一句“人在做，天在看”，頗有政治話語的風范。10年來，他為慈善事業捐款捐物累計突破81億，被媒體稱為“中國首善”，連續三年進入中國慈善家排行榜。2008年，陳光標光榮當選全國抗震救災模范，2010年9月，他宣布死后捐出全部財產(50余億人民幣)，一時引爆輿論。
最近，他先是砸奔馳車，緊接著又去貴州開個人慈善演唱會，向觀眾捐豬、羊，高調行善，雷動中國。
商人如此在意人品，又如此執著于慈善，不禁讓人有點不解。我們想弄明白的是，這到底是蘇商們一時心血來潮，還是他們身體里流淌著這樣的文化血液?
魚米之鄉的商人哲學
商幫的產生，總是有這樣那樣的原因，客觀地說，江蘇是最不可能產生商幫的省。
我們從歷史上去看，江蘇1667年因清代江南省東西分置而建省，江寧府、蘇州府各取首字，就成了江蘇。江蘇簡稱“蘇”，而繁體字“蘇”，是由草、魚、水、禾四字組成，它等于告訴你，這里是魚米之鄉。
就商幫形成的原因來看，蘇商產生，一半是資本主義萌芽，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這有點類似贛商;而多半是因為地域靠海，可以發展海外貿易，這又跟浙商相同。比方洞庭商人沈萬三的致富原因，后世流傳三種說法：墾殖說、分財說、通番說。著名歷史學家吳晗也認同“通番說”：“蘇州沈萬三一豪之所以發財，是由于作海外貿易。”
也因為上面這些條件跟原因，蘇商的特點，介于贛商、浙商之間，有點像兩者的混合新生物。
正因為這一特點，蘇商的發生地沒有浙商那么廣泛，它只萌芽于一塊巴掌大的地方：洞庭東山和洞庭西山。
徽商暴發，源于販鹽，蘇商起家，瞄上的是經營米糧和布帛。鹽和邊疆互市的商品，是朝廷專營或嚴加控制的商品，這導致徽商與官府必須走得很近;蘇商做米糧和布帛的買賣，可以與專制政權保持一定距離。這些商品沒有被政府嚴控，所以，蘇商不能因朝廷的格外優惠而暴發，也不會因朝廷的百般勒索而驟落。這種經營之路，與贛商類似，不同于傳統商幫最具典型性的發跡道路。
不走傳統商幫發跡之路的蘇商，在歷史的崎山嶇嶺中會有怎樣的遭遇?這要看江蘇的地域性格與它的周鄰。
腦海中浮現江蘇的地圖，它東邊是黃海，北方依山東，西面靠安徽，南鄰接浙江。山東是傳統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安徽是傳統儒家文化的重鎮，江蘇受這種地域環境的影響，歷代文化名人多如牛毛，儼然傳統文化重地。浙江與黃海帶來的海外貿易風氣，又讓它的身上繚繞幾絲工商業文明的氣息。這種相互沖突又融合的特性，構成了蘇商獨特的命運。
蘇商雖然主動在保持距離，但不幸的是，從一開始它就被拋入了帝國的掌握之中，被權力把玩與吞吐，其中的瓜葛與糾結，集中體現在一個人身上，我們知道，他就是沈萬三。
沈萬三對后世蘇商性格影響深遠。
朱元璋與沈萬三的較勁，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政治家與大商人的角斗。前者是武力與權力無人能匹的開國皇帝，后者是富可敵國的富商大賈，當他們狹路相逢，非得來一場你死我活的決斗，驚心動魄的歷史大戲就此開場了。
我們知道明朝是帝國全面加強中央集權的開始，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商人具備挑戰中央集權的實力，兩者狹路相逢，只是時間與運氣的問題，沈萬三又正好撞在這個節骨眼上。沈萬三與朱元璋的離奇故事，就像歷史早安排好了一樣。
沈萬三的教訓，就像一個用墓碑做的指路牌，從此被當做權力社會下商人命運的反面教材，被后來者吸取，小心翼翼地避過。人們以前只知道，諸侯與皇帝權力之爭，存在“功高震主”，所以有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一說，有功成身退之人;但人們哪里想到，富商財力與皇帝權力也會碰撞，也會“財高壓主”。財力與權力打對抗賽，實踐證明財力不堪一擊。
教訓實在過于深刻，由此，江蘇獨特的地理位置、地域文化，以及沈萬三這段獨特的經歷，在后世的洞庭商人中產生了決定方向性的影響，即他們在行為上普遍低調，在處理財力與權力的沖突時，無一不先考慮權力，在權力的五指山里發揮財力，有點像螺螄殼里做道場，精忠報國、實業愛國，成為洞庭商人最愛戴的一頂帽子，或者說保護色。這種特性堅持下來，時間一長，逐漸又成了一種文化。
低調也能跟江蘇文化的本質搭調。內陸水文化往往偏向于溫柔、敦實，柔韌和低調成為這種文化的主打色。在這種歷史文化背景和上海強大的經濟輻射下成長起來的企業家，必然精打細算、長于管理。由此，蘇商與浙商在企業家的類型、氣質上，也開始產生分別。江蘇多管理型、政治型的企業家，而少有浙商式的戰略型和技術型企業家。民間流傳一句俗話，“紹興出師爺，蘇州出管家”，是這種分別最形象的概括。
與權力結下不解之緣，朝管理型、政治型的企業家方向發展，蘇商的事業，與國家從此一直融在一起。和平年代，他們的實業目標，就是實業富國、實業愛國，混亂時代，他們的實業目標又換成實業救國。其中最醒目的個例，有張謇和榮宗敬、榮德生兄弟。
張謇一生倡導實業救國，做過不少有實績有影響的大事。他創辦我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開中國紡織高等教育之先河;他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的工作;他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工業的壯大作出了貢獻。
同張謇比較，與之同時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倆，則更是一個純粹的以人品、慈善立身的商人。
在實業愛國的文化心理鼓動下，榮氏兄弟致力于家鄉教育、公益事業，先后在無錫創辦了公益小學、競化女子小學、公益工商中學(后改為公益中學)、大公圖書館，還集資在無錫和常州共建造大小橋梁88座。1929年又在無錫小箕山購地建造錦園。
一路看下來，低調的蘇商，實業愛國有一根清晰的邏輯鏈條。在“紡織大王”張謇、“面粉大王”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的時代，正是他們在國家疲弱的時候，點燃了實業興國的希望;在改革開放之后，“蘇南模式”紅極一時，帶領群眾集體致富的吳仁寶更是成了全國范圍內的典型。
改革開放后，吳仁寶堅持以集體經濟為主的共同富裕發展道路，使華西村迅速成為全國首富村。1996年，華西村工業經濟總量超20億元，全村居民住房別墅化，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村民家庭擁有轎車，戶戶存款超過6位數。華西村積極扶持貧困村的經濟發展，“九五”期間幫助周邊和中西部貧困地區的8個村、8000人脫貧致富。華西村除每年開辦扶貧培訓班外，還在寧夏、黑龍江投資興建兩個新華西，走出一條先富幫后進的成功實踐路子。1996年，吳仁寶還因此榮獲首屆紫金杯中國杰出企業家成就獎。
吳仁寶是“人品立身、醉心慈善、實業愛國”三種性格元素最奇妙結合后的產物。
如今，以張近東、施正榮、祝義材、沈文榮、周海江、高德康等為代表的“新蘇商”，都在各個領域發起沖鋒。2007年央視十大年度經濟人物評選，蘇寧電器集團董事長張近東，無錫尚德電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施正榮，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高德康同時上榜。這些著名的蘇商，仍然延續了前輩的文化基因。
我們終于發現一個奇妙的現象：也只有在蘇商當中，它將權力社會與財力社會的需求，同時打包背在肩上，四平八穩地踏著寬闊而平坦的商路前行。
財力、權力
——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要弄明白是福是禍，我們先來看財力社會與權力社會的不同點。
財力社會的起點是個體，強調個人獨立、意志自由;權力社會的起點是整體，強調團體第一、絕對服從。兩者是完全反著來的。
蘇商作為商人，他們首先是個體。個人獨立，意志自由，不單是蘇商，也是一切商人存在的前提。但中國文化的根，是團體意識。簡單地說，作為個人獨立、意志自由的蘇商，在一開始就面臨著權力的高壓。他們首先就需要學會處理面對高壓的方法。第一個遭遇這個難題的人，就是范蠡。
從歷史淵源看，管仲、子貢雖也商業有成，但他們在政治、學問方面的成就掩蓋了商業成績，中國的商祖，真正意義上說，是陶朱公范蠡。他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辭去相職，化名姓為鴟夷子皮，變官服為一襲白衣，與美女西施西出姑蘇，泛一葉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間，做起了職業大商人。
范蠡的正面教材，與沈萬三的反面教訓，共同為后來的蘇商提供了一個有長度、寬度和高度的參考坐標。后來者有了坐標做尺子，就自覺地懂得了，做商業也好，發財也罷，無論如何也無法躲避政治。與其去躲，不如主動迎接。這是張謇、榮氏兄弟、席素貴家族等等，都將自己的商業鳥巢主動放進愛國的避風鐵屋中的原因。
這樣貌似財力與權力找到了最佳的結合點，而且銜接得渾然一體，天衣無縫，但財力與權力的沖突，無論如何無法避免，而且關鍵還是，財力的發育軌跡，與權力的運行邏輯，注定是兩根鐵軌一樣的線，無法相交，也無能合二為一。
將商業鳥巢避風于屋，固然安全，但同時卻失去了自由，這注定需要蘇商付出代價。
籍貫江蘇大豐的零點調查公司董事長袁岳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在一篇名為《蘇商的虛榮》的博文中，直言不諱地作了形象而透徹的批判：“我覺得我比很多同行虛榮，喜歡拋頭露面、好為人師、做人前的事情，我一直覺得這可能是我們一些江蘇生意人的通病——喜歡吹牛，喜歡攀附權貴，喜歡得到榮譽稱號，喜歡坐主席臺，喜歡當各類組織中的領導。我看某地江蘇商會選會領導，爭奪高層職務的那種斗爭真的非常投入，但其實爭完了也基本不做啥事情。這與浙江人、福建人、廣東人的表現差距很大，浙商、閩商與粵商中虛榮的人也有，但相比較而論，他們更注重里子，注重實在的生意，注重踏實掙錢;他們也結交權貴，但是他們比較少去以爭奪這個為愛好;他們也會想做商會的頭兒，但他們不是只做一個牌位而盡量想把組織整得創造利益，而且他們自己首先得承擔點責任。相對而論，蘇商玩虛、玩文、玩權的興趣，全面超越其他這些商人群體。大家看陳光標的炫善、唐駿的炫知、嚴介和的炫能，其實其中都有過強的虛榮成分，而且這種虛榮又帶有很強的不把其他人當回事的特點，因此稍有狀況往往問題就會擴大化。
我一直在想江浙靠得那么近，文化為啥差別那么大?我沒有權威與最終的答案，但我有揣摩的答案：一是兩地雖都有重文的傳統，但浙人的重文更注重去謀求實在的利益與能耐，而蘇人的重文更期待謀得權位與名望，這個似乎是在各自的鄉土文化中就已經埋植了的;二是浙人在發展中注重自我努力與自我認同，而且更注重小圈子的認同，而蘇人在發展中注重自我努力而獲得外部認同特別是權勢者的認同，在獲得這種認同后往往更加表現權勢，而不是小圈子的自我互助，因此蘇人更能出社會領導人與光耀鄉里式的領袖人物，而浙人更講究造福有限的圈子，成為一界一地一行的領袖，或者當不當領袖也不那么重要，就拿干的事情來說好了;三是浙人以利為本位，專謀一利，蘇人以義號召，更想通吃，因此一個浙商發達了讀了EMBA是為了幫助做生意更大與更好，而一個蘇商更可能顯示自己是在學位上也更有造就，一個浙商愿意以幫助一個地方領導的姿態去做生意，最終與政治家各得其利，而一個蘇商更愿意炫耀他與領導的關系是多么鐵，多么說得上話，甚至該領導對他多么言聽計從，該領導的業績多大程度上是靠他的幫忙。
說到底，浙商是明著為利的，盡管你可能對他一開始有點不舒服，最后還覺得他很實在;而蘇商則可能明里更不愿意表現利的，甚至是表現得大公無私的，但是他要的東西比他說的要自我得多，而且最后要能讓你感到很不舒服，甚至讓你感到惡心。”
看來，蘇商的歷史債務實在比較沉，我們再放進全國比較，同處沿海，它既沒能像浙商那樣沉淀出工商業文明的傳統，也沒有像粵商那樣將整個省拓展成一個天生的市場，甚至連閩商那種敢闖敢拼的冒險精神都跟不上。
說到這里，我們發現江蘇人同江西人，蘇商同贛商一樣，傳統積淀深厚，四平八穩，中庸和諧，很難給他們一個確切的形象定位。
可以說特點即是優點，也是缺點，但它們相對還是有一根性格主線�？墒牵舨怀鍪裁慈秉c的江蘇，確實有點大眾化、“泛中國化”。是什么造成江蘇人這樣?有人認為，這是生于魚米之鄉和平原的人沒有寬廣的胸懷，沒有遠大的理想所致。一家之言，姑妄聽之。在我看來，深層次的問題，正是他們太過謹小慎微，將財力與權力攪在一起，彼此不分，平均用力。這樣安全倒是安全了，但后果是，無論是在商業文化，還是在社會文化一塊，都沒有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對未來能起到引領性的東西來，這才是江蘇最大的軟肋。
商幫時代的文化遺產過于沉重，成為今天商會中的新蘇商的桎梏。毫無疑問，憑權力與財力疊加出滿身貴族氣息的蘇商欲有大作為，必得先厘清和改造它的文化，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以計日程功。 (-最權威最專業的鞋業資訊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