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前總理朱镕基的女兒朱燕來在參加政協經濟組討論時認為，在資源性領域、軍事工業乃至涉及國家戰略的領域，應控制在國有企業手里，但其他已經逐步成熟的領域，應該更多引進市場機制，政府應該退出并對經濟的干預。

　　回望中國古代哲人，也有不與民爭利的思想。政府避免自身既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又是參與者，是成熟市場經濟體系中最為基本的常識。

　　銀行業也不例外。根據金融界人士的分析，如果去年的通貨膨脹按6%算，一年期存款利率為3.5%，我們國家的存款通過通貨膨脹的方式，從存戶存款中實際轉移走了大概2.5%。說白了就是被掠奪走了這么多。由于資金的用途是可替換的，買國債本來也是一種選擇。國債一般被視為無風險債券，實際年利率一般大約要到2%。也就是說不存銀行，國債發行若要吸收到資金，要求提供實際2%的年收益。這一部分沒有獲得的收益，也是存戶存款的機會成本損失。去年我國年均存款余額大約有76萬億元。相比較于開放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金額乘以4.5%，為3.4萬億元。這個匡算的金額就是存戶實際損失的財富總額。即便打完半折，損失額已遠遠超過去年一整年銀行的利潤(去年銀行的利潤是1萬億)，可見老百姓對金融業的“奉獻”至巨。

　　所以，銀行業也應允許其他資本與國有資本平等競爭。此外，存貸款利率需要市場化。政府的職責在于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而利率市場化恰恰就是前提之一。利率是內生的，是由供求雙方共同決定的。政府沒有權力搞通貨膨脹，更沒有權力搞了通貨膨脹以后，還把耳光扇在房地產臉上，應該首先懲罰自己，最起碼得遵守貨幣規則。

　　米瑟斯在《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一書中，講到應該開放市場，除了礦業等資源性領域。這一觀點中，有一點是有問題的。開放市場肯定是題中應有之義，礦業根據現代的技術與制度，不再需要政府壟斷，也是需要私人開放，政府只拍賣開礦權和收取資源稅更好。政府還是不應與民爭利。美國、澳大利亞等等，很多國家都有成功的經驗。

　　在中國，政府采礦，經常是圈一大塊地，無論對土地還是礦產資源的使用效率都極低，浪費嚴重。私人開發礦產，更能做大做強。只需要對它們提出市場準入的最低條件，并推行一套保護環境和勞動的最低要求。只要是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下，私人集資掏錢搞資源類上市公司，都能搞得特別大。并不存在資源必須控制在政府手里這樣的合理邏輯。恰恰相反，資源控制在政府手里，還會催生另一大問題。由于行政壟斷性企業大都是資源性行業，位于產業鏈的高位，它的壟斷是行政壟斷定價，而非市場壟斷定價。行政定價是高位定價，此種情形下，下游的民企和全體消費者勢必要花費巨額來埋單，這是不公正的。行政壟斷部門繳的稅費多，實際歸根結底是說民企和百姓的貢獻。

　　天則經濟研究所有個報告，2001-2009年，國有企業整體是虧損的。盡管其賬面利潤很高，但卻是在少支付利率、少納稅(上市公司中國企稅率遠遠低于民企)、少支付或不支付資源和土地費用、享受高額補貼的情形下取得，把這些多拿和少付(含不付)的錢加起來，遠遠超過其利潤，所以國有企業是虧損的。由是觀之，中國的經濟結構、金融結構的問題都很大。但是，為什么我國還能支撐下去呢?這里民企和個人的犧牲很大，環境的犧牲也很大。根據不同來源的數據，我國環境污染的成本占GDP的6%-10%。

　　因此，要形成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歸根結底需要有一種競爭秩序。這一秩序的核心原則是六條：幣值穩定、私人產權、開放市場、契約自由、責任(你干什么、投入什么，就要擔當什么)、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美國、德國的成功，與這六條密切相關。中國改革30年能夠成功，也與此有關。中國與美、德的差別在于，美、德是普適性地遵循這樣一套普適用原則，中國則是選擇性地推進了一些，為私人部門提供了更大一點的運作空間。

　　國企包括這些壟斷企業在內，總體上是虧損的。國有銀行和整個銀行業事實上也是虧損。既然是虧損的，何以將其作為維護所謂“經濟安全”或者“金融安全”的支柱來維護呢?像德國的德意志銀行都是私人的，沒必要國家控股。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至少要退出控股地位。以虧損的面目來維持這個國家所謂的“經濟安全”或者“金融安全”，毫無疑問是錯誤的。實際上，通過開放市場，讓民營企業有運作空間，讓它們能夠通過市場運作和優勝劣汰機制做大，讓市場經濟這種自生自發秩序發揮作用，那是最好的選擇。所以，只要建立諾獎得主諾思意義上的開放進路的秩序，就能總體上朝著好的方向發展，而這才是最大的國是，最大的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像華為這樣的優質民企多一點，才是國家經濟安全的基礎。(來源：博銳管理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