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本質是管人，更準確的說是管理人心;而營銷管理的本質就管理“需求”，使企業能夠得到快速、穩定、持續的發展。當今中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但在此過程中，矛盾也日趨激烈，城管和小販的沖突已經常態化;大城市中的搶奪、搶劫、偷竊案件頻頻發生;社會上由于一些不公正的事件的出現，導致報復性暴力事件不斷上演······

　　幾年前，有人開玩笑說：除了伊拉克，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就是廣州火車站。雖然是玩笑，但也反映出人們對于目前城市管理的失望和一絲無奈。

　　據南方日報報道：深圳市公安局長李銘在與政協委員座談時說：“無業人員不清除出去，深圳沒有太平。我們也在爭取，深圳不是有立法權嗎?如果給我們依據，對3個月以上無正當職業的人，不租房子給他，請他回原籍。(回原籍)至少還有塊地方。否則在深圳怎么生活?”

　　深圳的治安為什么亂，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李銘局長認為，流動人口總量失控，具體管理缺位，是深圳治安的癥結所在。深圳的治安要從根子上解決，就是要解決流動人口總量失控，無業人員長期在深滯留等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深圳治安永無寧日。

　　李局長說，2003年孫志剛事件之后，大城市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2003年,深圳的人口是700萬人，現在是1400萬，平均每年增加100萬，剛好翻了一倍。“每年增加100萬,深圳有這么多工作機會給他們嗎?”李銘說：在2008年，深圳的流動人口1100萬。去年，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深圳的流動人口還是增加到1200萬，又增加了100萬。今年統計到現在，已經登記了1180萬流動人口。采集率只有60%到70%。如果全部采集,流動人口總數可能達到1300萬。

　　他說：“一個城市，人口以每年100萬的基數在增,怎么管?在香港，如果按照這個數據增加，比深圳還亂。”

　　這就是出自一個地方管理者的話語!佩服!!

　　廣東的外來人口總量3000多萬，是全國流動人口第一大省。不可否認，流動人口使得城市管理的難度加大。

　　這些筆者也深有體會的，以至于都不敢去一些關外的某些工業區。前段時間，一個大學同學來深圳出差，住在關外某個工業區附近的酒店，筆者晚上真不敢前往去看他。因為開車去怕被搶車;坐公交怕在車上被偷被搶奪;下車后又怕被搶包、搶手機。記得有一次，在跟一個朋友通話時，突然沒有了聲音，過了幾分鐘，他用路邊小店的公用電話打給我，說手機被搶了“一半”。我問他什么意思，怎么搶了“一半”?他說，手機是翻蓋的，因為把手機的“下半部分”抓得很緊，只被搶走了屏幕，按鍵的那“一半”還在他手中。

　　由此可見，某些區域治安的混亂是怎樣的“觸目驚心”了。

　　局長所說的“無業人員”可能是這些事件制造者的主體——來到深圳找不到好工作或者找不到滿意的工作，而深圳的生活成本又高，怎么辦?兩條路：一條是流浪、乞討;第二條是鋌而走險。來深圳打工的人群基本是年輕人為主，即使是成為了“無業游民”也很少會選擇乞討、流浪的，所以，一些人只能選擇鋌而走險了。

　　為什么不回家?很顯然，回家一樣改變不了局面，請問，回家又能做什么呢?

　　難道來深圳打工之前，他們就想好了要鋌而走險嗎?顯然不是。那么問題就出來了，這到底是誰的錯?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關鍵時期，在我們偉大祖國的大好山河里，他們找不到工作，或者找的工作還不夠糊口，那我們的地方管理者又怎么能把一切責任推給他們呢?

　　就算回到家里，遣返回原籍，但這些地方管理者們可以去看看現在的經濟欠發達地區，那些村落、鄉鎮、縣城，那些地方的治安現在是一種什么狀況。難道還可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問題總會有的，沒有問題，沒有矛盾，就不用城管和警察了，也就沒有了發展的社會和世界。這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上最淺顯的道理。

　　好，以下就營銷管理來簡單談談對城市管理的啟示。

　　營銷研究需求，營銷管理要控制需求。

　　首先，也就是沒有一點新鮮感的：“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說了很多年，但不要僅僅喊口號，而是要執行下去;要研究消費者的需求，并滿足這些需求，是起碼的要求，更不用說怎么去“服務”于這些群體。總書記說，要勞動者體面的工作。但如果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就趕回原籍，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回避矛盾?連工作都不讓了，還怎么體面得了呢。很多打工者的要求并不高，他們的真實需求就是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當然也需要安全的工作環境和適當的待遇。

　　其二，是要控制需求。控制企業的“需求”才是根本，利潤第一無可否認是企業生存的第一法則，但為了企業利益拿員工的生命安全當籌碼就不是什么原則和法則了。不是任何的需求都要滿足，最大限度的滿足，而是要循序漸進、從長遠的企業穩定、發展來考慮。比如新產品上市，不是一下子就全面鋪開，熱情給剛過，便造成市場萎縮，回天無力。

　　其三，制度管人，也需要人文關懷。郭臺銘說富士康是全球管理最規范的企業，但最規范企業變成了員工接二連三的“離奇死亡”，是不是很具諷刺意味。最近報復性暴力事件不斷出現，這不是加大處罰力度就能夠解決的，人家連死都不怕了，還怕你怎么處罰他?當然，出現這些問題，并不是一個企業或者一個職能部門能夠完全解決的，其本質是：社會轉型時期，從金錢主導的價值觀，到現在混亂的價值觀，一些人已經搞不清楚活著的意義，活著為了什么。可惜，連一些管理者也迷失了方向，價值觀紊亂了，這才是“悲劇”。

　　不要跟陌生人說話，不要相信別人······不但大人一樣，還教育小孩子也一樣，為什么?因為大家都不再信任了，遇到太多的欺騙，條件反射了。這樣的局面就是：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大家互相不信任，惡行循環。

　　想起最近看的一個故事，大致是這樣的：一個年輕人，不想干活，無錢吃飯，就在脖子上掛一塊牌子，上書：母親病了，求10元錢買藥。一個老人路過看到，給了他十元錢;過了幾天，在另外一個地方又看到這個年輕人，年輕人的牌子變成了：被小偷偷了錢包，無錢回家，求10元零錢。年輕人看到了老人，顯得有些不安，老人上去給了年輕人一些零錢，走的時候問了一句：你媽的病，好些了嗎?

　　年輕人愣了幾秒鐘，深深的點了一下頭。

　　幾天之后，當老人出去附近辦事，再次看到這個年輕人的時候，那塊牌子上寫著：本人初中畢業，吃苦耐勞，求一份工作，苦力也可。

　　一句人文關懷的話，好過百句責罵和呵斥，但卻更能震撼人心!

　　其四，要“疏”而不是“堵”。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這是古訓，咋古代也有典型的案例。大名鼎鼎的大禹治水，不就是這個道理。每年黃河泛濫，淹死人無數，在大禹之前，都是堵，但誰也沒有治好黃河。放在如今的城市管理，如果在家里可以發展得很好，為什么還要跑出來，跑出來就是為了奔一個理想的前程。而管理者因為他們找不到好工作，不是想辦法為他們創造條件，而是趕走，眼不見為凈，這不是掩耳盜鈴的勾當嗎?!

　　溫總理在2010年新春致辭中說：“要讓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嚴”。以人為本的理念體現得淋漓盡致。如果某些地方管理者用這種“清除”的方式來解決城市管理的問題，無疑是跟中央政府的思路相違背的。

　　要真正的重視民眾，就如同企業要真正重視消費者一樣，不是口號，不是冠冕堂皇的形式，而是落在實處的行動。從政策、支撐、制度、服務、執行等等為消費者，或者說把消費者(民眾)當成“衣食父母”，而不是只掛在口頭上。

　　第一，從制度到行為。

　　沒有規矩就不成方圓，所以在在制度上達到規范，只是最基礎的。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在很多年前，也有非常不好的陋習，比方說，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爭先恐后等等。但后來，制定了一些管理制度，進行規范，慢慢大家都意識到了這些行為是不好的。

　　上周，香港的貨柜車司機在神深圳肇事逃逸，致以母子一死一傷，為什么?在香港他們不敢這樣做?為什么在內地他們敢，就是因為制度不完善，而不是不嚴厲。

　　第二，從行為到習慣。

　　西裝袖子下面為什么要有扣子，僅僅是裝飾嗎?當然不是，是因為拿破侖時期，那些貴族們經常會拿袖子擦鼻涕，所以，西裝袖子下面的扣子，當時是為了不讓貴族們拿衣服擦鼻涕而縫制上去的。規范了行為，久而久之就可以形成良好的習慣。

　　第三，從習慣到文化。

　　文化很虛嗎?一點也不虛。中華文明5000年，也有很多傳承下來的優秀文化，我們身處其中，一代又一代。微軟前中國區總裁唐駿談微軟的成功，在《我的成功可以復制》這樣說道：“我心目中對各類企業有個歸納：三流企業靠人才，如果一個企業太依賴于某個人的話，它就只能算做三流企業。二流企業靠機制，機制會把人的作用切成無數的碎片，因此誰走了都不會影響企業的發展。而一流企業則是靠文化來管理的，機制不能挖掘出人的潛力，但文化卻能做到。我到了微軟以后，感覺微軟比我想象的要深奧得多，它是靠一種文化在管理著。”

　　中國文化精華源源流長，為什么就不能以此來打造凝聚人心的最高“標準”和“平臺”，反而，看到最多的是新加坡和日本對中國儒學等文化凝聚力的駕輕就熟。

　　甚為遺憾之。（來源：價值中國）